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共和国》：后革命时代的普遍倦怠
一切都四散了，再也保不住中心
世界上到处弥漫着一片混乱。
——叶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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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家安德烈斯·巴尔瓦向我们展示了这样一个世界：杀死孩子的不是恨，而是自以为是的爱。
在《小手》中，人们以爱之名，让一个女孩步步走入窒息的深渊。在《光明共和国》里，奋起反抗的孩子被爱的秩序吞没，长辈们以爱之名，维护一套令孩子窒息的生存法则，他们教导孩子应该怎么做，却恐惧于孩子真正的自由意志。于是我们看到这样一片图景：当人们高谈阔论自由与尊重时，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匮乏的却正是自由和尊重。
今日之世界，作用于人心深处的是一种麻木的政治。
巴尔瓦用小说打开坚硬秩序的缝隙，他所要揭示的，其实是现代社会让人倦怠和窒息的生活，在一套科层制、繁文缛节和技术中立论维护的世界中，一种麻木的政治正在成为今天的主流。今日之世界表面上是疯狂和撕裂的，但作用于多数人内心深处的是一种麻木的政治，这种政治教育人们循规蹈矩、维护秩序，它的实践理念不是为恶，而恰恰是以爱之名，发展出的一系列维护稳定和秩序的法则。
事实上，它行之有效。如果以稳定为核心观念，现代社会培养起的秩序或许是人类历史上最有效的秩序，但应当被反思的是：这种稳定秩序是理想生活的来源吗？如果人类追求的不仅是温饱和重复，还有更高意义的创造和善良，那么我们要追求的到底是牺牲自由所换取的稳定，还是一个不同的价值准则？在这个意义上，巴尔瓦的小说深入了今日世界的关键问题，他所描绘的不是乌托邦与梦魇，正是与我们息息相关、爱之恨之的这个世界本身。
要理解安德烈斯·巴尔瓦的文学观，《小手》和《光明共和国》是两本恰当的书。前者向人们展示了一个人如何被生活所吞没，其背后是现代文明施加给人的窒息感。后者表现了一群少年如何反抗秩序，其背后是当现代文明发展到一定地步，随着它自身的结构性问题，必然会引发燃烧和暴力，乃至以战争、种族屠杀为形式的人口清洗。
安德烈斯·巴尔瓦是一个警惕垄断资本主义与威权政治结合的作家，在他心里游荡着来自伊比利亚半岛和南美洲深处的幽灵，资本主义的问题、青年人的左翼抗争、无政府主义思潮乃至抗争如何失败（反抗者的变质）成为他关心的重点。如记者Alina Cohen所说：“巴尔瓦认为，资本主义已经伤害了我们对无政府主义乌托邦的想象，于是，他在孩子们那个没有秩序、变动不居的社会中创立了一种蕴意悠长的至美。”但巴尔瓦对青年的同情并没有使他将革命浪漫化，在群体性骚动演变成革命（或另一阵营谓之暴乱）的过程中，他看见里面的血腥、残酷和镇压，也看到反抗群体内部的情绪化、稚嫩乃至容易被瓦解和改造的可能。不存在完全理性的政治，现实的政治往往伴随情绪，它总是以激情的方式到来，在双方共同的极端化中演进，直到一方的能量被耗尽。这就像两只赤焰巨龙在不停燃烧对方，直到有一方轰然倒地，否则梦魇不会落幕。巴尔瓦想说的是，单纯指责施暴者没有意义，浪漫化施暴者也没有意义，更值得追问的是怒火为何发生，暴力的源头究竟是孩子，还是日益腐败（却没能及时改良）的秩序。
《小手》
（西）安德烈斯·巴尔瓦 著
童亚星 刘润秋 译
理想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0年4月
《小手》：我们如何被现代生活吞噬
巴尔瓦的小说是对现代社会的寓言，但较真的说，现代社会的变化也不过是人类文明所表现出的周期性重复。要说巴尔瓦小说真正独到的地方，倒不是那些政治暗示和惊心动魄的事件，而是他展现了被现代文明压抑着的心理活动，在对声音尤其是歌谣的灵活运用中，巴尔瓦的《小手》具有一种梦魇般的阅读体验。沉沦、压抑、错乱、歇斯底里，孤儿院的少女，仿佛要被大海吞没。
《小手》是一个多声部结合的内心剧场，巴尔瓦延续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试图把小说作为一个不同声音交汇的装置艺术。如果说陀思妥耶夫斯基要处理的是人与上帝的关系，那么巴尔瓦思索的则是现代文明中，一个人如何自处的问题。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中，教堂是一个重要隐喻，因为它意味着一个人谦卑低头的时刻，它把人与上帝的关系具体到一个庄严的空间中。而在巴尔瓦的文学世界里，孤儿院和孩子也是重要隐喻。孩子并不只是纯净无邪的化身，其实在巴尔瓦的小说中，孩子也是恶行的参与者，孩子也能发起恐怖的暴力。在《小手》和《光明共和国》中，孩子一方面代表了打破旧秩序的希望，但另一方面又潜流着恶，在日后也有被成人秩序收编的可能。而孤儿院则是一个现代社会的化身，孩子们在里面生活，但每个人实际上又是孤独乃至被窒息感包围的。
荷尔德林曾说:“人充满劳绩，但还诗意地栖居于这块大地之上。”但对今天的人来说，诗意地栖居已成为部分有闲者的特权，人类文明在工业化进步中实现了物质丰饶，人类自己却陷入时间匮乏的担忧中。压抑、劳累、居无定所、无法排解的孤独，成了大城市人们普遍面对的问题。有时候，人们为了生存，为了融入城市秩序，不得不扮演很多角色，这些角色，何尝不像洋娃娃一样，小巧而精致。
“洋娃娃被一遍又一遍地呼唤着，总是等着有人举起她的双臂，把她高高托起，托起她那卑微的过去和渺小的孤独。”
巴尔瓦的《小手》最迷人的地方在于它的腔调。这不是一部单一人称叙述的作品，它的单章和双章实际上采用了不同的叙述者，一个是主人公“我”，一个是孤儿院的其他女孩“我们”。小说在两种叙述的交替中回旋上升，犹如歌谣祭，在兴奋与恐惧混合的情绪中把读者引领到献祭的仪式，那是一种语言的献祭，巴尔瓦告诉读者悲剧是如何以一种怪异而颤抖的方式到来，人们在轮流扮演洋娃娃的游戏中，渐渐将游戏推向黑色的深渊……
当读者进入《小手》时，特殊的语句制造了怪异的美感。“她们就像一队困倦的小马，安安稳稳地入睡，脸上的某种东西放松下来，神色变得温柔无害。此时，玛丽娜觉得那一张张脸庞上宛若漂浮着油脂，与白天的脸庞迥然不同。这些新的脸庞沧桑衰老、各具特色，却统统显露出挑衅的样子，神态看似安详，却如同一帮沉睡的盗匪。”没有什么比直接引用原句更能表现巴尔瓦对混乱的感知，他聪明地跳过了简单的道德判断，而代之以细微的近似显微镜般的情绪捕捉。这是一种发抖的体验，也是眩晕的经历，“即使是在这样的暴力中，也孕育着阴暗的、鲜活的欢愉”。
《小手》令人信服地展现了一个女孩如何被现代生活吞噬。这本是一个原型为孤儿院女孩杀死一个同伴，并和她的尸体碎块玩耍了一周的故事，但在巴尔瓦的笔下，它浓缩成一个现代社会的隐喻，玛丽娜不只是孤儿院的一个死者，也是一种被压抑的心理机制。巴尔瓦为小说找到了合适的发音方式，他知道，在处理此类故事时，居高临下的训导和缺乏性别意识的陈述都显得不合时宜，一位男性作家尽管难以完全理解女性的世界，但如果他意识到，女性的困境也是生而为人的困境时，他会去理解女性的腔调，他知道这腔调不完美，不总是优雅、睿智，甚至在遭遇伤害后的多数时候，它絮絮叨叨、歇斯底里，充斥了自我怀疑和否定，但是，这就是我们的生活，这就是那个能让人错乱乃至荒诞成现实的现代社会，这些混乱不安的感知回荡在小说的语言世界。
《光明共和国》
（西）安德烈斯·巴尔瓦 著
蔡学娣 译
理想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0年4月
《光明共和国》：后革命时代的普遍倦怠
而在《光明共和国》中，巴尔瓦继续向当代生活投掷冷枪。《光明共和国》写了这么一个故事（引自出版方理想国）：
“中美洲城市圣克里斯托瓦尔，曾经与周边任何一座大城市一般无二，地区的经济中心，种植茶叶和柑橘。随着小企业的繁荣发展、水电站的建造与河道的修葺，整座城市开始加入到现代文明的行列。人们如此沉浸在繁荣中，却不知他们身处的世界早已全然失效，变成了一个粗陋的、没有意义的构造，官僚机构像沾了胶水的网一般笼罩着所有人，生活像节拍器一样呆板而乏味，有的房子把它的住户变成了爬行动物，有的把他们变成了人，也有的，把他们变成了昆虫。有一天，圣克里斯托瓦尔的街头突然出现了一群来路不明的孩子，衣衫褴褛，面黄肌瘦，说着无人能懂的语言。起先他们靠沿街乞讨过活，随即开展了一系列破坏活动。更令人心惊的是，本地的孩子似乎也被这种暴乱的气息感染了，有人声称能听到他们的心声，有人在暗夜里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在政府的搜捕之下，孩子们先是躲进大森林，后来又藏进下水道，在那里，建立起了一个名为‘光明共和国’的法外之地……”
相比于《小手》，《光明共和国》针对的对象其实是更直接了。“世界失败的那天清晨，人们正忙着搜捕几个流浪的孩子。”这句话本身就是对小说的浓缩，因为哪怕世界面临失败，人们所计较的却不是失败之源，而是几个流浪的孩子。这个荒诞却又现实的句式恰恰是《光明共和国》的题中之意，在今天，如果还有一种真正的现实主义，那就是荒诞，拘泥于表层的现实刻画已经走向失败，荒诞才是当代生活的深刻现实。
小说《光明共和国》在开头就展现出荒诞的感觉。“每当有人向我问起圣克里斯托瓦尔那三十二个失去生命的孩子时，我的回答往往因对方的年龄而异。”这个怪异的句式打开小说之门，令文学读者想起奥雷连诺上校站在行刑队面前,父亲带他去参观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也能联想到诸如石黑一雄等小说家，对记忆的模糊处理方式。
《光明共和国》的叙述者值得玩味，它不是三十二个孩子的任意一员，也不是他们的绝对同情者或厌恶者，而是一位卷入其中的社会事务局的领导，从邻镇埃斯特皮来到圣克里斯托瓦尔。这位叙述者一方面展现了当局对骚乱的警惕，另一方面又通过所见所感，暗示那些孩子引领了一股打破秩序的渴望。他们是“大森林里的孩子”，实践着去中心化的活动方式，他们像某种昆虫群落，却没有固定的等级秩序。他们的存在，唤醒了圣克里斯托瓦尔尘封的激情；他们的暴力，“利用了整个社会中深层次的、结构性的不适”。（巴尔瓦语）
在后真相时代，没有绝对的事实可言，每个人看到的事实都是不同的，人们对同一件事的解释总是受到这样或那样的引导、扭曲和煽动，因此，小说家老老实实的呈现总是以失败告终，他们事无巨细的还原非但不会接近真实，反而让他们离真实更加遥远。正因如此，安德烈斯·巴尔瓦选择了隐喻的方式。他在《光明共和国》展现了一座语言的乌托邦，在这座乌托邦里，我们将沿着主角的叙述，追寻那神秘的三十二个捣蛋鬼，和那些越来越多加入的同伴。
巴尔瓦表现了世界如何被重启、重启的努力又如何以失败告终。在这里人们能读到西语文学一贯的魔幻与神秘，但同时，它又是一个多么符合当下的故事。一座秩序固化的城市、一群麻木的行人、自私自利的政客、军警与中产阶级父母、悄悄逃离的孩子与不同时代间的无法理解……在加泰罗尼亚、在英国、在叙利亚、在俄罗斯，类似的事情在反复上演，巴尔瓦写的不是奇幻，正是我们所努力想要理解的现实。
在《光明共和国》中，城市弥漫的倦怠与我们今天何其相似。书中介绍语说，这是虚构的美洲文明编年史，其实，虚构城圣克里斯托瓦尔何尝不是当下都市的普遍写照。小说反映了当代人普遍的倦怠感，不只是穷人的倦怠（准确说是麻木），也是富人的倦怠，这种倦怠感，和人们隐藏的想要宣泄的情绪，让人想起了电影《燃烧》里连连打哈欠的富人Ben，和眺望天空感叹“盖茨比很多”的穷困作家钟秀。如果说二十世纪是革命的年代，二十一世纪就是倦怠的年代。上帝死了，乌托邦理想覆灭，人们在科技革命和自由主义神话中实现物质丰饶，却进一步锁死了社会流动的闸门，看不到未来的意义。生老病死，不过蚂蚁轮回。战争与和平，也只是过剩后的重新洗牌。
西语区作家热爱书写流亡和失根，上世纪70年代起他们共同的一个母题是后革命年代，从波拉尼奥的《地球上最后的夜晚》，到加莱亚诺的《爱与黑暗的日日夜夜》，巴尔瓦没有直接介入这个主题，但他所呈现的世界（这当中人与物的状态），其实与后革命时代的沮丧一脉相承。置入历史图景来说，当里根—撒切尔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风靡全球时，西语文学中的吟游诗人们就不可避免处于放逐的境地，这不是身体的放逐，而是精神的放逐，是生活在别处、故乡已经远去的永恒失落。
如果说波拉尼奥、加莱亚诺写的是革命失败后的感伤，安德烈斯·巴尔瓦写的则是普遍的倦怠，流露出一丝期盼推倒秩序、重新洗牌的决心，而这里面，是艺术家对陈腐事物的不满，即便这秩序生产了大量财富，给予社会稳定，但艺术家会引导人们思考：一个让你们看不到希望的稳定，是你们想要的吗？这或许是为什么，巴尔瓦把最华彩乃至神秘（神秘隐含创造力）给了那些还没被驯服的孩子。虽然他们破坏、不合时宜，但他们至少打破了城市日益腐败的气氛，给人们看到一丝丝新的可能性。
然而，这样的创造可以长久吗？人们在新鲜感后又是否与他们倦怠又赖以为生的秩序重归于好。《光明共和国》在小说末尾写道:“死者以弃世的方式背叛了我们，而我们为了活下去也背叛了他们。”
文学，在陌生化中逼近真相，在阅读中对抗遗忘
小说家米兰·昆德拉曾担心，人类社会的进步会导致小说精神的消失，这种精神就是复杂性与模糊性的精神。他认为:“只有重新确立这种精神，小说才能发现存在的理由，这种理由就是让小说直面丰富而复杂的‘生活的世界’本身，直面存在的多种可能性，并对抗‘存在的被遗忘’。”因此他提出:“小说的存在在今天难道不比过去任何时候都需要吗？”
在如今，当我重返小说世界，我仍会获得独特的感动，这份感动并不来自悲剧事件的轰炸或者某个宏大格局的实现，而是我在小说中看到作家们依旧对抗着被遗忘的努力，去看见未知，表现人类灵魂隐秘而伟大的部分。对我来说，《小手》和《光明共和国》就是这样两部作品，它们践行着严肃小说的精神，在陌生化的过程中逼近今日生活的真相。在这个意义上，小说依然被需要，我们今天去阅读严肃小说，其实也是在对抗“遗忘的政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