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Z）为何民主制度选择不良政策
摆在读者面前的这部著作，是一张对准民主机制拍摄的X光片。它透视了一条始终存在，但从未被清晰展露的逻辑通道，那就是“民主制度产生不良政策”的因果链条，或“选民自愿选择下策”的制度缺陷。我认为每一位谈论“民主”的学者都应该阅读此书。
大部分知识分子深信，公共政策领域存在“大数定律”，即大部分人在大部分场合都是正确的。知识分子们由此推断，只要决策者充分听取民意，并且始终听取民意，公共政策就会如同绑上了卫星导航仪，哪怕起点多么偏远，迟早都能回归正确的轨道。
然而，事实不尽如此。经济学家们发现，大量理论上和实践上都站不住脚的经济政策，如最低工资法、贸易壁垒、农业补贴等，被世界各地反复推行；而大量早被证明是利大于弊的经济政策，如民营取代国营、货币补贴取代实物福利、民间办学取代公营办学等，却一再遭到质疑和阻碍。
如何理解这种“民意倾向”与“经济良策”长期分庭抗礼的现象？经济学家们所提出的解释和对策，经历了四个渐进的阶段。
第 一是“垃圾进、适当加工、垃圾出”之说阶段。经济学家们认为，不良政策之所以受欢迎，主要是由于老百姓缺乏经济学知识。十九世纪法国经济学家巴斯夏 （Frédéric Bastiat）就指出：“伪劣经济学知识之所以能够指挥内阁成员，只是因为它在国会议员中深受欢迎；而之所以如此，则只是因为它在选民中具有代表性；而 选民之所以对此耳熟能详，则只是因为它在公共舆论中根深蒂固的缘故。”
似乎只要普及经济学教育就能解决问题。诺贝尔经济学奖获 得者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曾乐观地写道：“只要由我来写经济学教科书，我就不在乎谁来制定国家的法律，谁来起草缜密的条约。”然而，多年过去，情况并没有得到 多少改善。孜孜不倦从事教育的经济学家们发现，哪怕是那些在课堂上通过考试的学生，到了具体的事件，也往往因为感情受到触动而轻易站到了经济分析的对立 面。
第二是“珠宝进、不当加工、垃圾出”之说阶段。由于经济学普及教育的收效甚微，经济学家们开始在选民以外找原因。他们指出，既然老百姓是不良经济政策的直接受害者，那就没有理由假定他们是愚蠢的，否则就与经济学中“人是理性”的基本假设相违背了。
结 果，这批学者瞄准了民主决策机制。他们认为，老百姓虽然在整体上受到不良经济政策的伤害，但个体受损程度不高，而且他们位置分散，互不相识，联合起来修正 经济政策的难度很大；与此对照，形形色色的利益团体，虽然为数不多，但牵扯的利益巨大，互相认识，容易协调。也就是说，不是老百姓愚蠢，而是民主的机器更 容易被利益团体利用，才产生了不良的经济政策。
第三是“珠宝进、适当加工、珠宝出”之说阶段。以威特曼（Donald Wittman）为首的一批经济学家，把传统芝加哥学派的市场理论贯彻到底，对第二阶段的学说提出了有力批评。威特曼在1995年出版的《民主失败的神话》中论证：政治市场与经济市场一样有效。
威 特曼指出，人们在超市里之所以敢拿起牙膏就去付款，也并不是因为他们懂化学，而是因为牙膏有品牌，而品牌接受公众的监督，才使得数量不多而且利益集中的厂 商，无法劫持数量庞大而利益分散的消费者。这个机制一样适用于公共事务。事实上，人们对政治人物的道德品质要求特别高，对其丑闻也特别关心，就说明了公共 领域和市场领域一样，也存在“一旦逮住即加倍惩罚”的机制。政治会出问题，市场也会出问题，但既然都有合理的惩罚机制，那么长期而言，那些顺应民意而产生 的公共经济政策，就应该跟顺应消费者而产生的商品一样，是优质和与民意相符的。
第四是“垃圾进、不当加工、垃圾出”之说阶段。 威特曼的理论令传统公共选择学者非常不安，因为后者一下子被逼到了“三难”境地。他们既不愿意擅自改动理性人假设，把人说成是不理智的，又不愿意把不良的 公共经济政策说成是与广大选民的切身利益相符的，他们当然也难以反驳威特曼为政治市场的效率所作的辩护。
突破口出现在1997 年布伦南（Geoffrey Brennan） 和罗马斯基（Loren Lomasky）合著的《民主和决策》之中。这两位学者提出了“民主投票的表达性作用”的观点，即人们之所以参与投票，并不是为了改变选举结果，因为简单 的统计学原理就能证明，每个人的选票对选举结果产生边际影响的概率极小，远远小于他们在投票路上遇到交通意外的概率。从这一点来看选民去投票的行为是得不 偿失的。合理的解释是，选民之所以参政议政，不是因为自己真能改变选举结果，而是为了显现自己的品德，达到标榜的作用。同时，也恰恰是由于深知自己的投票 对选举结果的影响接近于零，选民才不关心不良经济政策对自己造成的实际后果。
卡普兰（Bryan Caplan）教授的这部《理性选民的神话》，是第四阶段学说的重要依据。作者提供的实证数据表明，大部分人对经济问题的看法，与职业经济学家的看法存在系统性的差距。用作者的话来说，这些差距可以归结为四大偏见：
排外偏见——凡是涉及对外关系的经济政策，老百姓就比职业经济学家更倾向于朝着“外国人剥削本国人”的方面理解。这解释了大量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挥之不去的现象。
职位偏见——人们普遍认为工作职位本身就是经济发展的目的，而职业经济学家则视之为手段。这解释了人们普遍拥护“保留岗位”或“创造就业”的经济政策的现象。
反市场偏见——尽管经济学家异口同声地认为“供求”决定了价格，但老百姓普遍不以为然。这解释了形形色色的价格管制政策大行其道的现象。
悲观偏见——尽管经济学家们倾向于相信经济情况总体在不断改善，但老百姓往往感觉经济情况越来越糟。这解释了人们积极呼吁社会福利的现象。
卡 普兰指出，人们如果在市场上坚持错误，那么他们就会受到相应惩罚。例如，把豆腐买成白菜，那就只能吃白菜；偷懒，就会遭到减薪；理解新闻时感情用事，就会 蒙受股市上的亏损。然而，人们如果在政治上坚持上述四类偏见，则不仅能通过“民主投票的显示性功能”，从友侪的认同中获得极大的满足，而且由于自己的选票 对选举结果没有影响，所以也不会产生多少“屏除偏见以免遭不良政策之苦”的积极性。
这样，《理性选民的神话》就为审视民主制度 提供了一套独特的视角。它锁定并解释了大量诸如此类的现象：许多人高喊“支持民族工业”，私下则追逐舶来品；他们积极呼吁政府“创造就业”，私下则光顾低 成本的商品；他们理直气壮地反对春运火车票提价，私下则托关系找黄牛；他们忧心忡忡地反对城市化过程，私下则想方设法在城市占据一席之地。人们这种在言论 上夸夸其谈，在行动上精打细算的两面性，恰好是“不同约束条件下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典型表现，卡普兰把前者称为“理性胡闹（Rational Irrationality）”。
要减少“理性胡闹”产生的不良经济政策，最好的办法不是广泛和持续听取民意，而是一开始就避 免把问题交给民意。只要可能，就尽量让市场的“个人选择”来取代民主的“公共选择”。例如，消费者到底要购买哪个厂商的商品，这个问题本来就可以而且应该 让每个消费者在市场上作个人选择，那就不应该把“要不要民族工业”的问题交给民意，让民意通过民主机制作公共选择。同理，教育、保险、医疗、住房等问题， 也都可以尽量交给市场，由分立的消费者独自决定。只有这样，才能尽量避免公共经济政策因民意放纵而产生的偏差。
《理性选民的神话》作者布赖恩•卡普兰博士是我在梅森大学（George Mason University）经济系求学时的老师，译者刘艳红博士则是当时梅森经济系的访问学者。应邀为师友的重要作品作序，是我莫大的光荣。
本文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学院教授薛兆丰为《理性选民的神话》中文版写的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