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邪典恶童”和“油腻人间”：圣克里斯托瓦尔距离我们并不遥远
文/宝木笑
“死者以弃世的方式背叛了我们，而我们为了活下去也背叛了他们。”
——[西]安德烈斯•巴尔瓦《光明共和国》
西班牙语的文学世界一直是一个奇幻而炫目的存在。由西班牙与拉丁美洲构成的这个独特的文学王国，为整个人类文学史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光辉痕迹。不考虑十六世纪塞万提斯和《唐吉坷德》所代表的西班牙文学的黄金世纪，仅上世纪至今的世界文坛，西语世界便贡献了12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马尔克斯、聂鲁达、博尔赫斯、略萨等闪耀的群星，不仅点亮了西语世界的文学天空，更为整个人类文学世界带来了另一种可能。总体来说，西语文学一直带着小众而倔强的性格，即便成为世界文学舞台的名角，却依然不愿去取悦台下的观众。西语文学仿佛时刻在流露着这样的旁白：“你喜欢我，但我并不谢谢你，你是因为我的特别而喜欢我，而我不会为了你的喜欢而多做任何其他的事情，我只是我。”
这像极了西语界当红小说家安德烈斯•巴尔瓦。在当下的西语世界，1975年出生的巴尔瓦显然承载着很高的期望，人们希望二十世纪上半叶西语世界的辉煌能够在他身上重燃。但巴尔瓦依然我行我素在自己的大胆叙事和敏感主题上，因此他必须写《光明共和国》，这很像巴斯多丝在《巅峰的我》之后的一系列创作，一个优秀的作家必须执拗地将自己的路走完。
然这也注定将成就不凡，在活跃而竞争激烈的西语文坛，《光明共和国》出版当年便一举夺得赫拉尔德小说奖，被誉为一部虚构的美洲编年史，一部寓言式的现代启示录。巴尔瓦再次站在聚光灯下，或者像是被众人推到了舞台中央。他开始了讲述，那是关于“邪典恶童”的故事，那是他虚构的中美洲城市圣克里斯托瓦尔，32个孩子为了“光明共和国”失去了自己的生命。
“邪典恶童”：“熊孩子”的2.0版
最近几年，“熊孩子”的新闻不绝于耳。从开始时候的恶作剧、任性胡闹，最终发展到令人发指的祸事。2014年6月8日，江阴市两名“熊孩子”因“无聊”，便将天台上堆放着的杂物逐一抛下，其中一砖块击中一名准新娘头部，造成其当场死亡。2015年11月20日，圳龙岗爱联爱新小区，四名“熊孩子”拿着石块刮花了小区内54辆私家车。
而《光明共和国》里的孩子完成了2.0版本的升级。巴尔瓦笔下的圣克里斯托瓦尔的街头，突然出现了一群来路不明的孩子，衣衫褴褛，面黄肌瘦，说着无人能懂的语言。起先他们靠沿街乞讨过活，随即开展了一系列破坏活动。
在小城圣克里斯托瓦尔的居民眼里，这些孩子早已超出了“熊孩子”的范畴，他们是名副其实的“邪典恶童”。这群孩子带着一种神秘主义的气息，并且已经开始了“有组织”的犯罪。他们“通常都是三四个一群走在一起”，形成作案小组。
用巴尔瓦的话说就是“协同作案”，“每个孩子都非常自然地在整个抢劫编排中扮演着某个角色”。比如，在一次针对中年妇女的作案中，“男孩粗暴地拉扯直接将她拽倒在地上”，剩下的孩子就会非常默契地趁妇女摔倒而抢走所有东西。
这群“邪典恶童”挑战着一个小城的底线和神经。事态逐渐扩大，当年的12月20日晚，圣克里斯托瓦尔像往常一样，“以一种令当时的我们引以为傲的隐秘方式”，用慈善捐款和当年的预算结余购买了超过三吨的生活品，然后将这些物资悄悄分发到了小城的民宅、食堂和公寓门口。
然而在第二天的早上，小城的“灾难”来临了。前一天晚上精心准备的那些礼物，被“光明共和国”的那些“邪典恶童”们破坏殆尽。人们第二天早上开门之后看到的是，大米和面粉的包装被扔得到处都是，罐头被打开并塞满昆虫……这是“一场名副其实的集体暴行表演”。
就在几天前，“邪典恶童”像往常一样在超市进行“犯罪”，没想到竟遇见当地罕见的警察巡逻。结果，巡逻的警察遭遇到当地罕见的“暴力抗法”，于是慌乱中拿出了手枪，最终却是其中一名警察被同事的手枪走火打死了。“邪典恶童”的“暴行表演”与不幸因公殉职的警察事件一起引爆了小城。成年人的世界终于开始行动了，小城市长迫于压力，组织人马对“邪典恶童”开始了“围剿”。
“岁月静好”：“中年油腻”的劣质画皮
安德烈斯•巴尔瓦作为当下西语文学界最先锋的作家之一，显然不会只是想写一个关于“熊孩子”升级为“邪典恶童”的故事。巴尔瓦巧妙地将“邪典恶童”的故事，镶嵌在一个“岁月静好”的小城中，形成了一个互为表里的映射关系：孩子们的故事和成人世界的岁月，就像是镜子两边一对儿彼此狞笑的影像。
在敏锐性上，优秀的作家都是一致的。巴尔瓦笔下的主人公来到小城居住没有多久，便敏锐地意识到，“岁月静好”只是这个小城的劣质画皮，内里是“中年油腻”的小城灵魂。不一定非得到了中年才会“油腻”，一个地方也不是因为小而变得麻木和庸俗。圣克里斯托瓦尔的问题在于，人与人之间貌似亲密而熟悉的背后，却掩藏着一种经过无数岁月发酵的自私与冷酷。
“邪典恶童”最终还是闹出了人命案，他们在超市造成了一男一女两人死亡，媒体蜂拥而至，网络群情激奋。然而监控中完整的画面是，那位被孩子慌乱中拿刀刺死的保安，在之前反复抽着一个孩子耳光，而周围没有任何人做出任何举动阻止。
而当伤者在地上爬行，甚至连行凶的“邪典恶童”都向他鞠了一躬。但监控中显示，周围的成年人却都像鲁迅先生《药》中围观的看客一般，甚至还有一个女人“趁乱偷了一盒染发剂之类的东西”。也正是这些人却最后作为证人去指证孩子们，媒体说他们是“十五个值得尊敬的成年人”。其中一个女人说：“我发誓那些孩子们长着虫子一样的脸。”另一个证人信誓旦旦地说：“我们当时都十分清楚我们应该怎么做”。
“邪典恶童”的抢劫、他们的恶作剧甚至超市命案，都未能让小城的人们想到做些什么。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日子，每个人都觉得不关自己的事。圣克里斯托瓦尔的生活“看起来就像一群相似的臭虫，它们挨在一起，复制着同样的权力永动机制，同样的裙带关系圈子”。
圣克里斯托瓦尔的人们，就像是那些我们在网上讨伐多年的人们。他们貌似佛系，却无佛心，保温杯里泡坏的枸杞，手腕上磨光的珠子，手里两把泥，脚踩西瓜皮，遇到事情能抹就抹、能滑就滑，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然而，那些孩子把自己门口的福利破坏了，甚至自己家里本来很乖的孩子们，也开始试图联系那些“邪典恶童”了，人们感到一种危险来到了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于是他们坐不住了，必须要“伸张正义”了。
但“中年油腻”的小城圣克里斯托瓦尔，其办事效率可想而知。自认为办事牢靠、遇事沉稳的成年人们开始了笨拙地大搜索。巴尔瓦有意将《光明共和国》设计成一种镜像模式，圣克里斯托瓦尔自身的地理位置就是如此。这个小城紧挨着一个大森林，用巴尔瓦的话说就是，一方面是大森林极其无情、毫无人性的事实，另一方面则是一个简单事实，人们依靠一种“油腻”而活下去。所以，大搜索毫无进展，整个小说却在这种漫长的搜索中逐渐积蓄力量，慢慢走向高潮。
“救救孩子”：圣克里斯托瓦尔距离我们并不遥远
圣克里斯托瓦尔是个虚构的地方，那个二十万人口的小城，有着传统的家族、错综复杂的乡绅政治和死气沉沉的亚热带气候。那个小城曾经与周边任何一座大城市一般无二，逐渐成为地区的小小经济中心。那里种植茶叶和柑橘等经济作物，小企业逐渐繁荣发展，水电站与河道、公共广场等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小城迈入现代文明的行列。
如果用我们的文学体系来衡量，圣克里斯托瓦尔就像莫言笔下的高密乡、阎连科的耙耧山、孙犁的白洋淀，甚至像鲁迅笔下的鲁镇。巴尔瓦就是要用这些笔触一方面建立一个独特的文学空间，一方面模糊小城的面庞，为的是让读者觉得那个地方就像自己所在的城市和家乡。那里的人们沉浸在繁荣和无聊里，生活像沾了胶水的网一般笼罩着所有人，像节拍器一样呆板而乏味，锻造着可以煮死一切鲜活的鼎锅。
圣克里斯托瓦尔距离我们并不遥远，它甚至就是我们每日生活的一切。
《光明共和国》的书名在书中有着具体的指向，那是圣克里斯托瓦尔所代表的鼎锅的反面。当人们从森林一无所得地搜索回来，机缘巧合之下，他们终于发现了“邪典恶童”们的“巢穴”。小城专栏卖弄笔墨的所谓作家，一直渲染那些孩子每到晚上就会毫无征兆地在大街上“消失”，故意在人群中散布恐怖气氛，乱带节奏。其实，那些孩子们都躲到了小城下废置的下水道里，在那里，他们建立了自己的“光明共和国”。
当大人们来到空无一人的“巢穴”，他们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在那个废弃的下水道的隐秘区域，孩子们找到一间九十平方米的五边形空间，这个空间高三米，被从四个下水道口透进去的光照亮。这个空间完全是“光明的世界”，因为到处都是无数的镜子碎片和嵌在墙上的玻璃碎片，“玻璃瓶身、眼镜碎片和破碎的灯泡让光在不同的墙面间反射，就像一场盛大的舞会”。
所谓“邪典恶童”的背后依然是一颗向往光明的童心，虽然还带着恨吧。小说对这些孩子的出处不惜笔墨地进行分析，笔锋凝练的巴尔瓦之所以这样做，更像是在分析这个社会为什么会出现这些人人喊打的“邪典恶童”。他说这些孩子都是流浪的儿童，有的是被拐卖，有的是因为离家出走，总之是成年人的世界把他们推向了那个他们不得不面对的江湖。
而巴尔瓦最终也将“邪典恶童”的“标签”砸得粉碎，这正是《光明共和国》最精彩的部分，当然也是最让人唏嘘长叹的部分。书中的“我”在多年后依然无法忘怀那个暴雨中的日子，他们找到孩子们的“巢穴”，却没有发现任何人。最终，数十年不遇的暴雨让小城的地下排水系统崩溃，大人们只能提前逃出，却在第二天发现了32具被淹死在地下的孩子尸体，那就是被小城无数人诅咒的“邪典恶童”们……
更让人不忍猝读的是，其实当时那些孩子一直躲在“巢穴”更加隐秘的周围，他们默默看着那些在“光明共和国”呼喊的大人们，外边暴雨如注，他们默不作声。大人不得不离去，孩子们也知道自己的危险，明白只要他们呼救，他们就能免于一死，但他们并没有那样做……
这更像一次决绝的反抗，也是《光明共和国》最让人黯然神伤的烟花，烟花易冷，人世苍白。
面对“熊孩子”和“邪典恶童”的各种新闻，成年的人们早已形成了一套“油腻”的“应急预案”。他们无非就是控诉教育制度，控诉无良家长，控诉互联网时代的信息爆炸，然后便端着保温杯转身回到自己的办公桌，吸溜吸溜地嘬枸杞水了。
鲁迅先生《狂人日记》的最后一个章节只有16个字：“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救救孩子……”孩子是谁？孩子是我们的未来，更是我们自己的一面镜子。如果我们每个成年人不真的静下来好好反思自己，并立即付诸行动，真正做到从我做起，从当下做起，从每件小事做起，那么我们的一切唏嘘和声讨都将是无力的，甚至是伪善的。也许，这也正是安德烈斯•巴尔瓦用一种西语文学特有的偏激奔放，写下《光明共和国》的原因所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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