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韦钦大街上并不纯真的罗曼司

自由，平等，博爱，革命，责任，光荣，理想，第三帝国，世界警察，布尔什维克……人类的词典已经成为了一个政治口号的乱坟坑，里面除了理念的白骨，还有尚未完全腐烂的一些尸体，散发着权力“诱人的鲜甜”。悲观一些的人们肯定乐于给“抵抗”，“罗曼司”和“民主”的死亡开始倒计时。

也有乐于做法医的人，比方说德里达，他写道，“‘抵抗’这个词回响在我的欲念与想象之中，这绝对是法国政治与历史上最漂亮的一个词，它承载着我怀旧中的所有哀愁……可为什么是抵抗，抵抗又是怎样如同磁铁一般地吸引着其他意义与道德，捕捉语义扩展与声明远播的可能呢？”当然，也有一些人，他们从历史的公墓里复活了这些值得珍视的词语，并给予它们新的语境与生命，比如墨西哥城韦韦钦大街上的平民区。

马修·顾德民在《民主的浪漫：当代墨西哥民众的无声抗议》中，为“抵抗”的语义扩展又增添了一个悖论：“顺从”（注：原文为 Compliant Defiance而 compliant 不妨译为“顺从”）。

后者并未埋葬“抵抗”，而是赋予无法为进步叙事所容纳的最为日常的平民政治以多元的行动方式。“抵抗”并未因朦胧而失去洞见，恰恰相反，民主的浪漫因之而改变：浪漫不再仅仅“存在于引诱民众去相信乌托邦式的承诺”，而从顾德民进行田野考察的圣多明各区的政治大众在公共生活的参与之中四散出来——他们尝试理解跨过格兰德河奔向美国的墨西哥人，南方恰帕斯的“萨民解”起义，在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与 1985 年的地震和对 1968 年特拉特洛尔科惨案的创伤记忆之中，他们寻求对公民身份的定义。

这个美国人试着摒弃阶级与国族的宏大叙事，进入到墨西哥城的平民社区之中，以更类似于历史小说或是纪录片，而非严肃的人类学报告的形式，有如“一台快门常开的相机”，记录着业已形成或是正在形成的偏见以及琐碎的生活细节中的政治关切。

这些在世纪夹缝之间的墨西哥人启发顾德民为“顺从的抵抗”与“能动性”划分界限：近似于卢卡奇所说的“幻灭的浪漫主义”与理想主义之间的分野。前者代表的生活受到了时间与生存状态的限制，平民区的人们并不像后者，尤其是所谓“主观能动性”这种叙事之中，充满了战斗意志与必胜的决心。如果一艘客轮将要沉没，甲板上的老鼠逃离此地，并不代表它有多少浪漫情怀或者真知灼见，它的离开仅仅出于生存的本能。

这种本能讽刺着“能动性”代表的理想与乌托邦，浪漫不是脱离现实感的愚蠢天真，而是权衡再三后，在生存意志的驱使之下，那些平凡的人——他们既不是积极分子、也不是通常被认为是迟钝且无感的典型贫民——主动做出的被动性选择：就像在 9 月 16 日墨西哥独立日庆典之中，他们叫喊着，“墨西哥万岁！孩子们去死吧！”顾德民十分清楚，“在这样的语境之下，作为一个墨西哥人、作为一个将他或她自己也看成是该死的孩子的人，就意味着被整个社会咒骂、同时又身在其中，接受这个国家所发生的所有事件。”

马修·顾德民展现的墨西哥民主的矛盾与不安，让“浪漫”回归到“罗曼司”的本质，如弗雷德里克·詹明信所言，“罗曼司作为一种文体，也是一类事件，此间自我经验的超越性想象中宛如内心世界中构想的自在现实一般清晰可见，却又以现世的自然，山水以及凡此种种的形式呈现出来。”民主的“罗曼司”是重新构想一系列令人感到可耻的事件—— 1968 年的大屠杀，1985 年墨西哥城的地震与政府的无能，1988 年的贿选丑闻——是怎样在民众中滋生“胆怯”，“羞耻”，“愤怒”，“不满”这样的情感洪流，以及这些情感是怎样获得最充分甚至是最朦胧的表达，在这种表达之中隐含的自嘲与慨叹使民主的罗曼司获得了深沉的质地。理想的幻灭与对变革的敏感在咬啮般的窃窃私语中交替，民主的图景从投票箱前的人潮涌动扩展到日常生活中的权力体验。

顾德民在尾声部分，引用了委内瑞拉人类学者，费尔南多·克罗尼尔的顾虑，“碎片( fragmentation )、歧义化 ( ambiguity ) 以及断裂性 ( disjuncture ) 是复杂体系的特征，而不是它们的反义词。”理解公民政治参与，无论是拉丁美洲泡沫般的民主还是欧美右翼民粹主义的兴起，乃至 90 后之中弥漫着的“丧”，不应该仅仅限于“民主的罗曼司”或是“顺从的反抗”：现象无法取代本质，表达无法取代行动。但对新的表达的执着，对不安现象的洞见，是行动的开始，也是行动的尺度。政治不会消亡，消亡的只有人的关切。

也许幻灭与犬儒主义的氛围是一道密不透风的墙，把日常生活变成一个围城，城外没人想进来，城里也没人出的去，就这么围着，但哪怕是围城中的老鼠，在时代的震荡之中，也会嘶嘶叫着，在墙上打洞，鼠犹如此，人何以堪？

（撰文丨 陈儒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