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世界的爱，有时是因为你懂得它的苦楚
对世界的爱，有时是因为你懂得它的苦楚
文/陈丹燕
-细节-
在准备写自己的旅行文学系列书的时候，我开始读一些伟大的著作，其中有一本是节选本，收集了历史上的女人们与她们旅行后写下的东西，笔记、书信、诗歌、小说、散文。那本选集从古希腊的女诗人萨福开始，其中便有英国女作家韦斯特的著作《黑羊与灰鹰》的节选。从古至今，女人们在世界各地，在各个时代的阳光或迷雾中走着，看着，记叙着。她们似乎有一种共同的特点，令我每读到那些文字，都心中一动，那就是对细节的捕捉能力。也许那都是些闲笔，在当时也许还是女性叙述琐细性的表现，但当时光飞驰而去，成为不可重复踏入的河流，宏大的喟叹由于一个时期政治形态的消散而成为古典雕像般空洞的伟大，而女人们笔下那些生动的细节，成了地理的和历史的最具有生命力的记录。
多年以后的这个夏天，我读到《黑羊与灰鹰》一千多页的校样，读到韦斯特女士对14世纪的塞尔维亚英雄拉扎尔大公遗骸的描写，那是她在1937年的目击。她记录了拉扎尔大公失去头颅的遗骸，以及战败者的无头尸骸在她心中激起的涟漪。我读到她描写的他那双交叉放在胸前的干枯双手，读到她前往拉扎尔大公的棺材曾经停留的弗尔德尼克修道院，读到她对那座平原上的修道院的描写。2015年6月，我也曾到访弗尔德尼克修道院，当我越过多瑙河，经过毗邻哈布斯堡旧朝的昔日边境小城庞乔沃，前往山丘边森林深处的修道院群，拉扎尔大公的棺木已被从多瑙河以北的修道院移回摩拉瓦河边他自己建造的瑞瓦尼察修道院里。与韦斯特女士相似，我在摩拉瓦河谷里的瑞瓦尼察修道院打开的棺木里看到了他的双手。我也读了颂扬史诗里那句著名的塞尔维亚之问，“你是爱地上的国度，还是更爱天上神圣的国度？”，这个问题对塞尔维亚而言是如此重大与持久，让我想起哈姆雷特之问。
拉扎尔大公的答案一直是塞尔维亚精神追求的标准答案。他选择了赴死来面对毁灭，因此他才成为塞尔维亚精神虽败犹荣的象征。
差不多相隔八十年，我们在不同的修道院里，见到了没有变化的拉扎尔大公遗骸。我们对他双手的感受不同：韦斯特女士觉得他的双手小而干瘪，而我觉得那双手仍旧修长。事实上我喜欢他的双手，我认为那是双有教养的、骄傲但内心宁静之人的双手。韦斯特女士评价了他手指上的戒指。
有细节的观察就会有这样穿越时间的能力。对女性长途旅行者来说，陌生而辽阔的世界中的细节，是经过了格外勇敢的心灵、格外开放的心灵、格外细腻但坚韧的感受力，才能越过沧海桑田来打动读者。韦斯特女士的描述深深打动了我，物归原主的拉扎尔大公的棺材和里面的遗骸，修道院小教堂里的阳光，那双手。读她的描写的时候，正是我准备再次前往塞尔维亚的又一个6月，2017年的6月，我渐渐理解了多灾多难的塞尔维亚对荣誉与自尊的梦想。这时候，我总想起我的向导米高说过的话：“别人拿着枪来了，我们总不见得要拿着吉他去会他们吧。”还有他说的，“当时塞尔维亚并未战败，塞尔维亚军队都战死在黑鸟高地而已”。
在我的旅行与韦斯特女士的塞尔维亚旅行之间，隔着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德国对塞尔维亚的空袭，以及盟军对塞尔维亚的再次空袭，以及五十年后，北约对塞尔维亚的再一次空袭；隔着南斯拉夫公国的消亡，又隔着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盟共和国的建立与分裂。塞尔维亚共和国如今又成了一个远离海岸线的内陆小国家。
当我读到韦斯特写道，1937年，南斯拉夫人在她面前，面对“二战”阴影渐浓的时局，长长的喟叹：我们这些民族如今终于联合在一起了。我联想到曾读过的一本记录1999年北约轰炸的小册子《抵抗之书》，联想到书里收集的新闻照片——照片里，反战的贝尔格莱德人站在共和广场的米哈伊洛大公青铜像上。而在2015年，我在此写下笔记的艾米丽咖啡馆的大玻璃窗上，抄写着1975年阿滋拉乐队反对分裂的歌词。
我一直都信仰好的细节，因为它自有经久不衰的生命力。
喜好写作时在充沛的细节中游泳，有时甚至呛水、咳嗽，吐出一些，这是女性旅行写作者的特质吧。这种特质的确会使文章变得漫长，但这样做是值得的。悦己，益人，活得久远且丰盈。
韦斯特女士的南斯拉夫漫游，的确写得漫长，一千多页，百万字的描写与观察、分析与前瞻，她描写的空间和写作花费的时间，对读者的要求，在今天这个阅读仅仅限于潦草与匆忙的时代，看起来是那么奢侈，那么自信，那么骄傲，却是那么强有力地活着，简直就像我还可以与韦斯特女士坐在一起，静静读一下午书那样。
自从多年前读了那本有关旅行中的女人和写作的厚书，便想着，自己写作的旅行文学能有这样的生命力，令人八十年后读到仍宛如与我比邻而坐，这也是我的梦想啊。
-向导们-
我在塞尔维亚的向导也有三个人。在有着复杂历史，又地处欧洲偏远地带的塞尔维亚，没有一个好的向导，旅行会是非常困难的。也许韦斯特的时代就是这样，我的时代也是这样。我在上海能找到的资料屈指可数，那些有限的资料还彼此矛盾重重，或者语焉不详。所以文学作品成为我最重要的精神地图，跟着帕维奇，我去了摩拉瓦河谷，跟着契斯，我去了平原与贝尔格莱德，跟着安德里奇，我眺望了南斯拉夫共和国的黄金时代。我跟着我的向导们，在如今窄小的国度里，也在浩如烟海的历史的重重谜团里穿行。我的情况并未比韦斯特那时好多少，也许更糟。
前往中南部去探访诸修道院的米高，他教会我在修道院圣像前面奉献的时候，不要放面额太大的钞票，他将我的钱都换成了十块二十块第纳尔的小钱，参差不齐地放下。这是为了让后面的人不因为奉献篮子里有一张大钱，而感到放下小钱的压力。
在伏伊伏丁那的苏博提察，波兰卡带我去了作家丹尼洛·契斯父母相遇的边境火车站和关闭已久的犹太会堂。在一座新艺术风格的庭院里，我和她，以及米先生一起讨论了这片平原上散发着的忧郁。“因为太平坦了。”和契斯一样，波兰卡的妈妈也是犹太与塞族的混血儿，也侥幸与母亲一起在大战中活下来，但是失去了父亲。我在火车站见到波兰卡的妈妈，她从随身带着的旧照片里挑了一张给我看，那是她的妈妈在树下抱着童年时代的她。1944年的夏天，她们躲在一栋房子里，逃过德国人最后的追杀，但是她们都对着镜头微笑着。而这一年的7月，波兰卡的外公死于集中营的虐待中。
还有我的历史顾问米先生，他带我前往白俄修道士和修女们隐居多年的伏尔沃丁纳平原地带以及多瑙河畔的小城和村子。夏季平坦的平原上摇曳着高大的向日葵，一直铺到天边，沉甸甸的花盘努力向着太阳。向日葵田地远远地通向一座座村庄，在其中一个村子里，我见到了一块指路牌，指示了以这个村子为坐标原点，通往世界各地的大城市的方向，包括巴黎、纽约、维也纳、柏林、温哥华，以及莫斯科和北京。然后，他将我交给波兰卡。
当我们提到1937年韦斯特女士的向导，康斯坦丁，那个情绪多变、知识丰富、伴随她一路走向塞尔维亚与马其顿的肥胖而柔软的康斯坦丁，米先生提起了一个名字：斯坦尼斯拉夫·维纳韦尔（Stanislav Vinaver）。“这是他真实的名字。”米先生非常喜爱韦斯特的书，也很喜欢这个斯坦尼斯拉夫·维纳韦尔，他是个犹太裔的塞尔维亚人，一百位塞尔维亚最重要也最有学养的战前知识分子之一。他的确是肥胖的，如韦斯特在书中描写的那样，但他不单是《好兵帅克》的译者，也是一个深受知识分子欢迎的散文家和哲学家。人们说，他的《好兵帅克》译本甚至好过了原著。而米先生在童年时代即是《好兵帅克》的粉丝，只要有人让他背诵其中的某个章节，他随时随地都能背诵出来，直到现在。
对塞尔维亚的故事，每个人都可能有完全不同的评价和完全相悖的叙述方式。经历了南斯拉夫的再次分裂之后，向导们在引导我的同时，也自然而然地呈现出了这样自然而强烈的分裂与冲突。我的每位向导都说得口干舌燥。就像韦斯特对她的向导的感受那样，南斯拉夫人个个都能言善辩，能连着说上几小时。我却不像她那样能连续听上几小时，我被强势的声音和声音里沉重的历史累着了。
米先生总是与斯坦尼斯拉夫有相似的口头禅：“我认为我对这件事的了解程度无人可及。”当我读到韦斯特记录下的这样的句子，忍不住微笑，这竟然印证了一句中国老话：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当米先生了解到我有自己的想法，那是一定要纠正过来的，尤其不可让我的想法在我个人的脑子里自由蔓延开来。“亲爱的陈丹燕，你知道我在电讯社做夜班编辑的时候，有一天我们意大利的特派员发来电讯……”一旦他的声调变得平坦干涩，话题绕一个大圈，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我就知道事实的、史诗般的、伴随着曾经的南斯拉夫最出色的记者之一的卓越观察力和敏捷的分析能力的洪峰随之将至，我必须抵抗清洗，保护我那外国作家虽然弱小但也真挚得执拗起来的视角。因此，当韦斯特在书中描写那矮胖的、突然甜蜜又突然濒临抑郁的康斯坦丁时，一旦笔调变得神经质，开始调侃起来，我便明白她对自己的向导在声音与知识的双重忍耐上已到了个人极限。当然，她比我强大，但当面对若干国王或者统治者都叫史蒂芬，有个史蒂芬身段柔软得吓人，有个史蒂芬家父子相杀，日以继夜与这样的故事缠斗的她也受不了啦。而对我来说，这种冲击真的太多了。许多次我坐在车里，声音从各处袭来，好像夏天的大黄蜂，汽车奔驰在拜占庭时代的贸易古道上，我觉得自己就要被淹死在历史里。“亲爱的米高，我有中国带来的甘草与金桔做的大丸子，让人镇静的，给你尝尝吧，你开车说话，好辛苦。”我这么制止米高的话头。但米高尝过两粒以后，就哈哈大笑地说：“你是想让我闭嘴。但我还是要说完尼曼雅王朝的故事。”或者说：“你必须知道，这个史蒂芬不是那个史蒂芬，虽然他们都一度是王子。”
相对而言，波兰卡只是想喝水，让她的嗓子能继续工作，她真的温和多了。她多元的文化背景，使她具备一种强大的舍身处地理解别人，同时也保持自己内心想法的能力，一种类似犹太人所拥有的，却更为辽阔的容忍力，这也许跟她目前拥有匈牙利身份，又是苏博提察旅游局职员，还经历过南斯拉夫消亡等一系列背景有关。
如果没有那些喋喋不休的向导，没有日以继夜的巴尔干历史地理的学习、温习与探索，想了解这片土地，从来都是不易的。正是这些向导，让南斯拉夫的历史和现实在旅行者面前一次又一次熠熠生辉。
-辽阔的理解力-
当我开始阅读韦斯特，五十页后，心中油然升起的是一种艳羡——对拥有辽阔世界观的艳羡。
地理大发现的时代过去后，世界在英国人面前呈现出辽阔的、多元的面貌，对英国来说，那是一个伟大的时代。对国家而言，征服的时代开始了，日不落帝国属地的粉红色像打翻的牛奶一样在世界地图上蔓延。对商人而言，芝麻开门般的财富积累与疯狂掠夺开始了，枪炮武装的商船队跟随海浪拍岸的方向前往世界各地的港口。对传教士而言，传播福音的漫长征途开始了，圣经被译成各种语言版本，耶稣和圣母的面容进入了各种颜色的眼珠与心灵。而对地理学家、人类学家、世界史学者、作家来说，了解世界、创造新学科和描写新世界的伟大时代开始了。有关这个时代的道德评判，显得如此分裂与困难。对于“掠夺”或者“开拓”这类词语的运用，也许很快就会成为争论的起源，跟着的，还有地方化与全球化、新生与毁坏、歧视与好奇，以及价值观与世界观在不同民族立场上的相悖性等一系列的讨论。
让我们试着单看英国人的境遇吧，如果我们要谈论韦斯特女士和她的著作的话。
英国人迎来了他们伟大的时代。
当我在伦敦的国家画廊众多的肖像陈列里，看见地理大发现时代那些征战于世界各地的伟大人物，我看到了许多镇定又骄傲的眼神。那些探险家、地理学家、考古学家、植物学家、将军、亲王、船长、领事、作家，那些明亮的眼睛。当我在格林威治的海事博物馆里看见东印度公司创始三兄弟的肖像，看见前往非洲、亚洲和美洲各地的商人们那肥胖但仍线条硬朗的形象，我也看到了许多那样的自豪的表情。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狄更斯也是个英国人。韦斯特的作品读了五十页后，我首先想起狄更斯写在长篇小说开头的这句著名的句子，接着便想到，经历了地理大发现的英国人，其中一些真正享有过伟大时代的恩惠，他们因此具有朗阔的理解力和世界观。他们在一个勇往无前地获得世界的强大文化传统里工作着，他们认定自己可以理解世界，可以描绘世界，这种舍我其谁的自信与工作中锲而不舍的勇气与耐力，令我非常羡慕。
哪怕她的旅行仍有丈夫的陪伴，哪怕在她的故事里，她的丈夫说着一口无可指摘的德文，她思想的能力，梳理复杂巴尔干历史的能力，使用精准的感性词汇与理性词汇的能力，尤其是面对旅行中纷至沓来的形形色色人物的包容能力，对人物各种反应的理解力，以及爱的能力与调侃的能力，这些智力与文化教养散发的光芒，使得她像丈夫手指上的钻石一样闪闪发光，使得那些手指最终成为陪衬。总之，丽贝卡·韦斯特，她真是一位了不起的女性旅行者和旅行文学的写作者。
有时候我读着她的书，腾出来一只手打自己，责怪自己不能做得像她一样好。特别是读到书中那些对坚硬、复杂的巴尔干历史的耐心梳理时，哪怕她有一些明显的失误，比如对中世纪相同名字人物履历中事件的混淆，她仍旧令我感到由衷的钦佩。她在写作这部分令大多数女性感到害怕的历史，特别是塞尔维亚公国的历史时，她那良好的学术素养，结合着她那将历史与现实连接时感性的设身处地的能力，总是让我联想到锻炼了一代又一代英国知识分子的大时代。
日不落帝国的粉红色版图滋养了写印度殖民地的虚构作家吉卜林，也滋养了写南斯拉夫的非虚构作家韦斯特。
回到韦斯特的书。远在航海业尚未没落的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她已经如此细腻且辽阔地写出了南斯拉夫人的心灵，写出了其历史与两次大战之间的状况，如此准确地表达了那块战火炙烈的大地上生长出来的民族性，他们特有的热烈、浪漫、坚韧、耿直，他们夜里噩梦的形状，他们白日里崩溃的情态，他们表达善意时刚硬里的甘美，以及他们一代代与特殊的地理环境及幽暗的历史相伴的宿命。作为一个英国人，她写出了一片火热的感情充沛的大地。在全书最后一章，她更写出了她对这个在走廊上顽强生存下来的民族温柔的感情。她的感情温暖了一代又一代南斯拉夫人的心灵，直到我的向导们都还对她念念难忘。
如果没有辽阔的理解力，没有立足于一个强大的文化传统，我想她做不到这一点。
了不起的韦斯特。致敬她的了不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