悖论一直会持续

在我们生活的时代，一直还是有看到解放独立后的很多国家，不仅没有过上幸福的生活，而且深陷种族、民族和宗教仇恨之中。就好像反对殖民和其他压迫时，以民族大义团结一致对外。当胜利后，内部就会出现之前一直隐藏或者妥协下的利益纷争，浮出水面，并激化甚至内战。这应该就是解放的悖论的表现形式。“斗士们点燃了新的希望,让其以一种现代意识形态的方式体现出来：民族主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或是三者的结合体。他们承诺带来思想启蒙、科学知识、物质进步,但可能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承诺战胜压迫者，在世界上取得平等地位。他们对年轻人尤其有吸引力（通常他们本身也很年轻),经常呼吁年轻人以激进的方式和家庭、朋友、一切形式的权威决裂。他们要求人们完全投入到解放运动中,或者亲身转移到一个包容一切的社团中(例如犹太复国主义的基布兹公社或甘地的农村合作社),必须彻底弃或摆脱过去的生活方式。但有很多人珍视自己过去的生存方式。这就是解放的悖论。”作者通过对印度、以色列和阿尔及利亚的解放斗争的分析，展开了他的反思。打破旧的传统，重构新的意识形态和民族文化，但是如果不借助宗教的力量其实这样的打破很难被接受并形成力量。“甘地在政治中使用印度教主题,将“宗教话语不加任何限制而注入政治空间中”。这绝非民族解放一般规律中的特例，而是一般规律中一个颇为典型的例子。他的和平主义才是特例。是的,正如V.S.奈保尔写道,甘地“唤醒了(印度)古老的宗教感情",但民族主义者都会这样做,甚至在他们自认为反对宗教时也是如此。那些古老的宗教感情与古老的民族感情关系密切,后者是解放宣传的必备材料。在很多情况下，这两种感情几乎完全一致。”而当打破和重构之间并没有衔接起来的时候，就会出现文化真空。再者，打破之后的重构时，当权者也会采用强制措施，也会激起反感和抵抗。因为宗教依然是生活和文化的基础，是无法轻易放弃的，而被迫放弃一定是会带来更强烈的反弹。这三个国家的民族解放斗争也存在着共同的特性，那就是建立的国家不是政治意义上的，而是宗教意义上的。对其他非本教派或者非本民族的其他公民，是不包容的，排他的。宗教和政治成为两种互相拉扯的势力。作者在后记里比较了一下美国与他们之间的区别。“美国宪法与权利法案建立的世俗国家从未遭过真正的挑战。美国的革命不是民族解放斗争之名。它并不牵涉任何古老民族。革命家无需创造新美国人:美国本身就是一个新民族。我们在美国革命中并未发现在日后的民族解放斗争中看到的那种对立:一方是启蒙的知识分子与解放志士，另一方面是虔诚的人民。多元主义促使美国的新教徒走向包容，摆脱官方支持，选择政教分离。汉娜·阿伦特颂扬美国革命，因为她相信这是一次政治革命，而非社会革命，而非受压迫的工农起义。这两种不平等都不是美国革命要解决的问题。”通过这样的比较，还是很清晰地看到两种不同类型的解放斗争的结果，是完全不同的。但是宗教不会很快消失，所以可能要很长一段时间内，这种解放的悖论还会持续，反复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