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和长江三角洲的内卷化

这两本书的中心思想是：华北平原和长江三角洲的农业在面临巨大的人口压力时，农民为了糊口，不得不在有限的土地上投入越来越多的劳动力（主要是发展经济作物和经营家庭手工业），即使劳动力的边际报酬到达远低于市场工资的水平，这是一种没有发展的增长，既内卷化。而这种内卷化极具韧性，商品化、资本主义入侵和集体化都没能改变这种进程，直至改革开放后的农村工业化到来时才被打破。工业化带来的大量非农业就业机会才是终结农业几百年来的内卷化过程的直接原因。大量劳动力进入非农部门就业，而农业产量并未显著下降，因此农业的劳动报酬水平显著提高。

他最主要的论据是边际劳动报酬低于市场工资，即投入劳动的回报很低，甚至低于劳动力可以在市场上获得的工资。原因在于人口压力和家庭式农业使得农民可以接受这样的低劳动报酬率。

作者最重要的结论：对于长江三角洲地区农业在13-19世纪里长达600年的内卷化过程而言，解决农业只有增长却没有发展的问题关键来自农业之外。正是农村工业化打破了内卷。但是作者和费孝通都十分赞扬的苏南模式却并未在全国盛行，在后来的工业化中胜出的企业还基本上是合资企业和民营企业，而集体企业大部分都消失了。作者反复强调：80年代最大的成功不在于农业产量的增长，而是乡村农业的发展。

现在看来，80年代所发生的农村工业化和农业劳动力向工业的转移，只有后者坚持了下来。而乡村工业化在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败给了私营企业。这是一个及其值得深思的问题。

读这两本书最大的收获是：更深刻的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作者从一开头就说，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和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学的观点在解释中国的实际情况上面都遇到了困难，中国有其独特的自然历史条件，不可能生搬硬套国外的理论。而读完这两本书，即使作者没有直说，读者也有一个感觉：对于这种农业的内卷化发展，如果没有政府的强力介入，只靠自然发展，是不可能发展出资本主义并实现工业化的。只有能消灭地主阶级并做广泛社会动员的共产党政府，才能改变这种内卷。建国后政府通过各种方式提高了华北平原农业的产量，使得农民解决了温饱，但富裕生活依然无法通过农业取得。

几个看法：（1）中国劳动生产率没有提高的原因是很复杂的。单位劳动报酬的降低的同时是个人年收入和家庭年收入的增长， 在没有更好的增收手段的前提下，这样的增长方式既是无奈之举，也是值得称赞的。小农们追求的是更高的家庭劳动所得。中国既没办法去殖民地抢掠，也没有廉价移民劳动力可用，自然发展不出那种高工资水平而导致资本代替劳动的农业，但这是中国的自然条件所致。农村存在着大量未充分使用的劳动力，发展养蚕和植棉这种劳动力投入更大的产业，对农民来说是势在必行。这种情况直到工业化席卷中国之后才有所改变。养蚕和植棉之所以能取代种稻，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前二者延伸到了加工环节，吸收了富余的劳动力。这种农业和手工副业相结合的产业方式，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

（2）华北平原和长江三角洲由于自然禀赋的不同，使得两地有着截然不同的社会结构和风俗习惯。

华北平原的自耕农更多，而长江三角洲租地的农民比例更高，但自耕农比例更高的华北其实赤贫化的比例更高，自耕农的比例之所以高，有一个悲惨的原因：那些没有自己土地，完全租地种植或者靠佣工生存的农民，收入根本不足以娶妻生子，因此根本不会有后代，而那些小地主在分家之后，也就变成了自耕农。因此华北社会更容易接受共产主义和土改，而长江三角洲只是在建国后才运动式的完成了土改。

生存条件的不同对于长江三角洲和华北平原的影响是多方面的：相比与华北平原，长江三角洲的农民外出佣工的比例更少，工资也更高，民间借贷的互助性成分也更高（华北地区即使是亲友之间借贷，也要按市场利率付利息，因为仅仅是借钱给你就是亲友关系起作用了）。小农为活命而借钱，可以忍受正常资本主义企业不会接受的高利率。这反而推高了社会整体的利率水平，使得中国的民族资本企业更不容易通过借贷资本发展壮大。

华北平原的农村几乎年年遭灾，而长江三角洲的农民则只记得他们曾经有为数不多的几次灾荒。对于华北平原的的农民来说，连续两年的灾荒意味着终身贫困，而长江三角洲的农民即使遭遇不幸，也很有可能通过个人努力回到原来的经济地位。书中的比喻十分形象：对于农民来说，他们就像立于淹至脖颈的水中，一个浪头打来就有灭顶之灾。书中更提到，在长江三角洲的殷实农家，妇女可以很少参加农业劳动（这可能来自于对富裕阶层风尚的模仿），这对于华北平原的的农民简直是不可想象的。经济条件的历史差距即使在工业化的今天仍然十分明显。长江三角洲的农民得益于乡镇企业和附近大城市的扩展，更快的脱离了农业，即使留在农村，也享受到了现代化。而直到今天，环北京贫困带依然是媒体报道的常客。

（3）作者对建国后政府政策的评价

作者对建国后农业产量增长原因的概括

农业劳动力的增长，主要原因是妇女的加入及建国后人口的增长。他认为集体化是一大原因，集体化不仅动员了妇女参加劳动，赤脚医生的普及也大幅提高了平均寿命。

系统的水利工程。

对农业的投入。拖拉机、化肥和电力在农业中的使用。。 对集体化的评价：

作者甚至为集体化做出了辩护：他认为不是集体化直接导致了农民劳动积极性不高，而是劳动力的过剩导致劳动力投入的内卷化。对于集体和国家而言，只要边际劳动成果不为负，那么投入劳动力就是有意义的，而对于农民来说，他们会衡量投入产出比，进而选择浪荡工，也就是出工不出力。他认为除了生产队除了在大跃进时期一度混乱外，基本上是一个按劳动表现计算报酬的合作社组织。集体化的作用还体现在农村工业的初步资本积累：在大跃进时期，这个村第一次开办了一个工厂，而许多队办企业在包产到户后依然存在。

对包产到户的评价： 作者认为包产到户的意义并不在于官方所宣传的农业产量的提升，而在于解除了对劳动力的束缚。他认为农业产量提升的主要原因是技术提升及投入增加（比如化肥），而不是劳动力组织形式的改变（从集体化变为包产到户）。

在松江，包产到户并未引发农业产量的增长，而劳动力向工业的转移是的农业的劳动报酬率上升了，换言之，这是没有增长的发展。而在全国其他地区，包产到户和农业产量的增长是同时发生的，但作者认为这很可能是因为对于农业投入增加叠加79-85年适宜气候的结果，至少不像当时的政治宣传那样：是包产到户引发的工作动机的转变带来了产量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