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福利小白入门I

一、理论背景与方法论评述

《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自1990年出版以来，凭借其对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独特且极具启发性的研究视角，迅速成为学界及公众讨论的焦点。这部巨著在三十年间不断“经典化”，为社会福利比较研究奠定范式，更成为社会科学领域里程碑式的著作。Esping-Andersen在书中建构出的“三个世界”也迅速成为福利国家研究最广为人知的分类框架。

随着1942年贝弗里奇报告的横空出世，英国在战后开始了朝向福利国家的制度转型。此后不久，众多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约而同地卷入浪潮，踏上转型之路。在这一转型浪潮中，国家藉由福利政策参与到资本主义经济的管理与组织之中，影响就业、工资乃至全面性的经济引导然而尽管共同属于资本主义民主体制，各国最终达成的结果却千差万别。于是，如何解释这一现象的产生，以及如何恰当地理解福利国家体制之间的差异成为了十分重要的问题。与此同时，战后的学术界也掀起一场对福利国家的研究热潮。早期学者如Richard Titmuss、T. S. Simey与T. H. Marchall等人构建起了最初的理论大厦，福利国家的比较研究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成为社会政策研究领域中的一个广受关注的主题。

与Titmuss等宏观社会学者类似，Esping-Andersen同样重视构建一种系统性的解释框架，并指出自己的“终极目标是对福利国家研究加以‘社会学化’。”（1999: 4）他继承了早期社会政策研究者的比较视角，同时又有所突破——不同于大多数已经取得一定影响力的解释理论所采取的质性方法，他另辟蹊径，将比较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在他看来，“只有比较的实证研究才能充分揭示出现代福利国家集聚或区分的基本性质”（1990: 3）这一历史性的跨越直接为后来的社会政策研究奠定了方法论基础。

Esping-Andersen认为，“研究福利国家也就意即去了解资本主义社会历史中的一个特殊现象。” （1999： 13）对于历史因素的重视使得他坚持采用一种历史性的视角，并将其嵌入自己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之中——后者是这部著作的又一独特之处。Esping-Andersen一方面希望突破“福利国家”的狭窄化定义所带来的局限性（后者往往与一系列具体社会政策相连），另一方面希望通过“体制”体现国家与经济相互交织的关系（1990: 2），于是，他从“福利国家体制”这一核心概念出发，将福利国家视为建构战后三种不同资本主义模式的主要制度——这也是《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得名的原因。（1999: 18）

《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通过历史性分析与政治社会学考察，建构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三种福利体制类型形成的原因、具体特征及其对资本主义社会产生的影响；第二部分通过大量实证分析对前述假设加以验证。“三个世界”最核心的理论建构完成于第一部分。

二、理论建构：“三个世界”的历史根源、基本特征与形成原因

（一）历史根源：古典与当代政治经济学对社会福利的讨论

虽然真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福利国家似乎是战后的新近产物，但是社会福利这一议题在资本主义早期已赢得大量关注。回溯古典政治经济学传统，众多政治经济学家就资本主义与社会福利的关系问题各执一端，争论不休，这些讨论不约而同地集中在市场（与财产权）与国家（与民主）的关系之上，成为当代社会福利的理论来源。针对如何解决阶级冲突——资本主义发展到19世纪所面临的最紧迫的危机——的问题，各派理论家莫衷一是。自由主义者认为市场是最佳的解决之道，必须实现市场自由的最大化与国家干预的最小化；保守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则与之相反，前者认为只有国家权威才能调和利益、稳定秩序，避免阶级冲突，后者更是批判自由市场中的资本积累正是阶级不平等的根源。

上述两大阵营提出的解决方式水火不容，却又在议会式民主能否消除阶级冲突这一核心问题上殊途同归——答案是否定的。自由主义者担心民主的扩大会导致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者则认为所谓的民主改革不过是资本主义稳定秩序的手段。然而就在此时，一部分接受议会改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另辟蹊径，开辟出一条新的道路 “穿破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界线”（Esping-Andersen 1999: 25）——社会民主（social democracy）。社会民主的中心论点是，议会式的阶级动员是实现社会主义平等、正义、自由与凝聚力理想的一种可行方式。议会改革在劳工动员的刺激下产生，本意是为了压制后者，但是，劳工的社会工资一旦藉由改革得到提升，其对市场与雇主的依附性便会削弱，从而发生劳工的“去商品化”。因此，议会改革实质上扩大了劳工的社会权，并因此改变了阶级权力的平衡。“社会民主”模式下的福利政策具有两种功能：促进资本主义生产力的持续发展，同时为权力动员留下空间。这条路径形成了当代社会福利政策的又一理论资源。

政治经济学进入当代以来，除了继承古典经济学奠定完成的基本概念框架之外，也受到当代社会科学方法理念的影响，更加注重实证与比较方法。现实层面上，福利国家也在这一时期得到空前发展，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完成或步入福利国家体制的转型过程，因此，福利国家取代福利政策成为了讨论的中心。

Esping-Andersen归纳出当代政治经济学诠释福利国家之变迁的三种取向：强调结构与体系的取向、强调制度与行动者的取向以及强调阶级动员的取向。

（1）体系/结构论取向重视从宏观角度研究福利国家的相似性，主要由两个分支组成——“工业主义逻辑”与“资本主义逻辑”，前者认为福利国家是工业社会与现代科层制的结果，后者认为福利国家是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必然产物。

（2）制度论取向从古典政治经济学对民主与福利制度关系的讨论演化而来，由“社会整合说”、“民主制度决定说”等几个分支组成。制度论反对自由主义者对政治与经济的分离，认为经济与政治制度是彼此依赖、整合与影响的，福利国家产生于社会经济与政治的需要。

（3）阶级动员取向来源于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社会民主”一脉，它与上述两种取向均有所不同，强调社会阶级是变迁的主要动因（agent），阶级权力的平衡决定了分配的结果。而福利政策不仅能够削弱阶级冲突，同时也能赋予弱势阶级更多的权力资源以从事工人运动。因此，福利国家是阶级动员的必然要求。

以上三种当代政治经济学的诠释各自脱胎于其古典传统，但同时也面临着各自的致命缺陷。前两种结构功能主义范式将福利国家视为趋同的产物；阶级动员范式则区分出福利国家巨大却呈线性分布的差异——这些都无法为福利国家作出合适的理论概括。基于从阶级动员理论中受到的启发，Esping-Andersen提出，思考福利国家不能简单地从社会类型（social categories）的角度出发，而应当从社会关系（social relations）角度出发。因此，他将研究焦点从“福利国家”投向“福利国家体制”。

（二）三种福利国家体制类型的提出

对福利国家体制的界定首先要求对“福利国家”本身作出界定。既有的界定方式大致可以分为两种：其一，线性计量，即通过量化某一方面的表现界定福利国家，如福利支出水平、左翼政党的强度等等；其二，定义结构，即选择一种国家的结构特征作为判准，如Titmuss（1958）根据国家福利政策的覆盖程度提出的残补型（residual）与制度型（institutional）福利国家定义。Esping-Andersen指出前者不具备解释力，在后者之上提出自己的判准——社会公民权（social citizenship）。

在Esping-Andersen看来，社会公民权是福利国家的核心概念。它包括（1）社会权的赋予和（2）社会分层，也包括（3）社会福利的公-私混合——即国家、市场与家庭在社会供应（social provision）中角色的相互交织。上述三方面构成界定福利国家之前必须扩充的三个主要原则。（Esping-Andersen 1990: 20）

通过对社会权与社会阶层的分析，我们会发现国家、市场、家庭三者间的安排体现出性质上的差异，这表明不同种类的福利国家并非呈线性分布，而是根据体制类型（regime-types）组成不同的类属（cluster）。Esping-Andersen将这些类属界定为三种，分别为“自由主义”、“组合主义”与“社会民主”：

（1）“自由主义”（liberal）体制形态以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为典型代表。它由资产调查式的社会救助、有限的普遍转移支付或有限的社会保险计划主导，其补贴的对象往往是低收入、依赖国家的工人阶级，并且严格限定领取人的资格与补贴金额，且对接受救助者具有社会烙印作用。这类体制通过最小化公共福利与支持私人福利两方面遏制去商品化趋势，控制社会权范围，同时形成了二分的社会阶层。

（2）“组合主义”（corporatist）体制形态以德国、法国、奥地利、意大利等国家为典型代表。它由国家主导的社会保险体系构成，推行阶层化的福利措施，从而维持与巩固了既有的地位分化与阶级结构。由于这类体制中国家的福利供应角色已经相当完善，市场便扮演相当边缘的角色；另外，由于受到教会的影响，对家庭方面表现出保守主义倾向。

（3）“社会民主”（social democratic）体制形态以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为典型代表。它强调福利平等的最大化，在社会权与社会阶层方面，追求普遍主义与去商品化，形成一个涵括所有社会阶层的普遍的保险体系；这一类型的福利国家扩大社会服务、保障充分就业，实质上是解除了对市场与家庭两者的限制。

Esping-Andersen凭借这一体制框架很好地回应了以往研究所模棱两可的问题——福利国家之间的差异从何而来？这些差异不再被简单地归结为线性地接近或远离某个“标准值”的程度，而是由福利国家自身的政治体制所决定的（Esping-Andersen 1990: 5）；它们不是“量”的区别，而是“质”的区别。

（三）三种体制类型的形成原因

我们在得出福利国家体制的三种形态之后，更为关键的是进一步追问，这三种鲜明的形态是如何可能的？Esping-Andersen延续其动态的考察视角，从“阶级动员本质”（the nature of class mobilization）、“阶级政治联盟结构”（class-political coalition）与“体制制度化的历史遗绪”（historical legacy of regime institutionalization）三个因素加以分析。

首先，Esping-Andersen认为，阶级动员并非自然形成的结果，但它是工人阶级形成身份认同、达到内部团结，生成政治主张与行动的前提条件。工会以及政党等动员形式是使得阶级动员产生巨大差异的本质原因，应当加以审视。其次，历史事实已经证明，囿于工人阶级在选举政治中有限的规模，工会结构几乎无法通过单个的左翼政党力量得以体现，必须诉诸阶级的联盟，赢得多数派的政治影响力。因此，反应阶级诉求的福利国家之所以能够形成，其决定性的权力资源来自于阶级的政治联盟，而不会是个别的阶级或政党。最后，新阶级的形成导致新的阶级联盟的形成，不同阶级联盟角逐政治的主导权，并且在掌握政治优势后直接影响福利国家制度化过程；与此同时，国家的制度化也会对新阶级的形成施加影响。上述阶级政治与国家制度化相互影响的历史最终形塑了福利国家的体制类型。（Esping-Andersen 1990: 29-30）

一言以蔽之，福利国家体制差异是由互动的历史性力量推动产生的。这些力量首先推动工人阶级政治模式的形成，继而推动农村经济到中产阶级社会转型之中的政治联盟的形成，最后通过历史上的一系列改革，影响阶级偏好与政治行为的制度化过程，以推动福利国家体制形态的最终形成。（Esping-Andersen 1990: 32）

三、一个开放的未来

《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一书形成的诸多影响之中，最引人注目的一点在于其为研究界提供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描述框架。

与此前流行的结构功能主义分析不同，Esping-Andersen反对将福利国家视作社会、经济或人口变迁的应激后果，而是坚持认为它是资本主义社会自身的历史与政治发展路径所导向的结果，并且具有鲜明的类型特征。在这本著作中，他将历史分析与实证研究相结合，勾勒出三类资本主义社会不同的历史-政治发展轨迹，以及它们各自产生的三种福利国家形态（Emmenegger et al. 2015）。在这个框架之上，Esping-Andersen迈出了前瞻性的一步。他提出，已经形成的福利国家体制类型会作为“独立的因果变量”（1990: 141），对资本主义的社会与经济产生系统性的影响。“藉由福利国家的制度化，当代福利国家已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性机制，对未来有决定性的影响。”（1999: 298）

Esping-Andersen在这部著作中以就业结构为例，分析并预测了不同国家的福利体制将如何推动后工业时代的社会变迁。不过，在全书末尾，他进而表明自己是要展现一种新的方式以“更充实地分析当代的变迁”，而非构建一个独断、封闭的理论框架以预测未来。因此，虽然问世以来不乏批评与质疑之声，Esping-Andersen和他的“三个世界”始终以其开放的态度源源不断地为当代学者提供灵感，围绕着“三个世界”的争议、讨论、反思与扩展，已经成为把握当代福利资本主义变迁最为重要的理论力量之一。《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一书不仅使得研究界收获了一种，更为未来的社会福利比较研究开拓出一片广袤、丰饶的疆土。

参考文献：

Emmenegger, Patrick et al. 2015. “Three Worlds of Welfare Capitalism: The making of a classic.” Journal of European Social Policy 25(1): 3-13.

Esping-Andersen, Gosta. 1990. The Three Worlds of Welfare Capitalis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Esping-Andersen, Gosta. 1999. 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 古允文 译. 台北：巨流图书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