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不是你想变，想变就能变”——读史景迁《改变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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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不是你想变，想变就能变”
——读史景迁《改变中国》
（一）
“牛顿第一运动定律”告诉我们：“孤立质点保持静止或做匀速直线运动；任何一个物体在不受外力或受平衡力的作用时，总是保持静止状态或匀速直线运动状态，直到有作用在它上面的外力迫使它改变这种状态为止。惯性大小只与质量有关……质量越大，克服惯性做功越大；质量越小，克服惯性做功越小。”这一“自然哲学”定律不单适用于物理学领域，在政治文化领域似乎也通行不悖。
拿这一定律来考察中国：“静止”或者“匀速运动”这种“不变”状态可简单理解为一种“惰性”——每天日升月落，生活周而复始；一代新人换旧人，一朝天子一朝臣，好像千百年来一切就是这样，人们轻易并不愿意改变，没有变的理由，也不知道往哪里变、怎么变。自夏商周三代以降，直到清末，将近4000年时间，虽然有所谓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社会形态的演变，以及长至数百年、短仅数年、十数年的朝代更替，但实际上，整个社会是保持一种稳定、一种不变，或者说静止的。即使是王朝更替时死伤无数、烽火遍及神州的大动荡，这种“力”也只是内部的力，是因应中国社会“静止”状态而生、适应这种“静止”状态的“内力”，它并不能实际上改变中国社会发展的“惯性”或者说“静止”状态。而到了明末以后，特别是19世纪以后，西方社会对中国社会施加了“外力”，这才开始改变中国社会发展的“惯性”与“轨迹”，出现了李鸿章所称“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当然，因为中国社会体量巨大、惯性巨大，这种外力作用下的改变也是渐变，积少成多的变，而非如日本般的“遽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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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看到这个书名——《改变中国》——我心中马上泛起三个层次的感受：抵触、不屑与释然。
1.抵触——“中国不是你想变，想变就能变”
讲到在中国的外国人——不管是顾问还是啥——这样的名句立马浮现脑海：“……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里描绘的，应该是一种对前来中国的外国人的美好愿景。
查《现代汉语词典》，“顾问，有某方面的专门知识，供个人或机关团体咨询的人”。从这个含义来看，作为顾问，其应体现出相当的客观性和中立，且不带其个人倾向性或功利心。但考察书中所列十六位“顾问”，可谓各怀心志，甚至心怀鬼胎，用“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这句大白话来分析他们不远万里来中国的原因，可能更为准确；或者简而言之，他们的动机并不单纯，因而让人心生抵触——中国位居亚洲东部，有大海、荒漠、高原和峻岭与外界隔绝，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中华文明都不间断延续几千年了，她招你惹你了，要你来改变？凭什么？“中国不是你想变，想变就能变”。
罗列几点书中有关这些顾问来华动机的描述：
——在某种程度上，西方列强和华尔都是“冒险家”。他们由海路抵华，靠着欺瞒胁迫在中国沿海地区落脚。而且，距离遥远往返联络耗时甚久，外交官、军事代表拥有极大的空间，只要能为自己或祖国牟利，往往不择手段。所以他们效忠的并不是清廷，而是能保证对他们有利可图的团体。（第75页）
——中国人虽然不喜欢西方世界和西方人，但戈登说：“即使我们给他们提供援助，中国人也没有理由爱我们，因为中国的叛乱是我们间接促成的。（第101页）
——到了1900年，义和团运动得到朝廷的公开支持，这意味着清廷已经越来越提防西方商人、外交官和传教士的巧取豪夺、划分势力范围。（第1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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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又是个落后封闭的城市，但胡美仍相信耶鲁传教团推动的计划远景可期。胡美到了没多久就写道：“把握学生，把握读书人”，“我们在中国必能成功!”他说，所谓成功就是按西方的方法和西方的宗教，把中国人改造成真正的世界公民；成功，不只是科技方面，“还意味着掌握先进的知识，以基督信仰为基础，激发道德力量，陶治健全人格。（第184页）
——胡美认为，不应责备中国人对待西方人的态度，“这就好像一群印度人或其他外人跑到美国来，指手划脚告诉我们该如何建立发展教育制度。中国人已经听烦了”。而且，“今天，只要他不受中国人的欢迎，就无法在中国有所贡献。我们在这里只是客人”。因此，雅礼协会必须适应环境。“只要我们还虚饰以西方的象征，坚持西方的某种传统，或者对转瞬即逝的现象投以西方世界的判别标准，我们又如何期待我们的工作能真正生根呢?”在华的美国人必须“更像中国人，更有效率，更富基督色彩”，胡美认为，“如果说这整个冬天有什么事变得明朗，那就是我们这些外国人对中国人的态度和心智只有粗浅的认识而已。”（第196页）
——不过，任凭托德说破嘴，别人依旧当他是西方列强的代表，这是他成功的最大阻碍。只要西方列强对中国事务这么有影响力，西方人便谈不上真正保持中立。胡美辛苦了半天オ领悟到这一点。托德虽没吃足苦头，但他早在1924年初便写道：“试着了解这个伟大国度是何种模样，并了解它在西方国家的指导和协助下，能变成什么模样。”中国人或许欢迎协助，但是外国的保护就不必了。因为保护就会张牙舞爪。（第240页）
——西方人以专业技术粉饰意识形态，企图强迫中国全盘接受，这正是中国人断难容忍的，即使在中国最孱弱的时候，也意识到依外国条件接受外来的意识形态乃是屈从。这种自尊与疑虑是反天主教的先驱沈㴶、杨光先，十九世纪的政治家林则徐、曾国藩，以及蒋介石和毛泽东这对宿敌所共有。回顾1620年到1960年这段历史，可看到西方人以唯我独尊之姿来到中国。这种优越心态起于两大因素：西方人拥有先进科技，自认师出有名。西方人自认目标崇高，他们的建议是中国迫切需要的，因而一副君临中国的姿态；若是中国质疑其目标的妥适，不接受其建言，他们便不知如何是好，抑或恼羞成怒。西方人受其愿景驱使，多与中国有很深的情感纠葛，他们要的不只是中国的报酬，但他们没能认清中国人是以契约的观点来看待彼此之间的关系，并以雇主的身份保留终止双方协议的权利。（第328页）
——当然，其中一个动机是协助中国提振精神或道德的贫困。这似乎是本书讨论的所有西方人共同怀抱的愿望，无论这些人出于自愿或受邀前往中国，还是受上司的青睐被派往中国。协助意味着使中国更像西方国家，使中国按西方人所理解的定义来改变。所以，西方人并不在意他们所触动的一连串事件，而后果是他们根本无力决定的。但是，在他们行动的背后其实有着更复杂的动机，他们的牟利之心不下于帮助中国之心。大多数西方顾问皆有冒险患难与渴望毕其功于一役的性格，这种性格又会因他们在家乡所经历的恐惧和挫折而被激化。中国似乎提供他们发挥的自由，给予他们以一己之力扭转历史的契机，从而证明了他们存在的价值。（第3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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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不屑——中国不是漂白桶，不是破碎机或者熔炼炉，但它是个大酱缸
如上所述，这些外国顾问来中国的目的并不单纯，很现实，而中国和中国人同样报以相当现实的态度与应对。而其作用过程和效果，可用柏杨所谓的“酱缸”来比喻。最终，这些顾问中的许多人，最终被酱缸所酱，铩羽而归。
——对于汤若望一生盖棺论定的适当评价莫过于：上帝的仆人汤若望，竟被身为中国钦天监监正的汤若望冷落一旁。（第25页）
——我们占了事后之便，远眺汤若望、南怀仁所属的年代，持平而论，中国人才是这场东西交流的受惠者。西方科技能用则用之，也不吝以珍宝官位酬报，但仅此而已。与己无关之事，则待之漠然。（第34页）
——伯驾行医多年、精通中文，欲使中国“由上帝的荣耀而得解放”，没想到却还是囿限于专业技术，无法抑制地对他本该心怀爱意的人群心生嗔怒。（第62页）
——赫德走得正是时候。新时代降临，唯有新式的洋顾问方能适应这新的局势。数十年来，在华洋人之中，以赫德最具权势，然而他所掌理、树立威望的海关也无法撼动中国经济的基本结构，一生奉献以义和团的灾难收场……赫德于1911年9月20溘逝，三周之后，他毕生支持的王朝也冰消瓦解。（第141页）
——可惜事与愿违。傅兰雅花了二十八年的时间才发觉中国人在利用他，而不是他在利用中国人。当他认清这令人不快的事实，便毅然离开了中国。（第171页）
——鲍罗廷……最后用低沉压抑的语调说道：“我来中国是为理想而奋斗。解放东方人民，实现世界革命的梦想将我带来此地。但中国本身历史悠久，人口众多，社会问题庞杂，无限的可能性，都令我惊愕万分，也将我淹没其中，我的世界革命思想逐渐褪色。在中国进行革命，为自由而奋斗成为目的本身，不再只是达成目的的手段。我的使命是掌控形势，推动巨轮前进，随着时间的游移，巨轮也推着我一道前进。我自己成了这庞然机器里的齿轮。”（第224页）
——白求恩生活的方式，他离弃生命的态度，说明他到中国不只是去救那些伤兵一一这些人要不是有他就会死去——也不只是站在反抗法西斯主义或资本主义世界的最前线。他来中国是为了替他那一代人赎罪，涤净他们的冷酷、无动于衷和追名逐利，他认为这已经败坏了他们的文明。他的精湛医术是进入中国社会的通行证，若没有这张通行证，他会被摒弃在外。白求恩和其他洋顾问一样，都是在利用中国人达到自己的目的，到头来反被中国人所利用。不过，白求恩和其他洋人不同的是，他利用中国人而获致有意义的死法。（第252页）
——多数西方顾问确实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心理满足，可以想见，他们为此经验付出的代价也很高。即便某些中国人对他们善待有加，但更多人会冷落、蒙骗、敌视他们。每个人都想以某种手段控制中国的命运，但他们终究会明白这是自不量力，痴心妄想，并感到万分沮丧。他们意识到自己被中国人利用，而不是在利用中国人，他们渐渐被自己的科技专业吞没，会找其他的办法，避而承认他们的期望已落空了。其中有些人焚膏继晷，拼命工作，以当下的自得掩盖未来的不确定；有些人痛斥中国人不值得西方伸出援手一一中国人腐败、心术不正、残酷。前者以其行动表明他们的野心受限，后者则以否认良机的存在来掩失败。（第3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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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释然——天下潮流，浩浩汤汤
史景迁在书末分析西方顾问凭什么前往中国的问题时提到：“因为他们可能没想过这个问题。他们信心满满，深信自身的文明虽有种种缺点，但还是能提供中国所没有的东西。他们之所以有权如此，是因他们有能力、信念及驱动力。随着他们的改变，世界也为之一变，中国自然难以置身度外。事情就是如此。中国若欲抗拒变革，是没有道理的，因为这是不言而喻的，就好比抗拒潮起潮落或旭日东升。”（第330页）这种提法或许片面和一厢情愿，但“话糙理不糙”。不说在本书限定的1620-1960年这一时间段，中国在外力作用下的改变实属无奈、不可避免，即使在21世纪的今日，在世界日益融合的潮流之下，中国更应在有所坚持的前提下，顺时而变，把握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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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迪威在日记里谈及：“中国政府权力结构的运作是以恐惧和偏袒为基础，权力是掌握在不学无术、独断专行、冥顽不灵的人手里……唯有外在的冲击一一或是敌人的行动，或是某些立竿见影的新观念一一才能改变中国。“（第277页）这或许可称为本书的“点题之笔”。但正如前面提到的，这里所指改变中国的是外力，而要真正改变中国，需要有发自其内部的警醒、觉悟与改变，甚至是自我革命的愿望——这似乎要违背“牛顿第一运动定律”了（但“牛一”在许多场合，比如量子力学领域和物体运动速度接近光速时就不适用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上世纪后叶，中国在意识到自身需要改变并实施改革开放之后，开始了具有加速度的改变，堪称“四千年未有之大改变”。
（2020.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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