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在消逝中的布雷顿角

在中国读者眼中，加拿大文学是一个比较陌生的种类，稍为人了解的大概也就是艾丽丝·门罗和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即便在专业研究者那里，加拿大文学也是处于一个边缘地位，有研究者就打过这么一个比方：如果说中国学者对欧美文学的研究达到了中年水平，那么对加拿大文学的研究就只有七八岁的水平。

中国读者对加拿大文学的陌生，不是由于中国单方面的狭隘，而是加拿大文学本身比较晚熟。由于加拿大先后是法国，英国，美国（经济层面）的殖民地，因此加拿大文学一度被视为上述国家的文学支流。即便在1970年代，当M·阿特伍德出版《生存——加拿大文学生存指南》认为存在“加拿大文学”时，许多人仍然觉得不可思议。所谓的“加拿大文学”，当然不仅是加拿大人写的文学作品，而是说有着一种的独特的“加拿大性”。

如果说在1970年代，“加拿大文学”的面目还不甚清晰，那么在此之后，“加拿大文学”已经能占据世界文学的一隅之地了。在1970年代，崛起了许多重要的加拿大作家，之前提到的艾丽丝·门罗和M·阿特伍德都是在那个时代成长起来的，包括本文要讨论的阿利斯泰尔·麦克劳德，他的《海风中失落的血色馈赠》就初版于1976年。

阿利斯泰尔·麦克劳德

一、布雷顿角的“深”与“浅”

《海风中失落的血色馈赠》中收录了七篇短篇小说。这些深情含蓄的小说的故事背景都设在布雷顿角，带有鲜明的地域色彩，不由得让人想起阎连科的耙楼山脉、乔伊斯的都柏林、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可以想见，这个布雷顿角其实就是麦克劳德的故乡，既是地理上的，也是精神上的。

在1930年代经济大萧条的时候，麦克劳德的父母从布雷顿角移民到萨斯喀彻温省。麦克劳德就在1936年出生在该省的北贝特尔福德。后来，由于一家人对家乡的怀念，他们就在麦克劳德10岁的时候迁回了新斯科舍省的布雷顿角。在中学毕业后，麦克劳德就外出求学流落他乡，在1968年获得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的博士学位之后，他就回国到温莎大学教授英语和创作。

麦克劳德对故乡有着深深的眷恋，虽然无法在家乡工作，但是在暑假他回到布雷顿角，和家人待在一起。在布雷顿角，麦克劳德有着一处祖辈留下来的老宅子，就像《去乱岑角的路》所写的。“他会在悬崖顶上的小屋里写作，向西望着爱德华王子岛。”

布雷顿角固然是麦克劳德的地理上与精神上的故乡，但是我们却不能封闭地理解这个空间。在麦克劳德的叙述中，我们不仅能感受到人们现时的种种生活情状，而且还不时地指涉一个跨越大西洋的遥远的种族记忆。

小说中时常会提到家人所拥有的一种古老语言——盖尔语。盖尔语是爱尔兰、苏格兰地区的古老语种，这表明小说中的人物是英国移民的后裔。从历史情况看，布雷顿角所在的新斯科舍省确实是一个以英国移民后裔为主的省份。这些居民的生活方式与价值理念中也遗留着他们先辈的痕迹。

在《去乱岑角的路》中，作者刻画了一个固执地留守在悬崖小屋中的沧桑老妇，她几乎终日坐在窗前眺望着海面尽头的爱德华王子岛。那么，爱德华王子岛究竟喻指什么呢？其实，只要明白“爱德华王子”是谁？我们就能知其大概。爱德华王子就是维多利亚女王的父亲，乔治三世的第四子。可见，爱德华王子岛寄托着另一种怀乡之情。

爱德华王子

在之后的叙述中，作者不断提示着老妇人与过去的牵连，比如她取下属于苏格兰祖先的小提琴，拉了两首苏格兰的传统歌谣——《自君去后，心碎至今》和《永不归去》；比如牛棚中橡木上还留着丈夫的这么一句话：

我们是自己心中绝望的后裔，斯凯、朗姆、巴拉、迪里（以上均为苏格兰岛名）是我们的过去。

如果我们还记得麦克劳德“在悬崖的小屋写作，向西望着爱德华王子岛”的场景，那么我们就会发现老妇人的形象在某种程度上作者的自画像。此外，我们或许还能模糊地感觉到“加拿大文学”中的内在的悖论。

加拿大是一个多元的移民国家，加拿大文学的传统乃至加拿大文化的传统，不在加拿大本土，而是在英国、美国、法国。当人们要突出“加拿大性”的时候，一方面要体现出本土的特色，另一方面又无法回避本土传统的在外性；于是，一股离心力与另一股向心力共同加之于“加拿大文学”。（真正的“加拿大文学”，应该是向心力克服离心力后的结果，例如“美国文学”）

麦克劳德没有去解决这两股力量的冲突，不仅如此，在地域书写的诱惑下，他最终（对，是最终）没有远离大海走向内陆，而是走进了悬崖上的小屋，以获得一个彼岸的族裔神话。麦克劳德虽然将小说的表层叙事锚定在加拿大东南角的布雷顿角，但文本的深层触角却潜过大西洋抚摸着苏格兰海岸的礁石。

二、艰难的“身份认同”

在加拿大这样一个多元的移民国家，某一个地域可能会被某一个族裔、某一种观念所主导。麦克劳德笔下的故乡——布雷顿角就渗透着浓厚的地域观念，其中的一些人物具有根深蒂固的家族观念或是群落观念。更进一步说，在麦克劳德笔下，对故乡的体认涉及到的是归属感与身份认同。这就区别于我们一般的怀乡小说。

当“认同”作为动词出现时，麦克劳德的故乡书写就获得了一种动力。不过，这一叙事动力并没有牵引着小说情节笔直向前，就像一个正能量宣传片；而是给出了一个迂回百转的回路叙事，呈现了多样的意外性。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来会打洞，这种动物层次的身份认同应该被人类社会剔除。

在我看来，《黑暗茫茫》、《回乡》是两个具有对称性的关于身份认同的故事。（除此之外，《船》也是一个和身份认同密切相关的故事，是一个“生活在别处”的故事）

《黑暗茫茫》讲述的是欲离乡而不得。

在小说中，主人公“我”迎来了18岁的生日，但对“我”来说，这不是个摆生日宴的日子，而是出门远行的日子。这次远行是“我”期待已久的。因为，“我认定世上任何地方都好过这些破败的煤矿、这些烟黑色的屋舍。”我不愿意再继承家族式的采矿职业，不想子承父业当矿工。甚至当“我”听到母亲以为我要去盲河镇——另一个采矿镇谋生时，“我”感到“可怖”与“如此不堪”。

但是，当“我”真正搭上了离乡的顺风车，在经过与几个司机的交谈之后，尤其是与那个外来的推销员司机的交谈，“我”不仅感受到了外来人对本地人的刻板印象，也感受到了本地人对外来人的刻板印象。当“我”处在双重的刻板印象的夹击下时，“我”才深刻地感受到自己对故乡以及对远方认识的简单化。这也迫使我重新反思自己的离乡之举，重新思考自己的归属地。而在小说结尾，“我”阴差阳错地坐上了一辆前往盲河镇的顺风车，宿命替代了即将展开的身份思考。

《回乡》讲述的是欲还乡而不得的故事。

小说以孩子“我”的视角，叙述了一次返乡之旅。父亲出身于一个矿工家族，但他没有像其他兄弟那样继承这门传统的职业，而是前往大都市成为一名律师，并娶了合伙人的女儿，成为在城市扎根的精英阶层。

在离乡10年之后，这位父亲携妻带子地回到了布雷顿角的老家。但在热闹的欢迎之下，却潜藏着种种不谐的冲突，因为双方的生活观念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鸿沟。母亲不满于街头醉鬼的污言秽语，父亲不满于爷爷用双手在我脸上搓来搓去，而布雷顿角的孩子也嘲笑我“娘娘腔”的衣服。

归根结底，父亲与祖辈已经有了完全不同的身份认知，尽管父亲出身于矿工家庭，但当他成为律师之后，他就不再只是一个“矿工”的孩子，更是一个西装革履的都市精英，尽管戒掉嚼烟草的习惯是如此艰难。不过，既然“回乡”的行为发生了，这就意味着父亲不是来故乡宣示一种对立的关系的，而是试图寻求彼此间的理解，寻找可能的契合。

在冲突之外，小说确实提供了弥合的可能。当街上孩子打算欺负穿“娘娘腔衣服”得“我”时，一群同龄人以“堂兄弟”之名把我围护起来，当爷爷无法用满是煤灰的手搓揉我的脸时，就带我在矿区的礼堂洗了个具有仪式性的澡。血缘关系的存在，既提供了矛盾发生的机会，也提供了弥合的可能。当然，小说中的弥合还远谈不上完美，似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身份的认同，应当是一种自我反思的产物，而不是一种单纯的“血继界限”。在一种单纯的身份环境中，我们既无法获得强烈的身份感，也无法获得一个可靠的判断，甚至对另一种身份的想象也始终是脆弱的。我们最终还是需要“他者”来刺激自我的身份主体性，就像《茫茫黑夜》中的推销员，虽然他的供词存在着简单化刻板化的弊病，但至少达到了刺激“我”反思矿工身份的作用。

推销员的言辞，或许正体现了他者言辞不可靠性的威胁，更可高的是直接转换到他者身份中，就像《回乡》中的父亲那样，他既是矿工的儿子，也是律师的女婿，前后处于两种截然不同的身份环境中。他是真正对“身份认同”具有反思条件的人。不过在那篇小说中，他完全处于矛盾的夹缝中，疲于应酬。如果说还有谁具有这种反思力，我以为，就是那个《船》中殒身大海的父亲了。

三、被牺牲的局部与身体

当一个国家声称自己有多少的矿储量，有多少的油田，有多少的核电站时，似乎是一件多多益善的事情，增加的数字可换算成微笑的夸张程度。但是，对于那些拥有矿脉，拥有油田，拥有核电站的局部地区来说，这些玩意儿未必是一个福音。它们可能会在一定时期带来经济红利，但随之而来的是生态破坏与经济单一化。在当地资源被开采完毕之后，剩下的可能就是一地狼藉。

从加拿大地图上可以看到，布雷顿角所在的新斯科舍省是一个偏居东南角的岛形小省，差不多是加拿大最小的省份。不过，这样一个小省份，在加拿大却曾有不小的存在感。19世纪中叶，加拿大联邦成立以后，布雷顿角的煤田就开始在国民经济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布雷顿角的煤炭不仅不仅是新斯科舍省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而且是整个国家的能源腹地。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布雷顿角为加拿大提供了44%的煤炭和三分之一的生铁；但是，布雷顿角煤炭行业的巅峰也就定格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1907年，加拿大联邦政府取消了关税保护并在十年之后提高了煤炭运费，这使得工业化程度更高的美国煤炭进入加拿大市场，而布雷顿角的煤炭则又无法走出国门。

此外，在加拿大联邦的顶层设计中，布雷顿角只是作为一个资源腹地存在，不考虑带动整个新斯科舍省的现代化步伐。布雷顿角是非工业化的新斯科舍省的一块工业飞地。不过，这块飞地也没有飞多久，联邦政府在1970年代出于环境保护与矿脉枯竭的因素，开始关闭布雷顿角的采矿企业。

当这块飞地最终落回到废弃的煤灰之中时，飞地上的人们茫然四顾，看到只是灰暗的天空与残损的手掌。《海风中失落的血色馈赠》所收录的几篇煤矿小说，正是写于这个采矿业的黄昏。老一代人沉湎于昔日的辉煌，中年人茫然无所皈依，年轻的一代则要穿过茫茫的黑夜，寻找另一个黎明。

在现代文明观念的支配下，我们会发现小说没有满足我们对“保护环境”的期待。我相信，在以采矿为主要产业的旧工业区，“环境问题”不可能不存在。作为一个大学教授，麦克劳德也不可能不知道布雷顿角所存在的“环境问题”。不过，当“环境问题”在小说中“失语”时，我们同样需要反思“环境问题”这一观念，即意识到这一观念的现代性。这种现代性的观念，是否会存在于1873年就探身矿井的矿工身上呢？

出于“环境破坏”对老一代矿工的陌生性，麦克劳德将之淡化并以“身体损害”作为替代物。在谈及矿工时（包括渔业），小说都会提及那些被损害的身体。例如：

在《黑暗茫茫》中，就多处写到父亲被损害的身体，“一枚炸药从他伤痕累累的右手夺取了食指和中指”、“钻头失灵，在他发际线处留下一道伤疤，一直延伸到右脸，如同一道凶残的闪电。”“他的咳嗽和大声喘息，都是因为煤矿在他肺里积下的岩灰。”

在《回乡》中，“我”的叔叔“埋在海下两公里的乱石中”。

在《船》中，“他（主人公的父亲——引者注）的晒伤往往是叠加的，旧伤未去新伤又至；嘴唇干裂，微笑就会出血；他的两条手臂，特别是左臂，会突然布满能滋出盐水的疖子。”

然而，当面对这些“被损害的身体”时，我们却不能径直模仿陀思妥耶夫斯基流下同情的泪水，更不能调制一份阶级斗争的纲领。麦克劳德始终在拒绝那种鲁莽的单向度思维，拒绝宣言式的“政治正确性”。（或者说，麦克劳德在某个阶段的创作中，有着一些“同情的泪水”，但在整部小说集中，却没有一致的态度）

在《去乱岑角的路》中，“我”认为，在偶然性支配下，那些因劳作而死与那些因富足而死的人“并没有什么两样”，甚至可以说，后者的死亡“更诡谲，更有希腊神话和戏剧中的反讽意味”。比如在高档饭店吃牛排噎死，在海滩日光浴被晒死，在街上跑步猝死，阅读《少年维特之烦恼》后自杀。

总之，与所谓的“环境问题”一样，将“被损害的身体”仓促地放置在“人权问题”的集合内，同样会带来代际观念的错位。在前现代社会，“职业病”对先辈来说是陌生的现代观念，“被损害”可能是生命应有的承担。

何为“海风中失落的血色馈赠”？就单篇来说，它是“我”留给前妻父母的独子约翰，是“我”殒身大海的父亲；就整部小说来说，它是布雷顿角渐入尾声的传统职业与记忆。

本文首发于公众号：格拉底苏的下午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