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柯倩婷：从边缘位置考问现代性——读周蕾的《妇女与中国现代性》

凌厉而强势的论述锋芒、立足弱势位置的批评立场和着意颠覆成规的阅读方法，构成了周蕾的文化批评风格。周蕾的第一本专著《妇女与中国现代性：西方与东方之间的阅读政治》（上海三联书店，2008；以下引用，只注页码）就充分展示了这一风格。此书的英文版获得1990芝加哥女性出版首奖，出版后即引起广泛关注和争议，如今已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之经典。虽然迟至2008年才出版简体中文版，此书早已引起中国学界的关注，评论者主要是强调周蕾后殖民研究的立场与方法，而鲜有论及其文化研究与性别研究的方法，此书多被简化为仅是批评西方观看东方的问题。[1]如果只从这个角度来考察此书的话，无疑有“误读”和挂一漏万之嫌。 我认为，此书更应该看作是边缘的位置对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建构的审视与质疑。一如其标题所示，妇女、现代性和阅读政治是此书的主要关切，周蕾把“妇女”看作思考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的最佳切入点，通过“妇女”这一视角展开多重颠覆成规和挑战权威论述的阅读策略：质疑大众文学与五四经典文学、女作家与男性作家的创作、东方与西方之间的价值标准及其背后的权力关系。如乐钢所言，“周蕾的著作提出了比较文学研究一个最古老的问题：我们如何阅读？”[2]周蕾拒绝并批评汉学家的阅读方式，断然认为并不存在纯粹的中国方法；她也拒绝纯粹美学的评价，而是执着于分析文学批评中的权力宰制。阅读的位置与阅读的方式制约了对现代性考问的进路与效果。 妇女与现代性 在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的追寻、质疑、反思与反抗的众声喧哗之中，对“五四文学的经典地位的质疑”是最尖锐而持久的声音。王德威的《被压抑的现代性》把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追溯到晚清的小说；[3]李欧梵的《摩登上海》则把文本拓宽到城市建筑、印刷工业和杂志、电影等媒体；[4]史书美的《现代的诱惑》增加了日本作为现代性思潮的一端和京派作为现代主义的一脉[5]。在这些著作中，中国文学的现代性不再起源于五四，其价值的代表也不限于五四文学。周蕾的《妇女与中国现代性》也是这一探讨文学现代性思潮的成果之一，而它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从“女性”的角度来切入，并四面出击，分别把批评的矛头指向五四文学经典、已有的文学批评、西方汉学和西方的理论霸权。 为了达成这数项批评的目标，周蕾选取了电影、通俗文学、五四经典文学为分析对象，并从与中国现代性相关的面向入手，围绕电影(族裔)观众、通俗与经典之争、叙事结构和感伤主义的话题展开分析。此书所选的文本从文类、作家性别、年代等范畴来说相当庞杂，包含了二十多位活跃在20世纪上半叶的作家。因此，其结构逻辑内在于其共同指向的批评目标来组织，其巧妙之处还在于把四章与四种身体动作联系起来：观看、分离、细节化（分割）和哭泣。这四种动作承载着有历史文化累计起来的不同的性别意涵，这为作者从性别的角度进行分析提供了适切且有趣的论题。 那么，妇女与现代性的关系是什么？是现代文学开始通过描述女性来表现现代性？还是女性通过参与写作来参与现代性的建构？周蕾的兴趣不在这里。除了分析妇女作为一种新的文学内容，她更注重把“女性作为形式分析的方式，不只是处理性别，也处理涉及文化解读的富含权力意味的阶层化（hierarchization）与边缘化（marginalization）过程。尤其是后者而言，‘女性’能够显现出中国文学史中根深蒂固的问题。”（81）换言之，根深蒂固的文学价值评判问题在于：女性等同于低下和贬值，女性化的鸳蝶派文学被认为是感官的、冗赘的、落后的、误导读者的；五四经典作家把女性身体作为承载传统与现代冲突的载体，更以排除女性化的细节和女性复杂的心理来完成其对新的国族身份的想象；男性作家笔下理想的、赚人热泪的母亲形象却是以贬抑其内心的复杂性为代价。总言之，在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建构中，女性要不是成为男性作家表达其观念的载体，就是被删减为安放其灵魂的古老栖息地。 周蕾不仅有效地揭示了那些曾经获得崇高的文学地位的男性作家作品中并不崇高的面向，同时也反向回应，指出应以新的标准去重新评价那些曾被忽略、误读或边缘化的女性作家。如果从女性的立场出发，她们对现代女性的主体性、欲望、自我的深入探讨而别具文学魅力。那些一度被国族话语弃如敝履的女性的细节，却正是对现代性与物质性的生动记录；那些与主流意识形态保持距离的书写方式，却成就了文学艺术的独特美感，持续高涨的张爱玲文学热则为明证。在第四章，周蕾以精神分析的理论洞察萧红、凌淑华等女作家笔下女主角的幻想的多重意义，冰心和丁玲的两篇小说“所提供的不只是负面俄狄浦斯情结的‘女性版本’，而且也提供了理想化母亲的另类方式”（258），亦即不是基于对母亲某些品质的排拒、差异分化或物神化，而是把欲望看作是一种感情，“在同情之中，与他者/母亲相互融合”。（259） 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脉络来说，周蕾结合了女性主义批评（Feminist critique）和女性中心批评(Gyno-critique)的观点，前者主要是批评男性文本对女性的刻板单一或妖魔化的想像，后者则致力重新肯定女作家的创作[6]。周蕾双管齐下，重估男性与女性文学的价值，展示不同的阅读立场所可能获致的别样的意义。颇为默契的是，在1990年前后，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学者也从性别的角度从事重写文学史的工作。孟悦和戴锦华的《浮出历史地表》在揭示男性作家的父权意识的基础上，较系统地梳理了现代女作家的创造谱系[7]；此外，简瑛瑛的《中西现代文学中的新女性形象》与周蕾的分析有异曲同工之妙，批评了鲁迅和茅盾笔下的“新女性”并不新，而不过是男性启蒙的对象[8]。相较而言，周蕾从“妇女与现代性”的理路中梳理了意识形态和文学传统对中国现代文学价值的建构，并揭示出：在国族主义与文化论争大潮流的裹挟下，阴性化的特质与传统一起被视为进步的障碍，父权制的统治转化为革命与启蒙的拉拢，不变的是，女性的精神生命持续被忽略和排除。 西化的主体与中国的现代性 “西化的主体”是贯穿《妇女与中国现代性》的另一个概念，这是全书论证的基本假设之一，这一假设确立了周蕾鲜明的立场与风格。这一概念包含两层含义：其一，周蕾反省自己作为西化了的学者的主体建构，社会所“给予”她的，是西方化了的知识。她用英语写作，用西方的理论来分析文学，她无法采取纯粹中国的方法来研究中国。其二，周蕾强调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之一是西方化，中国现代文学从内容到形式均是西化了的产物，其读者也是西化了的读者。西化不仅以文学表达方式和内容的方式影响中国文学，“甚至以情感影响的形式萦绕在作品中。”（186）基于此，源自西方社会文化的精神分析理论才能够成为有效的分析工具。周蕾的目标之一是要探讨的现代文学文本中的主体性问题，这就顺理成章地转变成为“西化了的主体”的问题。照此推演，她搬用十几位西方理论家的理论去解读，不仅不是错配或误读，反而是最适切的方法。 “西化的主体”这一概念是周蕾反驳西方汉学的方法的基础。按照乐钢的说法，当代的西方汉学为了避免像他们的先辈那样被指责为文化帝国主义，他们会谨慎地避免采取西方的理论来解读中国文本。[9]然而，周蕾认为，汉学家的研究方法背后有一套哲学逻辑：中国是与西方完全相异的，是神秘的他者，是静止的历史。为要推翻这种纯粹中国的假设，研究者不仅要认识到，经历了现代化的中国主体已经是西化的主体，且要认识到，西方文化与理论霸权已成事实，而弱势族裔的主体要要发出自己的声音，就得与其发生关系。要攻破西方霸权的唯一性和排他性，最有效的方式就是能够使用这种霸权理论，让它成为自己发声的语言。 理论对周蕾最有吸引力之处，正是它能够帮助她达成颠覆与解构的目标：“由于理论本质上正是要把传统历来的一切惯性思想及文字解构，从而发人深省，使个中被忽视了的种种政治文化因素显示出来”[10]而且，这种批评首先是基于研究者自省的被压迫的立场，其次才是文学史被遮蔽、被曲解的状况。换言之，当代斗争者如何发声，决定了他们以何种方式介入历史。研究者为了获得当下生存的意义，为了有效反抗，她必须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以争取话语权。周蕾的著作是写给西方那些研究高深理论的学者看的，她不仅要发声，而且要在理论上与他们对话，以瓦解其独白与独断的统一状态。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周蕾为何不避文体的艰涩，其陈述推演的观点也与大多中国读者的阅读经验相去甚远。 周蕾批评西方汉学，顺道也把中国的传统与历史也扫入了文化垃圾堆里，其立场与她所批判的五四精英的立场却又不谋而合。例如，她高扬鸳蝶派文学的颠覆意义，在于其叙事的碎裂和对传统的戏仿，她对夏志清的批评也在于他意欲“重新肯定传统”（74）。中国文化传统是周蕾所要严厉批评的，她不屑以热爱中国传统文学或怀旧的身份来进行研究。她所理解的西化的主体，是完全拒绝或抹去了中国传统特质的主体。周蕾的阅读目标是要给“中国”的概念补充其受帝国主义影响的部分，却顾此失彼，割裂并丢弃了中国传统的部分。 现代的中国主体就是西化了的主体吗？西化了的主体在民族身份认同时是否会陷于不可调和的矛盾之中？周蕾于此没有深究，而是假设她能够代表中国人的生存现状：饱受西方教育，但却依然被西方人歧视和压迫。为了反抗，她提出的方略是更进一步掌握其高深的理论，以此解读出中国文化的丰富意义，展示文本主体复杂的心理与精神状态。“西化的主体”的概念使得她所操演的西方理论更合理合法，但其代价是遮蔽了中国现代主体的复杂面向，削弱了其反抗的力度。乐钢的建议因而相当重要：“或许对于西方的第三世界知识分子来说，应化诅咒为祝福，把西方理论与本土遗产作为反抗的资源，而不是把它们看作非此即彼的排斥物。”[11]在我看来，把现代性等同于西化，把现代主体看作是西化的主体，这样简单化的思路必然无法有效处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错综复杂的万象。 西方与东方之间的阅读政治 阅读并非一种中立、普遍的审美过程，阅读必然受阅读立场、阅读资质、文学评价的意识形态的牵制。周蕾自觉反省自己的阅读立场并坚决站在女性的、少数族裔的立场；她对西方理论的把握和所受的专业训练确保了她的阅读资质和发声的可能。周蕾剖析了传统的阅读中普遍存在的等级制度与权力关系：中国文学对女性的遮蔽、简化和神秘化，五四经典对通俗文学的贬抑和不合理的指责，以国族建构之名压抑女性化的细节，西方学者和艺术家对中国的他者化想象。 基于此，她提出的反驳与颠覆的切入点是“女性”，并具体化为“阴性化”、“阴性化空间”、“过度的女性情欲”、“女性的细节”、“理想的女性”、“感伤主义”等概念。周蕾的分析持续质问：书写、阅读和价值标准如何持续贬抑这些与女性相关的特质？因此，反击这种忽略与排斥的策略在于，以女性为阅读焦点，从女性特质相关的问题出发进行质疑，从中寻找颠覆的裂缝。周蕾乐于挑战读者的阅读成规，以各种“不正常”的阅读方法来解读文学史对女性及各种边缘议题“不正常”的忽略，其分析过程明敏睿智，给读者带来思维的乐趣和智性的愉悦。其中第一章就是这种批评性阅读的方法的典范。 第一章“观看现代中国”着重分析由意大利导演贝托鲁奇的《末代皇帝》所引发的观看与观众的问题。周蕾简短地讨论导演的访谈对话之后，转向分析法国学者克里斯蒂娃的《关于中国妇女》，点出两者赞美中国的思维逻辑竟然如出一辙：他们把中国理想化为单纯、没有复杂的心理情结、古老而原始的“异”文化，尚未被现代文明所“污染”的精神净土。这一节以贝托鲁奇的访谈开篇，实质在讨论克里斯蒂娃的观点，这样的“离题万丈”实属罕见。这样的阅读政治的力度在于，通过把艺术文本和学术研究并置，模糊了文类的界限，也揭示了文化帝国主义的学术与艺术共谋的特征。 周蕾在这一章化用了女性主义电影理论，用来分析跨文化的议题。周蕾把劳拉·穆尔维关于“影像即女人”与“影像即女性特质化空间”的概念延伸到溥仪这位男性角色身上，揭示了凝视的权力运作不仅在性别间运作，也在族裔间运作。《末代皇帝》把溥仪置于被动的位置，透过关注与审讯而把凝视的对象阴性化和奇观化。那么，中国的观众就必然会认同溥仪这一被动的、阴性化的角色吗？周蕾采纳了罗乐蒂（Teresa de Lauretis）在《爱丽丝不要》对女性观众的论述：电影的认同是双重的，既与影像认同，也与叙事的主体认同；既认同代表影像封闭的电影形象，也认同代表叙事运动的神话的主体。同样，中国的观众也可以既认同电影中的中国和中国人，也认同电影的叙事者和导演。 周蕾把女性主义电影理论的洞见运用到跨文化再现和族裔观者的分析之中，令人信服地揭示了权力运作的共同之处：摄像机的凝视把他者展示为被动的、阴性化的奇观，性别、种族间的权力关系得以如此表现。我们也可以进一步推论说，阶级、年龄、城乡等各种权力关系也可能透过这样的影像再现方式而运作。周蕾的“跨界”分析有效地证明了这些理论还可以扩展于分析其他蕴含着权力不平等关系的影像文本。 最后，周蕾引用费边的论述，把对西方凝视的剖析引向对西方汉学的批评：“事实上，受到压迫的、在冲突之中的、陷于对立挣扎中的并非是不同发展阶段中的相同社会，而是不同社会在同一时间里的面对面相遇。”相对而言，族裔观者是在相同时间遭遇不同的社会。[12]周蕾在《发生在另一个国家的暴力》一文再度批评了西方媒体把危急中的中国看作景观，这种西方凝视同样折射问题的另一面，那就是西方汉学眼中的中国，作为静止的历史和文化花园，展览着诱人的东方奇观。[13]周蕾的后殖民批评主要是建基于对西方汉学的批评，问题是，西方汉学家也是西方学术圈里非常弱势的群体，相对而言，文化帝国主义的传播主要依赖西方的各种幽微精深的理论。熟悉西方理论的周蕾，因要持之发言，而不自觉地选择了认同。如同乐钢所批评的，周蕾尖锐地批评贝托鲁奇和克里斯蒂娃，但她正面引述福柯对博尔赫斯的引用时，没有意识到，博尔赫斯所谓中国对狗的百科全书式的分类，实乃典型的西方化想像，因这并不是发生在中国的事实。[14]由此观之，周蕾的族裔批评理论也有避重就轻之嫌。 历史、物质与反抗现代性 李欧梵、王德威和钟雪萍等学者曾经高度赞赏周蕾的这一研究，李欧梵称赞“她用一种书写的行为来达到文化的批判”，王德威认为此书“在在树立一种不同以往的论述风格”（总序，3），钟雪萍则把周蕾与萨义德、斯皮瓦克和明哈（Trinh T. Minh-ha）等量齐观。”[15]随着批评方法的不断更新和研究视野的转变，批评的声音也逐渐产生，张英进对她的《原始的激情》的批评也适用于此：“她掌握的西方理论与她援用的相当有限的中国材料形成鲜明的对照，这一局限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她诸多中心观点的说服力。”[16]1998年我初读此书时也深受启迪，我的硕士论文研究香港言情作家亦舒，也是由此书指引上路。十多年后再来细读此书，少了当年的激动，却多了质疑和反思。 这部著作曾经开一时之风气，理论与文本的“联姻”曾生产出具有创新的方法与思想，但理论操演并非可以无限重复的思想游戏。文学与文化研究应落于实地，落实到史料、作者、读者之中。如果说周蕾的著作代表了20世纪九十年代的文学与文化研究在理论与文本间的操演，并且成为这一研究方法的经典，那么，我们今天也需要有新的视野去解构这一经典。解构的出路就是回到历史与本土的语境之中，回到材料之中。文学批评不应该是为了验证理论的有效性，而应该是展示文学内在的复杂性与生命力，探询社会读者的活生生的经验；学者借助理论来操演的文学分析固然有精彩之处，但真实读者的阅读经验更能够显示其文化意义及价值。周蕾的分析让大多数中国读者感到有隔阂，问题的症结正是她忽视了阅读和接受的语境；当代大众文化研究采取民族志的方法去研究受众的接受经验，这是另一种“大众”的立场，是对那些书斋式和理论操演式的文学研究的重要补充。 王德威在译丛总序中一再强调“现代性的历史性”乃最严肃课题，并倡导“文学和史学的再次对话”。在“妇女与现代性”的议题上，历史不仅仅是指女作家的作品和男作家笔下的女性这些“可见”的文本事实，也包括历史上存在的女性，她们具体的生活和话语建构。历史不仅提供可以检验和比照文学想像的经验，也会拓展和丰富文学本身。略举一例，贺萧在《危险的愉悦》中以妓女、嫖客所创造的诗歌小说作为理解妓女历史的证据，反过来说，我们要理解妇女与现代性的复杂面相，这些庞杂的文学文本不正是重要的史料吗？就从鸳鸯蝴蝶派这一议题来说，如果周蕾不是只分析几个经典的文本，而是从挖掘、梳理鸳蝶派第一手史料出发，她得出的结论也许会大相径庭。 都市的兴起、出版与印刷业的繁荣、影像文化的出现都参与并影响了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建构。周蕾理解到现代性的物质层面的重要性，但囿于理论分析的框架，她在史料方面的收集显得单薄，这使得她解读的现代性显得简单化。例如，鸳蝶派文学本是她博士论文的研究对象，她应该掌握很多第一手资料，但她在这一章主要还是采用魏绍昌和范伯群等学者主编的二手资料，大量的鸳蝶派文学并没有进入她的研究视野。对通俗文学的研究，其生产方式（约稿、编辑、模式化写作）、出版媒介、流通传播方式和阅读经验等物质层面的文化意义都与现代性有着多重关联。这样的研究进路需要做大量的史料收集、读者访问、媒体研究的工作，但周蕾显然要逃避这些体力工作，她的专长与兴趣点在理论的论争上。 回到妇女与现代性的议题，周蕾揭示的是权威的论述与主流意识形态如何压抑了女性在现代性建构中的意义，而未考虑到，女性与中国现代化进程之间的紧张关系。周蕾在谈及张爱玲对细节的耽溺及其保守的态度，但她并不把张的态度看作是对现代性的怀疑与反抗，而是解读为“对现代性与历史的另类探究途径”。萧红笔下的女性也处于无法融入现代生活而固守或退居乡村的困境之中，周蕾对萧红的《手》的分析，抓住了主人公阅读《屠场》的情节，以论证西方的影响，然主人公最终离开学校，其实是她被迫远离现代化的时刻。从“妇女”的进路探讨现代性议题，添加反抗现代性的维度，也许能够揭示出女作家参与现代文学创作不同的境遇与成就。 结语 “现代性”是近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热点，也是收获颇丰的领域。现代性的议题包纳了哲学、历史、文学、跨文化、物质技术等繁复的议题，这将持续诱惑学者去探索新的视野与方法。周蕾从“女性”的角度切入，并开启了多个分析的进路，可谓一箭双雕。首先，她把女性主义批评与族裔研究结合起来，试练了性别、族裔、跨文化等范畴的交叉分析；其次，她从边缘的位置考问现代性，揭示了东方与西方，女性与男性，通俗与经典之间的阅读政治。从文化研究的理念来说，站在边缘的、受压迫的群体的立场，批判权威与霸权，是文化研究得以体验其学术价值与使命的根本。从这点来说，周蕾的尝试可谓相当成功。 周蕾以“西化的主体”的概念去调和她的分析工具与分析对象之间的矛盾，也以此批判西方汉学把中国看作是神秘的他者。然而，“西化的主体”本应摆荡在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之间，但周蕾更强调“西方”与“现代”。她对中国传统的批评与故意忽略，也许基于她并不完全认同中国人的身份。当她在《写在家国之外》以香港人的身份立场批评中国和中国性，朱立立断言，“殖民地社会的文化身份改写已经使周蕾对民族之根不再有明确的认同”。[17]作为一位研究者，对自我身份的反省，并在国族认同上保持游移与疏离的姿态，也是见仁见智的个人选择，无可厚非。但周蕾对中国的疏离，更落实到学术取向，她虽然研究中国，却鲜有到中国进行田野研究或参与学术活动，这种远离其研究领域的所在地的做法，引人深思。 周蕾虽然自觉站在女性、大众文化、边缘的立场，她却坚持以西方的（霸权）理论来解读中国文学；这一尖锐的矛盾把《妇女与中国现代性》一书推向了争议的漩涡，此书的行文也如走钢丝绳，作者必须在借用和批判之间作出平衡并自圆其说。周蕾为自己提出的双重任务是：“同时批判西方理论思想的霸权地位以及中国文学领域中根深蒂固的诠释方式。”（3）通观全文，我认为周蕾较出色地完成了第二个任务，而于批判西方理论霸权方面，虽然她尖锐批评了西方汉学，但她对西方理论的过度倚重和对史料的忽略，使得她的批评有共谋之嫌。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当代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面临的矛盾。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西方理论在中国的翻译与传播更加庞杂和迅速，如何化用、对话和抵抗，关切到我们如何发声和是否能够发声。 [1] 相关论述请参见以下文章：1.王岳川：《后殖民语境与侨居者身份意识》，《广东社会科学》，2000年第2期；2. 季进：《美国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管窥》，《当代作家评论》，2007年第4期；3. 刘祥安：《读周蕾的<妇女与中国现代性>》，《文汇读书周报》，2009年6月5日。 [2] Gang Yue，“Book reviews -- Woman and Chinese Modernity: The Politics of Reading between West and East by Rey Chow”，Comparative Literature, Summer 1995。 [3]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宋伟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4]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毛尖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5]史书美：《现代的诱惑：书写半殖民地中国的现代主义（1917-1937）》，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 [6] 对这两种批评方法的讨论，参见Elaine Showalter, “Toward a Feminist Poetics,” 和 “Feminist Criticism in the Wilderness”, The New Feminist Criticism: Essays on Women, Literature, and Theory, New York: Pantheon, 1985. [7] 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8]简瑛瑛：《中西现代文学中的新女性形象》，原载于《中外文学》，18卷10期（1990），收入张小虹（主编）：《性/别研究读本》，台北，麦田，1998. [9] Gang Yue，“Book reviews -- Woman and Chinese Modernity: The Politics of Reading between West and East by Rey Chow”，Comparative Literature, Summer 1995。 [10] 周蕾：《妇女与中国现代性--东西方之间阅读记：中文译本序》（台北：麦田，1995），第5页。 [11] Gang Yue，“Book reviews -- Woman and Chinese Modernity: The Politics of Reading between West and East by Rey Chow”，Comparative Literature, Summer 1995。 [12]正文引费边的这段话，在书中有缺漏了半句，具体参见第49页。这一章还有两处明显的翻译错误，也在此更正。其一，第12页把“王充”误译为“王崇”，王充是《论衡》的作者，受访的这位中国妇女（陆秋莲）认为，王充是一位唯物主义者，他超越了儒家和道家。但克里斯蒂娃不赞同陆秋莲的观点，她认为王充压制了道家的唯物主义的主张。其二，第29页在引用了罗乐蒂的一段话，引文的第一句话应该翻译为：“如果没有这第二种象征认同关系的可能性，女性观者就会困于两个无法共量的实体间，困于凝视与影像之间”。意思是，如果只有第一种认同，女性就会困于凝视与影像之间，难以获得认同。 [13] Rey Chow，“Violence in the Other Country: China as Crisis, Spectacle, and Woman”，in Chandra Mohanty, Ann Russo, and Lourdes Torres, eds., Third World Women and the Politics of Feminism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81-100. [14] Gang Yue，“Book reviews -- Woman and Chinese Modernity: The Politics of Reading between West and East by Rey Chow”，Comparative Literature, Summer 1995。 [15] Zhong Xueping, “Book review: Woman and Chinese Modernity by Rey Chow”, SubStance, Vol. 68, No.2 (1992), pp.114. [16] 张英进：《影响中国：当代中国电影的批评重构及跨国想象》，胡静译，上海三联书店，2008，第80页。 [17] 朱立立：《意识形态与文化研究的偏执——评周蕾的<写在家国以外>》,《文艺研究》,2005年第9期. 文章来源：《文艺研究》2009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