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跨管理学、政治学、经济学的巨著

前言：

詹姆斯·马奇是管理学领域当之无愧的大师，继承了其师赫伯特·西蒙提出的“有限理性”传统，发展了决策理论，使之成为诸多领域的基础概念。面对这样一本系统阐述人类决策行为的书籍，中译本的翻译和编写却不尽如人意。第一，翻译语句虽然流畅，但在很多关键术语的翻译上出现了错误，导致了对文本理解障碍。第二，原文本就较为抽象，案例较少，需要导读加以理解，可惜的是，中译本的前言写的过于简练，为读者提供的参考价值有限。在原文艰涩和中译本翻译障碍的双重夹击下，我决定仔细的阅读本书，将一些个人心得和理解写在读书笔记里，免得阅后即忘。

第一章：（理性与）有限理性

管理的本质是什么？在管理学的古典时代，学者们力求将管理学构筑为一门具备明确规则和统一范式的科学，并将诸多管理经验称之为管理原则。西蒙在其著作《管理行为》（1947）中，驳斥了这种观点，并认为管理学中的诸多“原理”不过是“谚语”，这些“原理”之间相互冲突、自相矛盾，根本无法构成真正的科学。“西蒙认为，对人类行为真正科学的解释应当能够说明这样一个事实，即有组织的人类行为一贯比现行观点所假定的情形更加缺少理性和缺乏自我价值最大化。”[1]为此，西蒙提出了“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lity）”的概念。

西蒙当年认为有限理性的理论是：“考虑限制决策者信息处理能力的约束理论”，认为不完全信息、处理信息的费用和非传统的决策者目标函数是有限理性的核心特点[2]，然而这三种特点已经被主流经济的理性选择理论吸收和消解。然而，经济学的这种“充分理性”仍是高度模型化的，它与人类决策的常规经验相去甚远。马奇在本书中所界定的有限理性概念是：“有限理性的核心观点是个体都试图理性，尽管决策者试图做出理性的决策，但他们被有限的认知能力和不完全的信息所束缚。8”在本书论述中，马奇将认知能力的有限性而不是信息的不完全性作为有限理性的核心，衍生出三个焦点问题：信息约束（决策者处理信息的局限性）、注意力分配（决策者注意力的有限性）、风险偏好（对承担风险的好恶以及承担风险的能力）。正如本书前言所说：“本书的各章节主要研究决策实际上是如何产生的，而不是研究决策应该如何产生的。

本章首先从占据经济学主流地位的理性选择理论出发，介绍了理性选择理论的基本概念、特点、有限理性对理性选择理论的冲击以及现代理性选择理论对原有假设的补充和完善（信息、行动者、偏好、决策规则）。随后，着墨于有限理性概念，有限理性即人的理性是有限的，决策者面临着“信息约束”，强调决策者注意力、记忆力、理解力上的局限性和群体沟通的限制。面对有限处理能力和复杂信息的矛盾，人的本能反应是简化和数字化，使复杂的环境转化为人类能够理解和处理的问题。而这种简化发展为决策者做出判断的基本标准——“满意化原则”，即人们不是充分考虑所有备选方案后从中选择最佳方案，而是当某一备选方案优于某一标准或目标，决策者就停止了对最佳方案的搜寻。

在有限理性理论中，决策者注意力的有限性是重要因素之一，研究成果极为丰硕。正因为决策者的注意力十分有限，需要合理利用和分配，明确影响注意力分配的相关因素就显得十分重要。满意化的搜寻方式与有限注意力相结合，发展出解释有限注意力条件下的搜寻理论。

风险（不确定性）是影响决策行为的重要因素，对预期风险的估计（risk estimation）、风险承担倾向（risk-taking propensity）及风险的结构性因素都会影响决策者的偏好和判断。

本章关键词：信息约束 满意化原则 注意力 风险

本章关《决策是如何产生的》读书笔记2

第二章：规则遵循

纯理性决策和有限理性决策的共同特点是，“都认为决策是在根据对结果的偏好评估各备选方案的基础上产生的。这种后果的逻辑与适当性逻辑形成鲜明对比。规则遵循认为：决策是由于遵循规则和现实身份而产生的。”本章遵循制度主义的思路，对决策的本质进行了另一种解读。与艾利森《决策的本质》一书中所阐述的组织行为模式不同，艾利森强调的是组织常规（规则）对决策者选择方案的制约性，即：“政府行为不是经过仔细计算而精心做出的选择，而是各个大型组织根据标准运作程序（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s）而产生的输出（output）。”而马奇在本书中关注的是规则的内化过程,，即组织如何向个体灌输组织规则，个人如何认知、接受组织规则并按规则行事的过程，近似于社会化的概念。

本章首先讨论了循规决策的基本逻辑——适当性逻辑（logic of appropriateness），行动通过遵循与身份一致的规则而与情景相符合。适当性逻辑是一个情景唤起的过程，通过组织学习的规训与惩戒过程，决策者将组织规则内化。在具体的决策场景中，通过情景识别，判断自己在该情境下应当表现出的“身份”，从而开展行动。因此身份的内部化、情景识别、规则的发展与变化是本章的核心概念。

社会化逻辑假定给个体行动是由于通过学习知道了对他人的义务、责任或承诺产生的，使社会身份与个体身份相重合。首先，社会化过程使个体认同社会身份的意义，让其按社会规则行事（教师的天职、学生的本分）。其次，群体通过奖罚加速了身份的形成。最后，组织赋予社会身份以“合法性”，从而被社会和个体广而接受。

个体在特定情境下按照相应的社会身份行事，并建立起唤起身份和规则的机制，包括体验式学习（experiential learning）、分类（categorization）、近因效应（recency）、他者的社会背景（social context of others）。而“组织提供了身份和规则的内容，并提供了唤起身份和规则的适当线索，个体行动由此形成。” 组织通过提供楷模、提供线索、提供经验的方式唤起身份和规则意识。同时，存在规则失效（规则违反）的情况，个体会无意识地忽视或忽略规则，这可能是资源或能力的匮乏、规则自身的矛盾、组织内部规则和社会规则的冲突、政治因素导致的，同时，处于执行灵活性（如自由裁量权、共谋）的考虑，决策者可能有意地违反规则。

规则如何变化？人们更新规则的依据是什么？基于理性行动与权力理论或策略行动理论的视角认为，规则的变化源于人们对未来的想象并把未来强加于现在，规则的建立是为了适应未来预期的发展（例如签订合约是为了避免不确定性在未来不明确。）而有关身份、规则和制度的理论强调历史依赖适应性，规则建立于过去经验之上，是过去的遗留物。修改规则是一个组织学习的过程，人们回忆经验（recalling experience）、解释经验（interpreting experience）、扩展经验（augmenting experience）、评估（augmenting experience）的不同方式和特点影响了规则制定的效果。环境选择的观点则认为人群对环境的适应性并不是根据改变人群中中个体成员的特性进行的，而是根据固定特性组合的不断变化进行的。

总之，理性选择和循规决策两者分别遵循后果的逻辑和适当性逻辑。“两者的差别在于它们对个体和组织能力的要求不同。后果的逻辑更加强调个体和组织预期未来和形成有效偏好的能力，而适当性逻辑则更强调个体和组织学习过去和形成有效身份的能力，两个过程都认为人类和人类组织具有高层次的推理能力”

关键词：后果的逻辑 适当性逻辑 身份 社会身份 情境 规则的变化

第三章：多重行动者

前两章所讨论的理性选择决策模式和规章制度决策模式可以用来解释集体行动，但这种解释的前提条件，是将“团体等同于单个决策者”，假设组织内部不存在利益或身份冲突。然而，现实生活中难以找到严格符合内部一致的团队，本章从团体不一致出发，讨论不一致的多重行动者进行决策的问题。

有限理性是对人类复杂心理机制的概念化，人们如何进行判断与思考、展开竞争与合作？对人类冲突与合作机制的追问展示出组织研究的心理学基础。马奇运用心理学与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展示了团体间不一致的多重行动者共同决策时的潜在假设、产生不一致的社会基础。同时，“要理解价值观不一致情况下的决策过程，应该从偏好或身份都不一致的两个合伙人之间简单的双边关系入手”，通过引入经典的囚徒困境理论，讨论作为合作关系研究基础的委托—代理理论中的核心命题——策略性信息，以及通过调整理性行动者的动机或调整遵循规则的行动者的身份，使有效合作成为可能。

1. 个体间的不一致性。第1、2章认为决策的产生源于立案和偏好函数进行的相因而生的计算（古典经济学），或对一致规则的共同认识，本章则认为多重行动者决策产生源于追求自身行动合理性及利益的个体和团体之间决策的相互作用。“尽管个体行动者之间存在不一致性，但是仍然能够在团体和组织内部做出决策，这个观点是社会选择理论、大多数政治决策理论和现代博弈论的核心。”多重行动者决策的核心假设是单独的参与者、相异的偏好或身份、参与者的偏好与身份的不同时一致性。多重行动决策理论家把决策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决策者确立目标（共同偏好），奠定团体合作的基础（近似于政治过程）；第二阶段则致力于使决策与目标相吻合（近似于行政过程），两个阶段的界限并非泾渭分明，政治过程具有向行政过程蔓延的趋势，本章更加关注多重行动这决策中的政治因素。

2. 不一致性的社会基础。不一致性并非外生变量，而是在组织中产生并不断再生产。决策过程首先取决于身份和偏好的理解，因为信息的不完全导致了对他人身份与偏好的错误理解。决策结构本身就是决策的前提，因着个体激励和职业晋升的需要，组织的等级制度强化个体差异与组织认同，同时组织上位者与下位者的互动从纵向层面影响了组织的不一致性，授权和部门化则从横向层面唤起了不一致性。存在着“不一致性守恒定律”，由于人类身份的差异化、永不满足的欲望、为首位而竞争的特点，冲突表现的更为正常和持久。“冲突管理”意味着疏导而不是减少冲突，通过强调冲突的不同层面，淡化主要冲突，决策者可以提升组织成效。

3. 利己还是利他？在囚徒困境中，根据理性决策假设的逻辑，个体理性会导致集体的非理性；按照规则遵循的假设，社会规则促使个体选择对对方受益有影响的行为，从而促使集体利益最大化。在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中，一个重要的条件是信息，出于利己考量，决策者可能在合作关系形成与运转过程中出现隐匿信息（hidden information）与隐藏行为（hidden action）的行为，这就是委托代理关系中的“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问题。隐瞒与欺骗可以使决策者获益，但是在重复博弈与高度竞争中，这种弄虚作假风险成本很大。也正因未存在着欺瞒行为，“信任、声誉和规则遵循在信息交换中显得非常重要”

4. 创造合伙人的一致性“如果合伙人采取行动的基础是偏好和后果的逻辑，那么消除不一致性就意味着要调整他们的动机。与此相关的研究关注的是委托和代理人的关系、合约以及威慑体系和信息体系的设计。（声誉研究）；如果合伙人的行动基础是身份和适当性逻辑，那么消除不一致性就意味着要调整合伙人对情境和他们身份的定义，并要对他们的身份所暗含的行动定义进行调整。包括事前选择、组织运作中的社会化、注意力和解释。”

第四章 多重行动者：冲突和政治

本章延续了第三章的前提假设，即团体不一致性是行动者展开决策的前提，面对不一致的偏好和身份，多重行动者如何达成集体决策？“本章研究了两个经典的决策论隐喻。第一个隐喻认为决策以权力争夺（power struggle）为基础，它关注的问题是：谁得到了什么、什么时候得到的？如何得到的？第二个隐喻把决策描述为联盟结成（coalition formation），它关注的问题是：如何建立合伙关系？怎样达成协议并加以实施？最后，本章讨论了注意力和其他因素对决策不稳定性的一些影响。”

多重行动者的决策模式必然与“政治”相关联，政治是利用权威对资源实现分配的过程，也是讨价还价的博弈过程，权力是政治的核心。政治权力关注支配与控制，如何进行资源交换和达成合作，因此，本章先由权力出发，讨论行动者如何利用权力配置过程影响决策。在权力与决策的关系中，权力是决策的基础，因为面对不一致性时，决策意味着身份与偏好皆不同的个体实现自身偏好的过程，这一过程必然包含着冲突，不可能满足所有人的意愿，而“权力就是获得想要的东西或实现身份的能力。”“社会上的权力分配，就是在追求符合个人价值观的生活过程中的利益分配...对决策的标准假设是对权力的争夺，通过运用权力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

针对权力决策模式的研究包括两种模型，一是权力的力量模型（force models of power）把决策描绘成各个参与者意愿的加权组合。权力的交易模型（exchange models of power）把选择视为自愿交易的结果。A.权力的力量模型将权力视为近似于力学中向量/矢量模型的结构，权力可以像向量模型一样进行合并与计算，然而，现实中的权力与决策者的身份与地位相连（例如，如何确认决策者拥有的权力是个人权力还是职位权力？）、并且权力具有领域特性、潜在权力的使用需要激活、使用权力会影响权力自身，这些都表明了计算和估量权力的困难。“其结果是，力量模型和隐喻非常普遍，但无助于证实或证伪。”同时，有关权力与决策的讨论扩展了民主治理研究。“权力来源于个人意愿和他人意愿之间的关系。与那些有权力的人在偏好和身份方面保持一致是有好处的。”拥有权力者偏好与意愿的实现往往会使自己的意愿得到实现，相反，远离意愿与偏好中心的人将在很长时间远离权力中心。因为身份与偏好影响决策者对权力的感知，因此即便给予弱势以公民权力，他们依旧远离权力中心。“在考虑平均社会体制里的权力时，降低权力不平等程度的策略不仅包括资源的再分配，而且还应该包括个人偏好和身份的再配置。”B.权力的交易模型的核心是不一致，正因为人们拥有的资源不一，偏好和需求不一，想要获取的地位不一，才达成了交易的可能。“在交易模型里，追求个人偏好或实现个人身份的能力取决于以下三个因素：对规则的控制、对资源的控制（资源依赖理论）与对偏好的控制（领导学：转换型领导、开心做奴隶）。”权力交易理论将决策视为一个保险计划，对风险的厌恶使行动者愿意提供比将来能够的得到的回报更多的好处，形成互惠交易与合作。

决策的联盟模型依旧从偏好于身份的不一致性出发，讨论两个问题：谁将加盟？利益如何在成员之间分配？假定联盟成员之间的需求是严格冲突的，利益的获得具有排他性，那么结盟的最好方式就是确定一个“最小的成功联盟”，使每个成员分配利益最大化。同时，结盟与竞争意味着利益在联盟与联盟之间的分配与再分配，有时加入获胜联盟并不一定意味着个人收益大于在失败联盟中的所得，因此，收益不是绝对的，个体利益与联盟利益的关系亦是复杂的。

假定联盟成员之间的需求存在互补性，即潜在同盟者的需求不是严格对立的，结盟的策略将会发生变化：第一，“需求的互补性使获胜联盟吸纳成员超出了获胜所需的最小联盟规模。”第二，“如果个体的偏好和身份与他人的身份和偏好完全吻合或毫不相干，都会有助于个体处于成功联盟当中”（资本家、工人、农民的竞争例子）第三，互补性形成了民主政治上的互投赞成票机制（VOTE TRADING投票交易理论tullock，1962）是研究民主决策的重要理论之一，通过延期补偿机制，使民主决策活动中参与者的利益得到充分实现。但在政治参与活动中，政治冷漠占据上风，决策以互不关心为基础，若以互补性为基础，组成联盟则存在着诸多困难：需要寻找并识别偏好不一致的合伙人、有计划和安排战略行为以便组成联盟，延期补偿机制需要一定程度的信任，策略型的弄虚作假削弱了合作与谈判的基础。“在崇尚交易的世界里，互不关心是权力的来源、联盟的基础。在追求合作的世界里，互不关心则是困难和缺乏团结的根源。”

上述讨论的多重行动者的决策是一个静态的过程，如果决策环境或决策的核心因素发生了变化，多重行动者又会如何展开决策？身份与偏好、空间与时间的组合将会影响决策者的行动模式：决策的结果取决于激活了哪些个体及其身份与偏好的哪些方面？在什么样的时间与压力下做出的决策，决策是会变化的。参与规则影响个人从决策中获得的结果、社会利益的实现和参与权利本身，进一步影响决策结果；注意力的有限性衍生出了间接参与模式，“不在场”的“参与者”影响决策进程；决策参与本身也会影响决策者的未来参与模式，例如：参与首先增加了决策的吸引力，而后又逐渐减少了决策的吸引力。另外，决策的执行也是多重行动这决策理论的核心议题。

关键词：权力争夺（power struggle） 联盟结成（coalition formation） 权力的力量模型（force models of power） 权力的交易模型（exchange models of power） 不一致性 互补性 互投赞成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