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者未必天成，败者真当自败

2020读6th。

杨奎松曾经说过，你读的史料越多，越会发现当今的宣传或教育有许多虚假的东西。这本书对1920-1949年间的国共两党之间发生的种种重大事变，进行了入情入理的分析，避免了用意识形态来干扰历史，澄清了很多历史真相。“只注重和相信源自一个方面、一种角度的史料，对历史的把握，难免会如同盲人摸象，使自己永远无法看清真实的历史是什么样子。”

孙中山制定容共政策，以及这位民主革命先行者在第一次国共合作过程中态度及认识的变化，理应是国共关系的起点。起先，孙中山对自己的信念和力量充满自信，并无意与共产党合作，但在马林的劝说下，孙注意到共产党背后共产国际的力量，再加上地方军阀的叛乱和排挤，孙感到为国民党补充点新鲜血液对自身发展应当有益无害。可见，孙接纳共产党不过是其一贯理念的表现之一：孙中山没有特定的依靠对象，因此也不存在固定的敌人，一切取决于人们是否赞成和接受他的政治主张。反过来，共产党人充其量不过把孙中山和国民党看成是俄国二月革命的领袖及其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政党，相信或迟或早，都必须发动十月革命，造成自己的政权。

在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不同信仰指导下的实践中，双方的裂痕越来越深，关系第一次破裂势所难免。孙中山认为：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强调阶级战争为因，社会进化为果，民生主义则相信是因为人类不断地基于生存的原因而努力使社会大多数人的经济利益相调和，才发生了社会进化的问题。在这里，阶级战争只是社会进化过程中发生的一种“病症”，并非社会进化的原因。马克思“倒果为因”，甚至断定资本制度一定要消灭，因而主张用农工专制和革命手段解决一切问题，结果许多事实与预想不符，造成无数纷争，这是二者的区别。

1925年，随着孙中山的去世，国民党领导层不断遭遇挑战和冲击。冯自由独树一帜，廖仲恺遭到刺杀，胡汉民被迫出走，西山派自立门户。这些现象背后的原因十分复杂，但多少与“容共”政策的分歧有关。尤其是廖仲恺被杀后，长期聚集在广州或明或暗地坚持反对“容共”政策的一批老国民党员受到牵连，以致逃的逃，躲的躲，力量受到削弱。表现左倾，的汪精卫成为党的最高政治领袖；而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而成为党的军事领袖。此举使整个国民党中央看起来甚至更加左倾，鲍罗廷以及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的地位似乎更为巩固了。原本一直动摇于冯自由等分裂派与汪精卫等国民党权力中心之间的大批国民党人，欲排斥共产党人的意志更加强烈。

在后来的国共关系演变中，蒋介石无疑是国民党内最关键的人物。客观来说，被称为“反革命”的他，不仅不反对革命，此时甚至可以说是相当革命，很多主张与共产党如出一辙。比如蒋大力支持工农运动，多次提到是孙中山遗训不可动摇。他与共产党人也曾经有过非常好的关系，后来走到对立面，是有十分复杂的历史和个人原因。其中有一点不得不提，蒋介石的个人权位及政治抱负，在相当程度上与国民党的组织生命结合在一起，不可须臾分开。蒋的这种态度、心理和国民党组织生命的状况密切相关。当共产党人的言行有利于国民党的发展时，蒋就站在联共政策的一边；当蒋认为，共产党人的言行不利于国民党的发展时，他就戒备以至反对。这一理念贯穿整个蒋介石处理国共关系的始终。

至于第二次国共合作，显然主要是由于日本的侵略所致，当外敌被消除之后，双方合作的基础已经变化，加上蒋介石要独裁，围绕着政权的争夺而展开战争自不待言。斯大林在雅尔塔会议上与罗斯福、丘吉尔同一步调，以及赫尔利的公开讲演，使蒋极为自负。他几乎迫不及待地想和中共秋后算账。国共两党在后方宣传与反宣传、控制与反控制的争斗也日渐激烈。这种情况尤其突出地反映在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群中。相信但凡有学生运动，必有中共在背后“鼓惑”、“操纵”，联系到对中共必欲以武力解决，面对学潮无力遏制时动辄就想要动武，这在国民党一些领导人思想上已经形成为一种思维的惯性。此时蒋介石因顾及国内外舆论，多数情况下并不想对学生暗杀或开枪。只是，地方当局却未必都十分明了这其中的奥妙，更不要说那些有鲁莽军人当政的地方了。对上级的指示层层加码，在官僚体制下是一件司空见惯的事情。何况，对于这个时候的党政人员，像这种能够充分表现自己对党国忠诚的机会也不是经常能够碰到。基层的众多参加者不顾一切地想要在反共斗争的第一线上争表现，显然也是造成事件失控和升级的一个重要因素。最终，“戡乱”变成“内战”。战场失利、经济崩溃、党内派系林立，国民党走向“自败”。

全书更注重从国民党的角度审视这段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历史，也是为了弥补国内研究的空白，毕竟大陆出版的国共关系史基本都是“共国关系史”。联和反，容和限，这些词的内涵，从来都说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