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为鉴：五四的另一面

五四运动像一面镜子，正面就是我们熟知的政治性叙事：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抗议巴黎协议重新瓜分列强势力的民族主义浪潮再次点燃了国人参与政治的热情，五四新青年通过广场联络集会引发了广泛的民众抗议活动，这一划时代的事件被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反面则是不为人熟知的一面，也是作者全书着重论述的一面：一批受过新式教育的新型知识分子，他们急切想表达渴望文艺复兴的深层追求，这批人的介入使五四事件变成了一场名副其实的新文化运动，又或可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

需要指出的是，作者对于五四运动的论述不单单指1919年前后的反帝爱国运动，其时间跨度大概从清末维新变法开始到抗日战争结束。据我分析，作者论述的重点不在政治上，虽然也有涉及，其重点在于通过对清末以来知识分子阶层的流变来探究百年前风云激荡的年代里救世思想的变化及变化的原因。作者聚焦于社会学、文学的范畴，援引古今中外非常丰富的资料，增加文章的底蕴与可读性，不同于普通的“背书”式分析五四运动，作者另辟蹊径的视角，既有上层社会的理论，也有中下层理论的分析，在自上至下的变化中慢慢解开五四运动的另一面。

第二章 五四前奏：从国家崇拜到政治疏离 第三章 “无政府”构想：“社会”观念形成与传播的媒介 第四章 “ 个人主义”兴衰史：“个体”是如何消融于“社会”之中的 第五章 践履型知识群体的崛起与社会改造运动

除第一章导论外，从余下四章的标题中大可以窥见本书的一个重要脉络：国家——无政府（个人）——社会。这一大致自上而下的脉络，一是反应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与“救国阶级”为了使中国加入现代化进程的努力；二是反应了自清末以来中国社会的主要思想的流变，当然其界限并不是这么明确；三是这样的思想脉络总体上都是与中国传统交相运作，尽管当时“打倒孔家店”甚嚣尘上，但不可忽视的是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巨大影响。

清末的知识分子包括保守派、改革派、革命派，都有不同程度的国家崇拜，各自立足于不同的立场，谋求中国富强之路。大抵上寻求于“国家”政权的建设、国家力量的强化，自上而下的发起救亡图存运动。中国民族国家的建设，自晚清开始到1912年民国初，一直没有完成。首先是政治建构形式的不稳定，其次是在疆域和实体意义上统一的民族国家一直没有形成，还有是政党政治被操纵变成了利益争夺的工具，甚至后来还有袁世凯的复辟、张勋复辟等闹剧的出现。在这样的过程中，时代围绕讨论的中心问题也是如何调动文化与社会及心理的各种因素，为建构政治性的国家理念及实体而服务。“国家”在近代早期知识分子心目中几乎具有了“偶像崇拜”的意义，仿佛只要国家政体的制度设计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也一并解决了，又仿佛“民族—国家”的建设可以完全归结为某种政党政治的上层经验。这样的论断在经历过民初政党政治无效率的扰乱争斗之后，终于遭到了无情的质疑。陈独秀的《偶像破坏论》一文几乎把现代国家与宗教偶像并列其观，均打入破坏打到之列：“可见国家也不过是一种骗人的偶像，他本身并无什么真实能力。现在的人所以要保存这种偶像的缘故，不过是借此对内拥护贵族财主的权利，对外侵害弱国小国的权利罢了”。

五四中心话题的形成是对戊戌维新以来“国家主义”崇拜的一种直接的反动。这样的一种国家认同的危机，让晚清时期就有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一跃成为社会思潮的主流。无政府主义者对“专制”和“民主”双双进行批判似乎过于超前，不过其对民主政治不抱有任何幻想的批判精神，却是民国初年政治反省意识的先声。无政府主义者的眼光自一开始就关注下层世界和平民阶层的状况，与立宪、革命党的思想取向大有不同。无政府主义的真正崛起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和结束这段时期，这是社会观念引入、新型组织兴起，无政府主义追求大同世界，以社会组织日常活动，聚焦于或依靠平民，主要是工人、农民和劳动者。（p96）无政府主义者尝试脱离从政府上层制度寻求民主改革方案的政治学模式，从而把讨论的注意力转换成一种社会学的视角，他们从传统中国基层自治的土壤中汲取养分，试图唤醒广大农村和基层，现在看来不过是空中楼阁。在其中，有一个另类——朱谦之，追求一种“虚无主义”，也颇有意思。无政府主义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设计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先把“社会”范畴从“国家”的总体目标中剥离出来，确定其独立的存在与解释意义，从而把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区分开加以审视。第二步，因为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大多是“大同主义”者，他们创设的社会公域不是私人化的，而是实行平等自由理想社会伦理的一个过渡阶段，所有它有超越“国家—社会”的二元对峙的倾向。无政府主义作为20世纪初改革历程中的一个过渡性团体，在建立近代中国的“社会”观念体系方面做出的贡献是难以磨灭的。

如果从观念史的角度观察，“个人主义”在五四以后的舆论场中遭遇冷落并慢慢销声匿迹，大致不出两个原因：一是中国古典认知体系本身就不具备以个人为本位的思想。“个人主义”是纯粹的西方舶来品，尽管时人在转译过程中对其含义不断做出修正，以尽量适应中国传统的思维习惯，但其西方思想的本义却明显悖离中国人的处事原则，终究难逃水土不服、昙花一现的命运。二是在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中，中国几乎时时刻刻受到外来压迫的威胁，始终在世界格局中处于弱势地位，被肢解瓜分的恐惧感一直盘旋在近代知识分子的脑际，成为挥之不去的阴影，这种持续的心理焦灼势必影响他们对西方思想输入的选择取向“个人主义”鼓吹个性解放虽然对年轻人拥有巨大的感召力，却最终难敌“集团主义”在图强御侮方面焕发出的强大凝聚力量。

五四前后极端个人主义论述曾经短暂流行，倡导“个人主义”言论以陈独秀最为著名。在那篇《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的名文中，陈独秀首揭东西方“个人本位”与“家族本位”对立之论，说“西洋民族自古讫今彻头彻尾个人主义之民族也”。举凡一切伦理、道德、政治、法律、社会、国家设置的目的都是为了拥护个人之自由权利与幸福，思想言论之自由以及个性之发展。所谓“人权”就是载于宪章的个人之自由权利，即使是国法也不能加以剥夺，“此纯粹个人主义之大精神”。陈独秀的另一篇文章《一九一六》则进一步深化了对“个人”重要性的看法，他说“尊重个人独立自主之人格，勿为他人之附属品”，乃是“个人主义”的真精神。个人的人格高尚，国家整体的“国格”才能随之提高，而不是相反。“集人成国，个人之人格高，斯国家之人格亦高，个人之权巩固，斯国家之权亦巩固”。与西方相比较，中国自古相传的道德准则正好与此背离。陈独秀抨击儒教宣扬的“三纲”是一种“奴隶道德”，说“人间百行，皆以自我为中心，此而丧失，他何足言？奴隶道德者即丧失此中心，一切操行，悉非义由己起，附属他人以为功过者也”。

在后续的时代演进中，个人主义思潮逐渐消融于“社会主义”思潮中，因其固有的与传统相悖的特点，个人主义也不断被污名化，其完全是西方的产物，在本土化过程中存在障碍。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生时，恰逢欧战结束五四青年抗议列强瓜分、呼吁国家振兴的政治主张与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密不可分。经过这场运动的洗礼，“个人主义”往往被当作一剂解决人生困境的良药，供青年们选择服用。可事实证明，这剂药方仍不过是各种集体政治诉求的副产品而已，不可能像“团体主义”那样升格成一剂救世的主药。对纯粹独立“个体”“自我”解放的追求大多只能拘守在文学艺术相对狭小的创作圈子当中，权作释放自我激情的秘方，在现实层面并没有鼓起多大的波澜。

五四以后，政治局势的变化波谲云诡，已经把大部分青年的注意力完全引向了外界，他们内心萌生的人生困惑如果不与国家社会问题的解决密切关联起来，就不具任何正当性。抗战结束后，国共两党对中国前途和命运的争论，更是几乎把所有五四期间成长起来的一代青年卷入其中，“个人”是否需要融入“集团”和“组织”已经不是个自选题，而是衡量一个人精神境界高低的大是大非问题。那些平时本属正常的“个人”欲求在抗御外敌的特殊时势下，也会变成“自私”和“丑陋”的代名词，成为必须扫除清理的对象。

在这之后的新中国建设过程中，个人主义更是被视为资本主义余孽，那是与集体主义思想从根本上排斥，社会主义公有制从制度设计上否定了个人主义在中国再度复兴的可能。不过，自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不复之前的整体性、不断分化，各种利益集团不断产生，不同的思潮都占有一定的市场，尽管我们强调社会主义主旋律，但是当下消费主义、享乐主义颇受追捧，西方虎视眈眈时刻欲“和平演变”中国，内外问题严峻，又适逢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在后疫情时代，世界格局如何演变，我想中国是有一定的话语权的。

百余年前的五四就像一张深具文化象征意义的符号之网，各种组织与人物分别以激进、保守和调和的面目交织活动于其中；而且它还是一个不同思想纠葛对话的场域，各种对立的思想潮流在这张网中不断发生碰撞和交锋。

2020年5月29日星期五 17: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