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点感想

大革命前的专制王权和贵族特权压制着包括资产阶级、农民、小手工业主等人口众多的第三等级。议会成为大革命期间温和派、激进派革命人士讨论国事的主要场所。作为对专制王权反叛的象征，众人讨论的一院制议会在之后第三共和国、第四共和国期间成为了国家权力的中心。对行政权的不信任和多重限制、对议会讨论商议的追崇，成为了法国共和政体的典型标志之一。然而，第三共和国和第四共和国期间由于行政权受限，政府无力而频繁更迭。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议会本身。一院制的议会本身蕴含着大革命时期二元对立、分裂的政治文化“幽灵”。首先，一院制的设置源于大革命时期革命人士对专制王权的反叛。穆尼埃提议的效仿美国两院制设置被多数否决，因为这被认为是分裂议会立法权、削弱议会力量，从而给专制王权可乘之机的设想。但是，一院制的议会并没有很快形成公意和凝聚力，反而是一副“跟着感觉走”的主观随意的场面。这种无党派的混乱局面即使在20世纪现代政党政治流行的时代也依然存在。无论是第三还是第四共和国，议会上始终没有一个稳定的、得到多数支持的党派，暂时的多数党也常常是若干政党的联盟。这种分裂的、左右对立的政治状况在第五共和国的政治生活中依旧存在。

尽管第五共和国的半总统制看似终结了议会共和时代的混乱，但这一政体本身就是一种对传统的反叛，看似与传统的决裂本身就反映了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而分裂、二元对立、激烈的政治文化在第五共和国依旧延续。在第五共和国中，总统成为了国家力量的象征，其代表的行政权比以往的共和政体都要强大，而且不存在有力的制衡。大革命政治文化的“幽灵”首先就体现在总统权力地位的争辩上。这一争辩的焦点是卢梭与孟德斯鸠代表的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对立，具体反映可以追溯到在大革命时期代议制民主与直接民主的纷争上。如果要建立如卢梭所说的以人民的公意为基础的共和政体，就得实行直接民主制。然而，这种理想主义的设想在小国寡民的古希腊都面临许多问题。而孟德斯鸠提倡的代议制民主在大革命时期又受到激进革命人士的反对或扭曲实施。在第五共和国时期，经过1962年的宪法修正，总统由人民的普选产生，而不经过议会的选举。这一改革使总统权力的来源合法性得到增强，总统似乎是人民公意的结果。在2002年，关于议会选举日期晚于总统选举的改革也通过了，这意味着出现“左右共治”局面的机率大大降低了。总统实施其权力的阻碍越来越少了，加上缺乏议会或宪法委员会有效的制衡，总统权力地位在第五共和国政体中愈发突出，无怪乎有学者称其为“共和君主”。尽管从实际效果来看，第五共和国的政体运行稳健，是以往议会制共和政体难以望其项背的政体，但对专制王权历史的忌惮、对现行政体的不信任、分裂的政治文化并没有在第五共和国消失。尽管两院制议会削弱了议会的力量、议会的地位也不再如第三、第四共和国那样显赫，它仍然是政治文化幽灵体现的场所。多党林立的议会在上世纪的第五共和国历史中出现多次左右轮替执政的情况，在新世纪的今天，民粹势力再次崛起，延续着分裂、对立的政治文化。

受到“总统化”的影响，现代政党并不总是代表社会中各自群体的利益，而是以成为执政党、将党魁选上总统为导向。对于公民而言，从大革命时期就存在的激烈的游行示威活动依旧是其参与政治生活的选择。大革命时期所体现的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对立在民粹政党势力的崛起中得到体现，而在游行示威中这一现象得到具体反映。近几年来黄马甲运动、反对养老制度改革的游行中，示威群众标语和观念体现着一种精英与大众的对立。在2020年1月初里尔的反养老制度改革游行中，出现了不少反映示威民众对政府和大企业勾结的标语和歌曲。如有示威者的标语为“Conspirateur, Ami des Capitalistes et 40 voleurs”，以“阿里巴巴与40大盗”的故事题目与“CAC40”法国股票指数的结合，表达出一种对政府与资本家精英们勾结的嘲讽。此外，游行中的警民冲突也是激烈、二元对立的政治文化的体现。法国社会近年来不断恶化的警民关系直接体现出人民对警察部门的不信任和不满。警察部门是国家的暴力机关，象征着国家力量。警察暴力是大众不满的起因，这种不满的情绪在游行前线与个体的警察互动中直接体现，表面上是对警察部门滥用职权的不满，实际上更是对以精英为代表的国家力量的反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