说理之为教化

陈嘉映老师这本新书有一个美妙的地方：在这本书里，陈嘉映主张哲学应当是一种对话，他不仅从说理的层面论证了这个道理，更重要的是，书中收录的几个对话本身就在向我们展示，良好恰当的对话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好书，尤其是那些洋溢着智性美的好书，很多都具有一种自我指涉性，即它所主张的和它本身的行文风格所展示的是同一件东西，也就是老话讲的“形式与内容的统一”。你论说的是什么，展示出来的同样也是什么——关于做人，我们常说一句“知行合一”，大概也有类于此吧！

本书的几个对话里，我个人从中收获最多的是最长的那篇《“说理”四人谈》，这也是比较贴合全书主旨的篇目。以下是读过四位老师的言论之后生发的一点感想，权当对整本书的读后感。我们普通人往往缺乏条件参与这种高质量的讨论，幸好陈嘉映能把它写到书里供人观摩。我写下这些的想法，算是以某种自己的方式参与这种令人神往的交流。

1.说理与说服

四位老师在讨论中一直围绕着一个观点：说服别人——或者更直接地说，改变别人的观念——有很多方式，除了说理之外，还有宣传、欺骗、威胁等等，如果只从说服效果上着眼，单纯的讲道理其实远不如其他几种方式。这是很平实的观察，道出了人类活动的一部分真相——然而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总是忽视这一点。我觉得其中部分原因在于我们总是对说理，对理性抱有过高的期望，更重要的是我们总是自以为自己是理性的。当我们采用说理以外的方式试图说服别人时，经常打着“讲道理”的旗号，以此获得正当性。网上的发言很多都以“理性讨论”开头，说出的话却少有理性的成分，这样的理性声明和教徒口中念诵的经咒没什么两样。

我总觉得，把求真性的说理看成一种说服方式，本身可能就有误解。我们把以理服人和以情动人，以权力压服人并列，仿佛道理和情感、权力一样，只是我们用来改变别人想法的工具。但这里的区别在于，情感、权力属于私人性质的事物，人可以实在地占有它，而道理是公共的，不是任何人能宣称可以独占的东西。陈嘉映在别处说过：我们并不掌握真理，但如果我们以开放真诚的心态求真，真理会降临下来掌握我们。以理服人，不是我用道理来说服你，而是我们共同服膺于道理本身，前者是在争胜，而后者才是求真。

说理不是争胜，尽管当两个人进行理论争论时看起来像是在互相较量，实际上并不是如此。求真的论辩和争胜的论辩之间的区别有点像体育比赛和战争之间的区别。我们踢足球，踏入赛场的那一刻脑子里想的就是怎么赢得比赛，但这不是我们踢球的终极目的，否则如果单纯地想打败对手有无数手段，没必要非得选择二十二个人追着一个球跑这种方式。说起来，哲学和竞技体育都是古希腊人带给人类文明的伟大贡献，它们之间本身就具有联系，并且这种相似性还能扩展到希腊文明的其他成就上——纯数学、民主政治等等——这绝对不是一个巧合。

2.说理与平等

讨论中慈继伟提出了一个挺重要的观点：我们进行说理论证，主要是为了“表达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以及人们对这种关系的认同”（P171）。的确如此，这一点，即使不说是说理活动的全部内涵，至少也说出了它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我们现代人说起平等，总觉得它是启蒙和法国大革命的产物，其实平等的概念主要来源于基督教——我们的灵魂是被上帝平等创造的，尘世的不平等只是假象——而这又可以追溯到柏拉图的理念论和灵魂回忆说。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通过辨证的方法诱导小孩子解出几何题，意在证明小孩子和大学者在智识上其实是平等的，只不过这种平等被尘世所遮蔽和“遗忘”了。现代人理解的平等是财产和权力的平等，然而在柏拉图和中世纪人看来，这种尘世的物质的平等恰恰是虚幻的，真正的平等是灵魂和精神的平等。

说理体现的平等是一种柏拉图式的平等。我和你讲道理，是因为相信我和你一样都是理性的人。尽管我们在天资禀赋和社会关系上具有很大的不平等，但我们怀有这样的信念（毋宁说是希望）：归根到底，我们是一样的。尤其当强势者面对弱势者，明明可以利用强力压服对方达成目标时却仍然选择讲道理，就是为了表达这样的企盼。尽管这样的希望大多数时候都不能实现，世俗的种种总是不免玷污说理的纯洁性，但这不代表我们要放弃希望。诚然，人与人之间有着智识上的不平等，说理虽然是通达平等的途径，但说理能力本身是具有高下之分的。有些经过说理训练的“专业人士”经常借着说理逞其才学，以智力压服人，形成“理性的专制”，而这恰恰背离了说理的初衷，是需要警惕的。

3.“专业”的说理

这就引出了一些难缠的问题：我们需要具备什么程度的说理能力？说理是越专业越好吗？或者说根本就没有“专业”的说理？《“说理”四人谈》当中，四位讨论者都是专业人士，但言谈中似乎都对学界的过度专业化倾向深感忧虑。现代生活纷繁复杂，说理时不免碰到一些知识和概念，只为专业人士所熟知，普通人很难准确地运用它们。不久前一位网红刑法教授，因为不严谨地使用了几个哲学专业相关术语，因此被不少哲学从业者（以及一些自诩哲学专家的人）批判了一通。的确，像“功利主义”这样的词，哲学专业的说法跟老百姓的说法不一样，前者显然更严谨，内涵更丰富；但如果由此就认定专业人士的说法比老百姓高明，乃至应当用前者消灭后者，实在欠妥。语言是公共的，一些概念上汇集的不只是某个专业圈子内部积累的知识，更多的是我们所有人对事质问题的关心。边沁和穆勒的功利主义观点异同是哲学课上的专题，操心禁食狗肉立法的普通人有着更紧迫的需求，这是需要体谅的。正如前面所说，虽然实际操作中未必可能，我们应当保留平等交流的信念，这样面对非专业人士不严谨的说法能多一些宽容。“我觉得你说的可能是这个意思，这里我可以帮忙澄清一下。”显然要比“你这个词用的不对，回去看书！” 更开放，更有建设性，更少学阀做派，不是吗？

我们常说说话要严谨，能够把话说得滴水不漏，让人抓不到把柄，被看作是一种优秀品质。我个人以为这一点有时被过分强调了。且不说人能不能做到说话完美无缺，就算真的把一切都说到位了，你让别人说什么？怕是除了给你鼓掌叫好就没别的了。有时候，正是语言中那些暧昧、模糊的地方激起人想要说清它的欲望，因此使得对话成为可能。借助人们描述理论时常用的建筑隐喻：言语要是严密到密不透风的地步，就会成为一座坟墓。真理性的言说则是敞开的，它邀请人们自由进出。假如真有正面意义上的“专业”说理，我觉得应该是后一种。

4.说理之为教化

四位老师最终都认为，说理论证本身很难让人们达成共识，现实中的共识往往是利益博弈乃至暴力导致的结果。通过说理，将不同群体的信念进行整合，最终融合成一个终极真理，这种想法应当被抛弃。这不免让人怀疑说理活动对现实生活到底意义何在。其实陈嘉映在对话开场白里就已经说了，说理的最大功能是一种教化。我们争论一件事的道理，不光是为了争出一个对错是非出来。庄子云，是亦一无穷，非亦一无穷，是非永远都有，重要的是参与这个过程能学到什么东西。学习哲学，乃至一切和论理有关的学问，应当修炼这样一种虚怀若谷的心态。有些人不是这样，读书把自己培训成了斗鸡式的辩者，逢人必辩，逢辩必想赢，实在是可气又可悲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