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点体会

何伟亚先生对于“乾隆年间马戛尔尼访华”这一历史事件所传达的观念与我长期以来所接触到的，由费正清先生倡导的“朝贡体系”观念极为不符。二者在一定程度上讲可以说是矛盾的。前者认为，当时的大清帝国在外交上保持着一种谨慎的态度。由于英国在尼泊尔问题、商业利益问题等诸多方面都引起了清廷的怀疑，因此对马戛尔尼来访的真正目的，清廷的上层决策机构进行了多次揣摩，由此对来访使团表现出来的态度自然是谨慎的，再加上礼仪的差异和冲突，外交的失败是必然的。而后者的观点则认为，中华乃天朝上国，自视清高，统治者认为来访使臣的目的当然是为了朝贡，进贡本国方物，向大清帝国称臣，这样大清帝国就又多了一个年年进贡的藩属国。相较之下，后一种观点更广为人知，很多人也认为这是中国近代不平等的万恶之源——中国在那个时候错失了一次与世界交流的机会。 之所以会出现两种观点，主要是因为何伟亚先生与费正清先生二者所持的根本史观不同。何伟亚先生运用后现代主义史观，具有极强的创新性，会综合一些碎片化，零散化的叙述，从而从中提取到超越现代化内容的观点。而费正清先生“以中国为中心的”中国观，提出了“冲击—反应”模式。前者站在帝国扩张的角度，对中英双方进行对比分析。后者站在文化对冲的角度，以中国的文化传统来解释中国为什么不能成功应对现代性。 二者的观点其实没有什么熟是熟非，不同史观下的许多内容本身就千姿百态，不过我也得承认，后现代主义史学对一般人的冲击力还是相当大的。在阅读这本书时，我在序言中看到了何伟亚先生的观点后非常惊讶，在仔细研读之后，我又去翻阅了费正清先生的一些著作，觉得我对这一历史事件所掌握的内容还是很少，还是得读一手史料才行。不过借助这个机会接触到后现代主义史学，我觉得我又打开了一扇“罪恶之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