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朱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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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古时期的南方，在与其北方邻居不间断的互动过程中，因其所处之自然风土与文化上的疏离感而被中古北人镌刻上了“瘴气弥漫的蛮荒之地”的文化符号。唐代作为中古时代最后一个大一统王朝，将南方(江南和岭南)较为稳定地控制在其疆域范围内。对于北人而言，南方只是唐政府攫取资源与流放异己的边远之地，而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人而言，南方环境所孕育出的自成一系的文化脉络却具有独特的魅力。张国刚先生指出二十世纪的隋唐五代史研究有着“制度史的钩沉索隐, 政治史的探幽发覆, 经济史的推陈出新, 社会史的异军突起, 文化史的别开生面”的局面，[①]但这一时段的唐代南方以及唐与南方关系的研究则比较稀缺，并且大都集中于中古时期南北问题的讨论，囿于北人——不论是留居在北方之人还是南下的北人——看南方的视角，本质上仍是以北方为中心。与民族史相关的研究，焦点也大都在与西北与东北边隅的民族关系的讨论上，对于南部边疆与南边世界的讨论则有待发展。
而薛爱华(Edward H. Schafer)的《朱雀：唐代的南方意象》（The Vermilion Bird：T'ang Images of the South,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7，中文本于2014年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发行）则借由对唐代南方世界的人群、自然观、天与气、陆地与海洋、矿物质及动植物诸方面的讨论完成了中古中国南方博物志的再书写，是唐代南方研究的补足。他用不带偏见的笔触对与唐代相关的史籍诗文进行重新分析，并从其中摘寻出与他分析之各方面的相关内容，通过列举唐人所关注的内容与唐代南方的实际情况的对比，为读者展现了一个区别于被夸张化的南方的实际图景。这一部唐代南方的博物志所涉及的方面与内容足够详尽，可以作为了解唐代南方名物的百科全书进行随时翻阅。
薛爱华这一独具匠心的角度设置与其自身语言学与人类学的训练经历息息相关。他曾师从著名人类学家亚弗列·克鲁伯（Alfred Kroeber）和罗伯特·罗维（Robert Lowie）并曾接受过语言学家赵元任和汉学家陈受颐的中文指导。[②]这无疑有助于形塑他个人注重名物研究与语言文学的独特书写风格。艾伯华教授（Wolfram Eberhard）于1969年发布在《华裔学志》的简评指出《朱雀》对于薛爱华另一本唐史著作《撒马尔罕的金桃》（Golden Peaches of Samarkand，1963）在研究层面的承接，前者关注南部边界，而后者关注同时代的其他国家留给唐人的印象，其中犹以西部边陲为重心。他同时也指出本书对唐诗作为史料的关注，以及蕴含在其中的被多数学者所忽视的社会学、动物学与植物学的相关内容，他还赞赏了薛爱华对欧美文学作品的智慧引用。[③]
汉学家侯思孟（Donald Holzman）则于1969年在《通报》上对《朱雀》进行了评价，他指出了《朱雀》的不足之处，如对于在这一时期职能发生重大转变的节度使（chieh-tu shih）的翻译和认识不足、对于一些原始史料的过度文采化和孤立化理解（例如将柳宗元《小石城山记》与波德莱尔《应和》的相提并举，容易使得读者对柳宗元的“造物者”认识带偏）、对引用材料的过度解读（如对日本学者小尾郊一作品所引用文段的误解）、对于诸如姜公辅这样的重要人物的忽略。与此同时，他也认为薛爱华在中西文选的对比方法上具有启发意义，这样的对比或许有助于在整体史的层面上看待中世纪时段中西都具有的本土主义。[④]
本书统共分为十二章，作者分章节对唐人对南方名物的不同方面展开讨论，承续其名物研究旨趣的一贯风格。在介绍性的绪论部分作者针对英文世界的读者解释自己的中古汉语拼音体系，并对重要名词即江南、南越、岭南和安南、蛮人和华人、仙、灵、克里奥人进行阐释，以明晰读者对本书所涉及之概念。在第一章《南越：前景与背景》中，作者主要从语言和族群的角度对南越即今广东、广西与以红河三角洲为主体的越北地区的人群与文化进行了简要概述。南部是一块汉人能够不断进入的地方，因而它的边界常常是流动不定的。
作者为第二章起名为《华人》。隋唐之建立经历了一个重新征服南方的过程，因而这里的“华人”包含几重含义，前来收复南方的士兵、任职于此的官员、迁客逐臣与“克里奥人”即祖先为汉人而出生在南越之人（页15）。唐代的迁客逐臣一直对南方怀有刻板印象，即使在他们亲临南越后仍然如此，他们怀着恐惧心理并拒绝欣赏此地之别有风情的亚热带氛围。相比之下，书中的“克里奥人”如张九龄则始终保持对南方景观的赞赏之心。两种人群之对比揭示了唐时北方汉人对南方的这一边远野蛮之地的蔑视态度。今日观之，状似受人诟病之东方学，西方中心主义将东方脸谱化，唐代北方华人将南方脸谱化。
《蛮人》作为第三章的主题，与《华人》相对比与承接。本章展示了名称被动物化的南方蛮族，譬如“獠”，这本为一个族群的名称，后泛化成为南方蛮族的代称，被认为非人或未开化（页117），唐政府于是在此开展教化活动。“獠人”对汉人统治的反应也颇为有趣——他们的暴动并不在少数。当然，唐政府也懂得以建立土著管制的羁縻府州的方式与土著进行合作。本章还为我们介绍了同时代的占婆人以及容纳众多外国人的广州的富庶。
第四章的内容则侧重于《女人》，唐中后期诗人描写南方女人时所裹挟之意象的向南转移，为我们展现了古代越女形象向南迁移的过程。作者认为，女性在南方占有不同于北方的重要地位，南越之女也与北方人所幻想的女神形象有所不同。然而，这一章的简短论述显然不够充分，其中对女性在中古时期南北双方的不同地位的简单化对比更是让人感到困惑。隋唐存在的整个帝制中国时段唯一一个女主政权以及女性频繁活跃于在政坛与生活中的情形，无不彰显此时女性地位的特殊性，这一现象也被归因于南北朝时期的胡汉交融与隋唐皇室的胡人血统，史实所在，并不难见得。作者希冀对南方所存之女性崇拜的独特性进行阐述的努力用心良苦，但他对北边女性在这一时段的特殊性的回避——他对北方女性之地位的论述，似乎更像是为衬托南方女性之独特的勉强对比，矫枉过正的论证显得不够全面与公正，令人惋惜。
在第五章的《神灵与信神者》中，作者指出唐代南方具有复杂的神灵信仰，除了受到官方推崇的道教与佛教的影响外，本土的英雄崇拜与自然神信仰也无比发达。与此同时，南方密林雨雾丛生的环境催生了诸如水弩、山魈之类的妖怪形象，尽管它们大多是出于幻想或加工。
第六章《世界》所阐述的主要内容并非唐代南方世界的形态，而更准确的说是世界观。作者以西方学者的视野所阐发的中古诗歌中出现的“造物者”形象具有启发意义，他认为，中古士人眼中的“造物者”是有个性的工匠，并不具有救世主的形象，他们对“造物者”的阐述也更多是源于对于南方矗立的奇山异林之美景的解释无能。这一部分也是前述侯思孟对本书的主要关注与批判之处。
第七章《天与气》着眼于南方不同于北方的气候，旱雨季之分取代了四季轮换，沿海的地理加之多雨的气候，风暴是不可避免的常客。更为显著的是它所孕育的种类众多的疾病，尤其是臭名昭著的“瘴气”，它们带给汉人无限的恐惧。对此，唐代有着众多针对这些疾病的药方。第八章《陆地与海洋》介绍了南越地形，独特的喀斯特地貌与混入红土泥沙的红河无不给人以炎热的红色意象，海洋中各种奇特生物发出“火光”，山与洞穴充满了灵气，隐秘而迷人。人们对火山喷发所造成的温热泉水具有的医疗价值进行了记录，这时也出现了对南越地志的专门研究，这与地志在中国的流行相伴而生。
第九章《矿物质》则为我们介绍了南方的石头们，有与多雷鸣天气传说相关的雷石，有具有药用保健价值的石钟乳，赫赫有名的朱砂进入了古人神圣的装饰品、也被一些人视为真正的仙丹，有滑石、铅、石墨、盐、珊瑚、宝石、石英、玉石、青铜、珍珠，还有在南越具有交易货币功能的金银。作者通过对南方矿物质的罗列，生动地展现了资源丰富的南方世界。
作者对名为《植物》的第十章研究之详尽令人赞叹，他将南越这一块“介于亚温带森林和真正热带雨林之间”（页338）的区域中所生长的植物分为五类以展现它们的多样性。“神奇植物与有毒植物”（页338）是第一类，其中包括了枫树、印度甘草、菩提树、石黄香、玳瑁甲这些具有巫医色彩的植物；“有用植物”是第二类，包括榈木、樟科树木、芭蕉、椰树以及与之相关的椰花和椰叶，椰花所酿之酒是“醉人的饮品（页349），而椰叶则是制席的好材料、石榴、起兴奋效果的槟榔、具有糖分的糖棕、海枣树、“酒树”、藤本植物、在人们生活用具中扮演重要角色的竹科植物、诃树、可做木屐的枹树、染料植物以及漆树；“食用植物”是第三类，作者指出“热带居民基本以植物为生”（页364），其中包括水稻、芋头、薯蓣科植物、柑橘类水果、香蕉、荔枝以及鲜为时人所知的芒果、杨梅、梅子、山胡桃、甘蔗，还有蔬菜与藻类；“芳香植物”是第四类，包含了豆蔻、高良姜、桂树、沉香木以及“中国橄榄”等，为时人的生活增添了不少芬芳气息；“观赏植物”是第五类，除了与现代分科概念模糊的鸡蛋花、茉莉和薝卜之外，还有因其红色外观而拥有传说的刺桐、木槿、同呈红色却罕为人知的山茶、海棠等，以及颜色更为暗淡的植物如夜合花、睡莲、“指甲花”、“黄环”、红树林等。
第十一章《动物》的篇幅与上一章相当。我们所知悉的是，中古时期的物种名称与现代名称有着几乎截然不同的面貌。作者配合中古中国南方特定情况在现代基础上的分类框架中将这章分为六个小节。在所有这些动物中，它们有的具有食用和药用的作用，有些被作为精美装饰品的来源而为时人所赞叹，有些被化为诗歌的意象而具有了特定情感的象征意义，而有一些则尽管存在，却未能被时人所关注。在“无脊椎动物”部分，作者介绍了包括海洋中的蜇（水母）、蚌、贝壳、鹦鹉螺、鱿鱼、鲎（皇帝蟹）、蝤蛑（海蟹的一种）和虾以及陆地上的昆虫如统称为毒虫的怪虫和巨蚊、蜂类（蜜蜂、黄蜂、黑色毒角蜂）、“宝石金龟子”色彩艳丽的蝴蝶；在“鱼与蛙”部分，作者实际上只谈了包括飞鱼、“鱼虎”、“剑鱼”、鲳鱼在内的鱼类，并未谈及蛙类；在“爬行动物”部分，作者则一方面介绍了海洋的龟类，包括革龟、花背鼋、“鹗龟”、“赤鳖”、“朱鳖”和玳瑁、红海龟、以及绿海龟，或许是其长寿的缘故，它们往往被认作神龟或灵龟。另一方面则介绍了陆上千奇百怪的蛇类、具有药用价值的蛤蚧和亦海亦陆的鳄目动物；在“龙及同类”部分，作者指出龙这一名词事实上十分宽泛，它包括蛟、螭、以及“摩迦罗”，它们也被认为是水中的怪兽。龙被认为是“降雨精灵”（页440），人们对它进行生殖崇拜，并衍生了龙舟仪式；在“哺乳动物”的分类之中，有牛类、拥有迷人传说的虎豹、食用皆可的大象和犀牛、猫狸类、鹿类、因其悲啼著称的猿类、海豚和蝙蝠；在最后的“鸟类”分类中，有智慧的鹦鹉、逐渐成为乡愁符号的鹧鸪、羽毛艳丽的孔雀以及雉科鸟等，“凤凰这一艺术形象很可能是多种雉科鸟类和孔雀的混合”（页489）。然而，时人却倾向于忽略南越森林所孕育的那色彩斑斓的鸟类世界。
作为尾章的第十二章《朱雀》是作者的点题之章。作者从感官的角度总结南方之地味芬芳、人食虫饮酒茶、自然风水所留与人之蛮语以及铜鼓芦笙之声奏起的乐章，还有自然风物所呈现的红绿对比之鲜艳色彩，所有这些构成了中古的南方形象，作者选择四象之中代表南方的“朱雀”来加以概括，即使朱雀从来就不是一个实际的图像。
本书是枚宝玉，却也有瑕疵的地方。首先，本书所指的南方，毫无疑问聚焦于南越地区，这与通俗意义上的长江以南存在着较为巨大的差异，尽管作者在行文中通过南方意象的南移过程和对南方刻板印象的存在隐约回应了这个问题，但书中大部分的篇幅的时空难以完全贴合书名所标注的时空。其次，用宋代之史料去证明唐代之史实，也是值得商榷之处，如中译本第306页论证唐人对南越有用金属的重视之处所引南宋史料《舆地纪胜》，以时代较后之事证时代较前之事，缺乏说服力。
在薛爱华这部别开生面的著作，可以见得他对将南方文化符号化的警惕——这样的符号化无疑限制了蕴含其中的可能性。这或许也在提示我们思考，在看待他者之时所应怀有的态度与视角，如何才足够公平合理。合卷之时，我们会情不自禁地感到唐代南方的精彩面貌附着在想象的“朱雀”形象上神采奕奕地飞扬。
[①] 张国刚：《二十世纪隋唐五代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历史研究，2001年第二期。
[②] 程章灿：《四裔、名物、宗教与历史想象——美国汉学家薛爱华及其唐研究（代译序）》，薛爱华：《朱雀：唐代的南方意象》，程章灿、叶蕾蕾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10月，第1页
[③] Wolfram Eberhard，”Review work: The Vermilion Bird: T'ang Images of the South by Edward H. Schafer”, Monumenta Serica, Vol. 28(1969), pp. 462-463
[④] Donald Holzman: “Review work: The Vermilion Bird: T'ang Images of the South by Edward H. Schafer”, T’oung Pao Series, Vol.55, Livr. 1/3(1969), pp.157-1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