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号学的雏形

怼人是第一生产力（陈直这个靶子都快被轰烂了）。本书虽然主题明确，不是那种随便选几篇论文凑起来的，但行文基本上是以“驳”推进的，下篇更是完全以辨伪文物为出发点，而没有从所谓“年号学”的角度出发去梳理整合，论文里的很多笔误仍然延续到书里。

最令人仰望的是旁征博引的功力，对乾嘉学者的考证成果称得上是信手拈来。但是罗列材料和论据总喜欢贪多求全，反而影响了论述的完整性，有时候是把最有说服力的证据放最后，也许对喜欢跳着读的人比较友好，有时候干脆就是用冗长的分析掩盖逻辑链的断裂。

上篇总体来说驳论或许有理，立论大多难以成立。特别是关于元朔得名由来，可以看出作者对汉初历法的了解还是过于表面了（李忠林的《秦至汉初历法研究》发文应该比本书出版稍晚，否则参考李书的结论作者就没必要开那么多不切实际的脑洞了），就单从情理上来看，也很难想象汉武帝会在十年内接连接受三次“朔旦冬至”的“天瑞”。至于“最早实际行用的年号”之争，感觉作者又过分截然二分了，说到底年号制度的实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即便确实是太初元年开始才真正按照我们熟悉的方式使用年号，也不能认为此前完全没有这样的例子，何况作者否定太初之前带年号文物的理由本就很牵强。

中篇对地节年号的分析很有道理，由此引发的对宣帝初年政治局势的思考也不无明见，只不过个人感觉对宣帝还是有点过于回护了。但是中间夹杂的对西汉后期诸多年号的穷举式分析仍然是比较影响阅读流畅性的。

下篇开头对“天凤三年砖”的辨伪，是从作者的本行史地学出发的，也比较靠谱。中间试图打通一条从太初元将、始建国到建武中元、中大通的谱系，但还是有点浅尝辄止，最后又回到新莽改易年号与政局的分析。另外个人感觉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王莽改制，宣扬的是复古，但实际上很多时候只能（也可能是无意识地）模仿武帝甚至哀帝。光武之于新莽也是如此，嘴上很正直身体很诚实，这一点前人应该已经指出过了。

作者在本书中实际上讨论了很多年号方面的具体问题，比方说改元具体时间、边郡时差、追记方式、年号可否简省等，但并没有明确提出这些问题，没有从问题出发，而是一个年号一个年号地讨论，想起来就分析一下，读完全书给人的感受就是，作者对这些问题也没有一个贯通的思考，比如“事后追记”在全书中就像一个筐，啥例外都可以往里装，可以把上半年实际使用的旧年号改成下半年才换的新年号，也可以反过来把下半年改过之后的新年号换回旧年号；可以无视作者自己强调的“元年”和“一年”的区别，可以随意省略，总之拦路虎一概划为“事后追记”就可以了，这样的论述很多时候太难让人信服了。其实完全可以对“追记”与“实录”的区别，在不预设立场的前提下进行深入分析，而不是用来为自己对某个年号的结论服务。要想开启一个“年号学”，恐怕还远远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