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语言有能力与世界相遇

黄灿然在译后记中将米沃什探讨的问题十分清楚地划分为古典、现实和现代主义，真的能概括地如此决断吗？对此持怀疑。

全书可视作对阿多诺（保罗·策兰也有过相似的话）“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所作的具体诗学阐释。米沃什不反对科学，但为艺术（形式、纯真的想象力和对真实的热情追求）辩护。不提倡纯诗，认为诗歌要与现实，即“人类大家庭”关联，形式和现实是共居撕扯的，作为物体的现实提供的是稳定的庇护。两次世界大战是西方理性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结果，面对重大灾难，诗人该不该再写诗？又该用何种语言说话？米沃什认为要发声，但要让“语言有能力与世界相遇”，使被遮蔽物重新显现。面对如何写，动荡的历史时期能使正常秩序解体，为艺术提供转变的可能。要使意图转化为精巧的艺术形式，涉及如何处理现实与艺术的距离和艺术家的道德良知，波兰女诗人安娜·斯维尔的做法是放弃格律、音韵，将诗歌缩减到最基本的层面，成为见证，达到战后对极权的反思。

广西师大版的封面极具张力，一座雕塑，头脑与书被绳子重重缠紧，恰好遮严双目。读完六个讲座后理解，书和头脑象征知识分子（这里特指诗人）失去“看见”的能力，在理性和极权的双重蒙蔽下，本应有的清晰的目光与清醒的思考丧失。这也是福柯为何要借古典、疯癫质疑理性，舍斯托夫对科学理性及其推导之下的真理不会轻易接受的原因，真正思想家和诗人应该是权力的减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