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bjectivation 与 Objectification 的区辨——对《现实的社会建构》中译法的商榷
写在前面：我读的《现实的社会建构》是2019年北大出版社的译本，译者是哈工大社会学系教授吴肃然。在诸多学术著作的中译本里，本作的翻译质量令人拍案叫绝，尤其是本书属于抽象程度很高的理论作品，对翻译的挑战尤甚，加上译者完全没有采用“译注”这一讨巧但多少有些累赘的方式，所以，我们现在读到的这本译作完全称得上信、达、雅。（参考豆友 @肥宅先生 的短评，足见译者和编辑的用心）因此，本文尝试区辨objectivation与objectification两词，并对现在的中译提出商榷，并非鸡蛋里挑骨头，而是想展现出这些术语背后的理论脉络，以更准确把握原书作者的理论意图。
本书=中译本；原书=英文原本；作者=Peter Berger & Thomas Luckmann；译者=吴肃然
我们首先关注出自本书第二章第一节〈制度化〉的三个文段。
本书的p.79写道：人类活动的外化产品获得客观性的过程， 就叫做客体化（注释28）。制度世界是客体化的人类活动，每项制度都不例外。换句话说，尽管社会世界在人类经验中属于客观事物，但它并未因此获得一种完全脱离于人类活动的本体论地位。【1】
文段中“客体化”一词在原书中是objectivation / objectivated。作者在注释28里写道：objectivation这一术语源自黑格尔/马克思的 Versachlichung。【2】
然后，p.85写道：在外化得以生产出客观世界的时候， 它（知识）提供了“程序化” 的通道。借助于语言和以语言为基础的认知工具，知识将世界客体化了（注释33）。它把世界收纳进那些事实性的事物，而在社会化过程中，它又进一步被内化为“客观有效的真理”。因此有关社会的知识可被理解为一种“实现”，它具有两层意义：一是客体化的社会现实被理解了，二是这一现实被不断地生产出来。【3】
该文段中出现了两次“客体化”，第一次在原书中是objectify，第二次是objectivated。对前者，作者在注释33里写道：objectification源自黑格尔的 Vergegenständlichung。【4】
最后我关注另一个相关的概念，p.111写道：制度化的历史变异还能引发最后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 即制度秩序被客观化的方式：制度秩序或它的某个部分会在何种程度上被理解为非人的实在事物呢？这就是社会现实的物化问题（注释58）。【5】
该文段中“客观化”在原书是objectified，而作者在注释29和58里都解释过，“物化”reification来自马克思的Verdinglichung。【6】
基于这三个文段及相关注释，我将作者对这三个术语的使用整理如下表：
既然，作者在注释中反复提及相关术语的黑格尔/马克思主义源起，那么，在马哲脉络考察这些术语就是恰当且必须的了。
“物”：Sache与Ding
首先，需要区辨的是”Sache”与”Ding”两词，在德语的日常使用中，它们都是指物和东西。在康德的“物自体”概念中使用的是Ding，即”Ding an sich”（英译为thing-in-itself），意思是，我们（人类这一“类存在”）只能透过感官系统去把握作为对象的物，也即把握物给我的视觉、嗅觉、味觉、触觉、听觉等信息（感性确定性），而无法真正“达及”它。
黑格尔（1979）则提及了“事物自身”（Sache selbst），在《精神现象学》中他是这么说的：“可以说，事物自身（die Sache selbst）表达出了一个精神性本质性……意识发现它的自身确定性转变为一个对象性的本质（gegenständliches Wesen），转变为一个事物（Sache）。这是一个来自于自我意识的对象（Gegenständ），隶属于意识，同时不失为一个自由的、真正的对象。对于自我意识来说，感性确定性和知觉活动所指的物（Ding）只有通过自我意识才获得一个意义。一个物（Ding）和一个事物（Sache）之间的差别就在于这里。”
如张一兵（2015）所言，黑格尔透过“事物自身”概念所揭示的，是“人通过主体性劳动将自然物（Ding）提升到精神关系物（Sache）的水平”，若自然物/物自体是第一自然，那么事物就是第二自然。（这是解决、克服了康德的二元分裂，还是只是遮蔽、回避了问题，不在本文探讨范围内）或许我们可以如此理解：我们面前有一张椅子，它本身由一堆遵守物理律的原子构成，但我们人类的精神将其把握为“椅子”这一概念，由于“概念”必然是本体论主观的（ontologically subjective），这种把握就必然地经过了精神的运动过程。
我们也可以重提索绪尔语言学的“能指/所指”概念，其中，“所指”在本体论上是“概念”（比如，“猫”），而非物理之物（一只活生生的猫）。另外，拉康也曾指出，在弗洛伊德在区别于“词表象”（wort-vorstellungen）的“物表象”（Sach-vorstellungen）概念，用的也是Sache而非Ding，也即是说，人类心灵中把握的只能是我们精神活动所创造的“事物”，基于此，拉康提出了das Ding（The Thing）这一实在界“原质”的概念，一个完全无法被语言象征化、不可被想象的“物”。
从物象化到物化
基于上述对黑格尔的讨论，马克思的Verdinglichung与Versachlichung概念也就可以区分了。通常，前者被译为“物化”，后者“物象化/事物化”。随着卢卡奇的著作《历史与阶级意识》在1923年发表，“物化”观念开始得到广泛关注，当时，马克思那部被认为人道主义的、强调资本主义将人“异化”的《巴黎手稿》（即《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尚未重见天日。但是，如韩立新（2014）所言，卢卡奇对“物化”一词的使用却很“令人困惑”，如卢卡奇自己在1967年的〈新版序言〉中提及，书中他的“物化和异化是在同一上使用的”，甚至还“将异化等同于对象化”。
于此，我们不得不将尚未出场的“对象化”Vergegenständlichung与“异化”概念带入讨论。由于黑格尔、费尔巴哈、马克思以及后世学者在使用同一概念时多少有定义上的差别，这会让我们的讨论更加偏离本文主旨，所以请允许我粗暴地如此区分：“对象化”即主体的东西与主体相分离，而“异化”则是分离后无法回返。
在1844年的《巴黎手稿》中，马克思所谓的“异化劳动”，即工人劳动的产品（对象化）被资本家占有而无法回归自身（异化）。而到了1857-58年的《大纲》以及1867年的《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不再使用“异化”，而是以“拜物教”取而代之。韩立新（2014）指出，在第一章〈商品〉的〈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一节提供了“物象化”概念的规定性，即“指（1）人格之间的社会关系表现为单纯的物象之间的关系；（2）人格和物象之间的主客关系发生颠倒，物象成为主体，人格反倒成为客体。”
比之“物象化”，“拜物教”（在精神分析脉络中即“恋物”）更强调“误认”和“假象”，更具有批判色彩。我认为，“物象化”之于人是一种无好无坏的必然，如韩立新（2014）所言，“对人及其社会的界定不能由人本身，而是要由人之外的物象及物象之间的关系这一外部中介来说明”，我们很难想象一个没有“物象”来中介主体间交往的社会，毕竟，我们不是刘慈欣笔下的“三体人”。但是，“拜物教”意味着我们无法正确认识“物象”乃主体所创造（artificial）这一事实，居然把它当做神来崇拜，受其宰制——这里显示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与革命性。
从“异化”到“拜物教”，在首先建议把versachlichung翻译为“物象化”的日本学者广松涉看来，意味着马克思思想的发展与成熟。广松涉援引了现象学“主体间性”（刘森林，2012）的看法，认为“异化”是就单个主体而言的，且为人的类本质设定了起点，而“物象化”则至少需要两个主体，体现了主体间的关系——“物象”不可能是单个个体的精神运动的产物，必然地发生于集体层面。这或许也体现在马克思1845年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六条写道：“费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于人的本质。但是，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而另一位日本学者平子友长重新定义了“物化”概念，认为从人到物象，从物象到物，是发生了两次颠倒。这一定义遵循了人格（Person）到物象（Sache）再到物（Ding）的顺序。（韩立新，2014）
在物化与物象化之间
重读《现实的社会建构》，我们会发现作者对这些术语的使用，非常近似平子友长。“对象化”（Objectification，Vergegenständlichung）无疑是社会建构起点，如作者说（我开始不再使用译者的中译），“知识将世界对象化了”，而“物象化”（Objectivation，Versachlichung）与“物化”（Reification，Verdinglichung）则是两个递进的终点：在“物象化”中，“人类活动的外化产品获得客观性”（p.79），而在同样作为一种“对象化形式”的“物化”（p.112）中，“制度秩序……被理解为非人的实在事物”（p.111）。
如此理解，有一个证据来自于注释59【7】，作者在此讨论涂尔干学派的社会学是否如美国实证主义社会学一样持有“物化”观。作者认为，从涂尔干的“社会事实是物”必然可以推导出社会事实的“客观性”（objectivity），至于这种“物性”是否带有“物化”色彩，关窍正在与“物象化（objectivation）与物化（reification）之间的区别”。回答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在p.79，作者写道：尽管社会世界在人类经验中属于客观事物，但它并未因此获得一种完全脱离于人类活动的本体论地位（ontological status）。
一言以蔽之，人类集体地、主体间地建构了社会世界（即社会建构论），但一旦人们忘记了这个事实，就会把社会世界看做一种脱离自身活动的外部本体，一种无法抵达的“物”。作为结果，人会把社会制度视作“理所当然”、“本就如此”，不敢不愿不会去改造它，也因此，社会制度成为了“一种非人的、无法人格化的、惰性的事实”，“一个人和他所在世界的真实关系在意识中被倒转了”（p.112）。
在其它章节，如第三章第一节〈现实的内化〉中，作者把社会称为“外化、客体化和内化三个步骤所组成的持续辩证过程”（p.161），这里的“客体化”也是objectivation，若翻译为“物象化”则能明确表明作者对“物化”观念的反对。在第一章第一节〈日常生活现实〉中，作者认为日常知识的根基就是“主观过程（与意义）的客体化”，这里的客体化同样是objectivation，“正是通过这一环节，主体间的常识世界才得以建构而成”（p.28）。
由于全书内objectivation与objectification属于高频词汇，所以笔者认为，区分这两个术语，将有助于我们把握作者们所引领的“社会建构论”观点，以及他们从人文主义立场对实证主义社会学“物化观”的批判——“对物化现象的分析非常重要，因为它有助于矫正普遍存在于理论思维中的，特别是存在于社会学思维中的物化倾向。它对知识社会学来讲尤其关键，因为它能防止后者陷入一种误区，即在人们所做与人们所想之间设定一种非辩证关系”（p.115）。
最后，我想讨论一下作者基于生物学推出的一个观点：民族学和心理学的证据已经表明，无论是在物种发生学还是个体发生学的层次上，人类对于社会世界的理解都是高度物化的（p.112-113）。事实上，在第二章中，整个第一节都从生物学和心理学角度，对人的类本质作出了诸多规定性。这里难免有“倒因为果”之嫌——这些对人的规定性，或者说“人性”，本来也是一种特定时空范围内的社会产物，若人需要“世界封闭性（world-closeness）”、需要“缓解紧张”、需要被“分化和导向”，可能也是因为社会要求我们如此做。换句话说，“制度”是“需要制度的人”的“外化”，而“制度人”本身是“制度”的产物——用专注于研究疯人和犯人、关注超现实和极限体验的福柯的话来说，“非制度的人”被镇压了。作者开创了社会建构论的道路但却止步于中途，后代学者已经论证了心理学和生物学这些“自然科学”依然不可能脱离社会建构的脉络。
同时，作者继续说，“要将物化理解为一种意识形式，至少需要在意识中先出现一种相对去物化的状态”（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摆脱误认和虚假意识，科学地正确认识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并且，主张知识社会学的研究者“必须特别留意有助于去物化的那些社会情境，比如制度秩序的政体崩溃、原本互相分隔的社会发生了接触以及社会边缘性这个重要的社会现象”（p.115）。
或许，对作者们而言，这是一个可以令研究者避免犯错的范式，但对马克思而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注释
【1】原书的对应段落为：The process by which the externalized products of human activity attain the character of objectivity is objectivation. The institutional world is objectivated human activity, and so is every single institution. In other words, despite the objectivity that marks the social world in human experience, it does not thereby acquire an ontological status apart from the human activity that produced it.
【2】原书注释28：The term ‘objectivation’ is derived from the Hegelian/Marxian Versachlichung.
【3】原书的对应段落为：It ‘programmes’ the channels in which externalization produces an objective world. It objectifies this world through language and the cognitive apparatus based on language, that is, it orders it into objects to be apprehended as reality. It is internalized again as objectively valid truth in the course of socialization. Knowledge about society is thus a realization in the double sense of the word, in the sense of apprehending the objectivated social reality, and in the sense of ongoingly producing this reality.
【4】原书注释33：The term ‘objectification’ is derived from the Hegelian Vergegenständlichung.
【5】原书的对应段落为：A final question of great theoretical interest arising from the historical variability of institutionalization has to do with the manner in which the institutional order is objectified: To what extent is an institutional order, or any part of it, apprehended as a non-human facticity? This is the question of the reification of social reality.
【6】原书注释29：Contemporary American sociology tends towards leaving out the first moment. Its perspective on society thus tends to be what Marx called a reification (Verdinglichung), that is, an undialectical distortion of social reality that obscures the latter's character as an ongoing human production, viewing it instead in thing-like categories appropriate only to the world of nature. That the dehumanization implicit in this is mitigated by values deriving from the larger tradition of the society is, presumably, morally fortunate, but is irrelevant theoretically. 以及原书注释58（节选）：Reification (Verdinglichung) is an important Marxian concept… In the Marxian frame of reference the concept of reification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at of alienation (Entfremdung).
【7】原书注释59：Recent French critics of Durkheimian sociology, such as Jules Monnerot (Les Faits sociaux ne sont pas des choses, 1946) and Armand Cuvillier (‘Durkheim et Marx’, Cahiers internationaux de sociologie, 1948), have accused it of a reified view of social reality. In other words, they have argued that Durkheim's choséité is ipso facto a reification. Whatever one may say about this in terms of Durkheim exegesis, it is possible in principle to assert that ‘social facts are things’, and to intend thereby no more than the objectivity of social facts as human products. The theoretical key to the question is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objectivation and reification.
参考文献
黑格尔. (1979). 《精神现象学》（上册），贺麟、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刘森林. (2012). 物、物化、物象化:马克思物论的新认识. 高校理论战线(07), 14-20.
韩立新. (2014). 异化、物象化、拜物教和物化.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02), 6-12.
张一兵. (2015). 马克思:自在之物与事物自身之谜的破解——历史唯物主义的构境论阐释.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02), 5-16+1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