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时代，丧钟为谁而鸣

“三和大神”到底是怎样的存在？要回答这个问题，《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可能是目前最有发言权的。作者以社会学田野调查为基础，非常详实地白描了三和青年的生存状态。在这本书中，读者会了解三和青年如何以“挂逼”模式完成衣食住行的日常需求，他们如何到来和停滞于三和，他们在思考些什么，他们中一些人的故事。当然，还有围绕着三和青年产生的一系列灰色利益链，那些服务于三和青年、吸血于三和青年的“三和生态维护者”。他们有的收购“挂逼”青年的身份证、电话卡和微信账号，让三和大神成为诈骗事业中最底层的一环；有的买卖来路不明的二手衣物、以三块五块的价格使三和大神不至于衣不蔽体；有的作为二房东打理着二三十块一晚的床位和八块包夜的网吧、让三和大神做完日结归来可以有个臭虫横行、气味熏人的落脚之处。他们中的一些人曾经也是“三和大神”、有些人时不时还会回到“挂逼”状态。

正如导师在《写在前面的话》一章里所说，这本书并没有深入分析“三和大神”的野心。作者仅仅是点到为止地讲了他眼中“三和”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存在的原因，分析的视角比较狭窄和浅显。这也许是自掏腰包完成学术命题作文的必然宿命，毕竟作者作为19年的社会学硕士应届毕业生，要在没有资金支持的前提下完成这样一个调查，能把白描做清楚已经非常不易了。要分析“三和”这样独特的社会现象，哪里是一个社会学硕士毕业项目就能研究清楚的呢。作为读者，我已经从作者的白描中意识到，这个问题的研究不仅涉及社会学的话语，还有太多经济学、心理学和政治学的因素在起作用。

在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我不停地想起西方社会关注社会边缘群体的类似田野调查。比如同为社会学家的米切尔·邓奈尔《人行道王国》，白描的是纽约街头讨生活的准homeless群体。而马修·德斯蒙德的《扫地出门：美国城市的贫穷与暴利》，白描的则是利用美国的住房政策漏洞、从穷忙族身上吸血捞金的贫民区二房东。和“三和大神”放在一起，这两个群体都有一定的相似性，却又分明迥异。

“三和”和纽约的人行道一样，都是“准流浪群体”讨生活的地方。在三和，“挂逼”状态无限接近无家可归的流浪状态，却又并不完全相同。一方面，三和青年“挂逼”时身无长物，往往连手机和身份证、行李鞋袜都已经全部卖掉，在人力市场门口或是公园里睡大街。另一方面，三和又提供了极为便宜的二手衣物、购买假身份证的渠道、简陋的冲凉条件（厕所、网吧的自来水龙头）可以让他们短暂地回到劳工身份、并通过日结得到尚且有一定稳定性的收入。在纽约街头，看似无家可归的流浪人群经营着独特的卖（来路不明的）二手书、二手杂志、二手物品生意，并且通过帮街头小贩提前占住摆摊位置、贩卖违禁药物和其他半强买强卖的手段来获取尚且有一定稳定性的收入。

跟《人行道王国》里的街头社会相比，三和最大的区别在于公共生活的缺失。在纽约街头，生活是私人的，但同时也是公共的。简雅各布斯的话语对街头群体赋权、给了他们高尚的使命和责任感。她认为，城市充满了陌生人，其中不免有充满侵略性的人，而“当有足够多的人在外面，受人尊敬的眼睛照看着街道，并留意着陌生人，陌生人就不会失控”。在繁忙的街道看似混乱的外表下，简雅各布斯把维持街道公共生活基本秩序的权力交到了准流浪群体手中，是他们，作为24小时在街头讨生活的人，“让一双又一双眼睛持续不断地照看着街道”。

而在三和，简雅各布斯的眼睛被戳瞎了。《岂不怀归》里白描了若干街头冲突的产生和消亡。我们会看到三和青年并没有建立和参与公共生活的渴望，他们对“跳楼讨薪”等可能激发群体情绪的公共事件持有一种看戏的态度。或者说，社会规训已经让他们对公序良俗彻底绝望和漠然，一如鲁迅笔下的看客。他们很清楚，社会对他们没有“提供可供压榨的劳动力”和“提供少的可怜的消费能力”之外的任何期待。他们已经被社会残酷地教导过，知道协警和警察所代表的国家机器才是在三和有话语权、“持续不断地照看着街道”的眼睛。三和并非法外之地，也不会产生纽约警察对街头群体的非正式赋权（虽然这种赋权是灰色的、半违法的）。

三和里白描的那群靠着三和青年吃饭的二房东，跟《扫地出门：美国城市的贫穷与暴利》里的二房东也不无相似之处。只是美国的二房东更有些白手起家、丛林社会里弱肉强食的味道、相信自己是靠独到的商业眼光完成财富积累、符合追求社会阶层跃升的美国梦逻辑。而三和的二房东则更多了些“同是江湖沦落人”的意味——他们往往是更早来到深圳的农民工，孩子在深圳工作，靠为深圳土著房东辛苦打理针对三和青年的住处来补贴抚养孙辈的花销。深圳的政策一昔改变，他们就可能回到继续出卖劳动力的老年劳工身份、掉落到也许比三和青年更低的社会地位。

作者在试图为三和困境给出解决方案的时候重点提了教育的重要性，认为“农村青年较早离开学校，丧失了通过学习提高社会竟争力的机会，只能在城市中依靠出卖劳动力过活，从事高强度、低保障、低报酬的低端工作。”而他们又“洞察了工厂‘剥削’的性质，产生了一种异寻常的相对剥夺感，认为自己被牢牢東缚在底层，缺少劳动技能和高等学历，丧失了向上流动的可能性。为避免被持续‘剥削’，他们纷纷逃离厂，出现一种‘干ー天玩三天’、做结、跑路的‘反工厂文化’。”作者认为，“与老一辈农民工相比，‘90后’和‘00后’务工者缺乏吃苦耐劳精神，不愿承受单调、乏味、沉重的流水线工作，也不用承担过重的家庭负担，他们视劳动为束缚和压迫，逃离工厂成为某种必然。”

我觉得作者说得也对，也不完全对。我并不认为教育是症结所在，因为受到良好教育的人同样在白领或金领岗位上被剥削，从事着“高强度、低保障、低报酬的低端工作”。他们同样“产生了一种异寻常的相对剥夺感，认为自己被牢牢東缚在”自己被抛入的阶层。他们也想“干ー天玩三天、做结、跑路”，只不过他们被房贷、孩子、父母、猫狗等等肩上的责任捆绑着，有心无力，内耗着内耗着就抑郁了，严重的就自戕了。也有不少看似光鲜亮丽的人深陷债务危机，其生活的实质不过是一个更高消费版本的“三和大神”。这可能也是为什么“三和大神”会引发如此高的社会关注度和普遍共情。说句不严谨的话，从心理复健的角度讲，三和大神至少还活着，只不过退缩到了社会的边缘较路，而那些拿着高薪却自戕、或者靠剥削父母妻儿维持表面光鲜的生活的人，真的有比三和大神活得更有尊严吗？我们对人类生活的好与坏的衡量，是以消费标准为参照系？还是人本的快乐、幸福、尊严呢？

三和大神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敲响的是我们资本社会的人的丧钟。

在我看来，教育不会解决问题，因为在“三和大神”的现象背后，是资本把社会推向了一个可怕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工作本身已经成为稀缺资源。工作的人正在把自己往极限压榨，其背后的危机感正是来自这样的洞察。资本不需要完整的人，它曾经只需要消费者和劳动力。自动化的到来改变了这一点，如今和未来的资本只需要消费者。失去了消费能力的人对资本来说没有任何价值。资本的这种反人类逻辑会在未来和人本主义产生巨大的对撞、并激发新的社会变革吗？这个问题就只能留待未来来回答了。

如果说教育应该发生改变，那么更多的是在于改变其胡萝卜大棒式粗暴的方式和过于狭隘的衡量标准。我们的教育只筛选和犒赏高智商，并不培养成功的特质和健壮的心理，比如延迟满足、面对挫折、自尊自信、在低谷中给自己鼓劲以持续努力、拒绝放弃。人都是被抛入生活，而正是这些特质提供了一些可能，让人能在“断裂的阶梯”中面对巨大的困难持续英雄式的战斗，而这些特质很少从天上掉下来、从基因里天生带来，而应该通过教育培养。关于这一点，基思·佩恩曾经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有过很多讨论，他所提出的“断裂的阶梯”有效地描摹了穷人在经济不平等社会中面对的巨大困难——“在收入高度不平等的地方，向上流动的可能性更小；不平等也降低了人们的合作意愿，撕裂了组织或社群的团结”。面对这些巨大的困难，我们的教育没有培养、甚至着力于打击的这些能让人在“断裂的阶梯”中建立自己阶梯的特质。拥有这些特质的佼佼者，他们的特质往往来源于家庭教育的有意培养，这些享有社会地位和资源的家庭知道，这些特质才能保证家族的社会资源和地位在子辈得到延续、形成良性循环。对于那些被抛入弱势阶层和家庭的人来说，社会默认这种珍贵的教育仅仅由家庭来完成，在他们的家庭失败的时候没有提供任何替补和缓冲。于是他们陷入“断裂的阶梯”，选择了他们的生命能量所能支持的唯一选择——三和大神式的“做一天玩三天”，也就是佩恩提出的“快速生活，早早死去”。他们所失去的并不仅仅是成功本身，人生的结果成功与否不是人所能控制的领域。他们所失去的更重要的东西，是被抛入的人对生活困境挑起的持续性战斗，这种战斗本身才是生命的真正意义。进行这种战斗所需要的心理能量应当被社会支持的教育所培养，却在我们的教育中完全缺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