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所问的问题,决定了你能求来什么答案
《哈佛幸福课》的沙哈尔·泰勒在公开课上这样推荐这本书: 对于想从事教师工作的人,如果有一本书你不能不读,那就读这本书; 对于那些有兴趣做领导的人,如果有一本书你不能不读,那就是这本; 对于那些为人父母或者打算当父母的人,如果有一本书你不能不读,那就是这本, 对于所有剩下的人,如果有一本书你不能不读, 那就是这本。
那个掏心掏肺,很怕他下一秒要咬破手指,白帕血书一封:看!都去给我看!
作为一个刚跟7岁烈娃打了一架的老母亲,立马老老实实滚去看了。 然后,被洗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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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文·柯林斯Marva Collins,一个生于1936年的美国女黑人,她的故事上网一搜就能搜到不少。最醒目的标签就是腰封这句“被两任总统邀请,但拒绝出任美国教育部长的传奇教师”。
传奇,一点儿都不夸张。起初在公立小学教书时,她带的两个班明显比其他班的学生爱学习,成绩好,阅读水平显著高于同级。当别的班(二年级)还在读“跑,汤姆,快跑”这样的图片时,他们班已经在看亚里士多德、莎士比亚。于是谣言横飞、压力四起,说学生那么听她话,肯定她有强迫孩子的手段;说她不按教案来,胡乱教,小孩子根本接受不了那么复杂的词语。校长找她谈话,说为了给一位即将退休的老教师找个活儿干,让她离开,让老教师来教她的班(因为她的班最听话,学习最好,不会给老教师退休前惹什么事)。
总之,各种魔幻荒诞和忍无可忍下,马文终于辞了职,自己开学校。
她住的街区是芝加哥市中心的一个贫民区,犯罪、吸毒、强奸、偷窃……所有人都避之唯恐不及。那里的黑人小孩,很多都默认自己长大后终将混吃等死,一事无成。所以当地的学校最大的(或者说唯一的)目的就是把孩子留在学校里,能呆多久就呆多久,以免他们接触犯罪,成为街头混混。在那些老师眼中,当地孩子都是“顽劣、无药可救、不可教的”。所以可想而知,最开始送到她学校的,都是那些“最无药可救”的孩子。
她的学校起初只有4个学生,其中一个还是她自己的孩子。而且四个孩子年龄、底子、阅读能力都不一样。开学第一课,她给孩子们讲的是爱默生的《论自立》,告诉孩子self-reliance的意思是相信自己,“爱默生先生在告诉我们,要相信自己的想法,独立思考,不必在意别人告诉你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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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文·柯林斯的教育理念,说起来并不复杂: 一是重视阅读,教孩子用语音拼读法来识字(而不是公立学校的那套“看图识字法”); 二就是对孩子发自内心的爱,无条件地相信孩子,无时无刻不在努力发现他们的闪光点,并不断去赞美它、强化它:
我爱你 我相信你 你一定能做到的 你很重要,你们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孩子 ……
这都是她的口头禅,重复次数之多、频率之高,就像卡壳的CD一样,不断重复不断重复,重复到老学生可以对新来的同学很自然地说出这些话。因为他们真的相信。
不过,也的确有问题儿童。 书中讲到一个孩子,12岁的汤米,长期处于抑郁状态,憎恨自己,憎恨所有不喜欢他的人,“死”字不离嘴。但马文总是脸正对着他,赞扬他,夸他帅,说她喜欢他穿的某件衣服。她认为,孩子并不是真的要毁灭自我,只不过是需要关注而已。他们之间的对话,我等凡人根本听不懂:
- 我不喜欢我自己,我想杀死我自己 - 亲爱的,你穿的衬衫很漂亮 - 我兄弟憎恨我,我想杀死我自己 - 哦,你有一双可爱的眼睛
这样的交流持续了好几个月。终于有一天放学,当马文对他说“祝你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汤米停顿了半天,最终大声说“我爱您,柯林斯女士”,并给了马文一个大大的拥抱。
马文不断努力让孩子明白,要得到关注,有更积极的方式。
当然,鼓励赞扬并不等于讨好。马文·柯林斯不是只会说好话哄孩子,讨好孩子,在学习上她很严厉,但指出问题的同时,她都会说:“孩子,我会永远爱你,即使有时我会纠正你的问题或不赞同你的做法”。
孩子最会模仿,有样学样。如果老师对某个孩子透露出哪怕一丝嘲笑或不屑,其他人很可能也会欺负那个孩子;如果他们感到老师是真的相信他们,尊重他们,那么他们之间也会彼此帮助,彼此尊重。
——单说尊重二字,发自内心的尊重,我们大人有几个能完全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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抛开教育方式,马文·柯林斯给我触动最深的是:在教育这件事上,她问对了问题。
马文所在的贫民区,老师们满脑子想的都是:怎么让孩子呆在学校里,不去犯罪?于是,一切的教育手段、理念、态度都是围绕这个生发的。
而马文·柯林斯把问题放在了:如何发掘孩子的闪光点? 这个立场出发,让她无时无刻不关注孩子的长处,哪怕是一点点的进步。
德鲁克说:最大的错误在于没有提对问题。 企业如此,个人如此,一个行业、一个学科都是如此。
就拿心理学来说。20世纪40年代,心理学家花了大量的钱、精力去研究“问题人群”,他们提的问题是:为什么这些人会失败?他们当中,为什么有那么高的比例会退学、犯罪、早孕。结论是:需要更好的教育、更多的资源。然后投钱,投资源,但收效甚微。
80年代,阿隆·安东诺维斯基以及一批心理学家问了一个新问题。他们没有去问那些人为什么会失败,而是问:为什么有些人会成功?即使他们面对的环境也并不理想,为什么最终能取得成功。结果发现,他们的共同特征是有韧性、乐观、自信、有意义感、爱帮助他人等等。于是心理学家开始对普通人教授这些品质,让人们学习好的特质,很多人出现了明显改善。
这就是问题的力量。
问对问题,才能求得有效的答案。
你不能说心理学家没有能力——他们有最棒的头脑、有良好的意愿、有充足的资金,但就是没有提出正确的问题,从而让那些本应能得到帮助的人没有得到实质的帮助。只有在专注于积极的问题后,他们才发现,几十年来近在眼前的东西,就在那里,显而易见。
虽然现在看来,“研究好的个体,向好的榜样学习”这不是理所当然的吗,但心理学上却经历了漫长的过程。
从1879年心理学成为一个独立学科以来,行为主义学派,到精神分析学派,心理学家的关注点几乎全都放在“如何应对疾病,解决不健康”的问题上,都是在研究焦虑、抑郁、精神病、神经衰弱等等等等。直到20世纪四五十年代,马斯洛(就是我们熟悉的那个需求层次理论的提出者)、卡伦·霍妮(社会心理学最早的倡导者之一)等大神提出,我们不能过分关注消极的一面,同时还要研究善良、美德、快乐、乐观等等这些好的品质。
70年代,阿隆·安东诺维斯基提出了一个新概念“健康本源学”。他说,研究疾病固然重要,但研究健康的人也同样重要,我们要看看为什么他们会如此健康。健康本源学,就是要了解健康的源头。
这些都可谓积极心理学爷爷奶奶辈儿的人物。到了1998年,马丁·塞利格曼进一步提出心理学的目标不只是研究消极和病态,同时要研究快乐、乐观、善良等等这些好的一面,正式提出了积极心理学,被称为积极心理学之父。心理学也从传统的病理模型转向了健康模型。
至此,心理学已经发展了100多年。
而98年到现在,也不过20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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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创造现实。 你所问的问题,往往决定了你能求来什么答案,决定了你选择的道路,以及你所过的生活。 不管是对个人层面、人际关系层面,还是组织层面,都是这样。
有个很著名的实验:一帮人来回传球,让你数穿白衣服的人传了几次球。当你聚精会神看完视频,实验者会问,刚才过程中出现了几次大猩猩?——what?!有大猩猩吗?当你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传球次数上时,其他元素就被忽略了。即使那个元素多么明显。
这种现象生活中比比皆是。
夫妻之间(过了蜜月期)最常问的问题是:怎么回事,我们之间出了什么问题?要怎么改善我们的关系?如果天天只研究这个问题,那你满眼就只能看到对方的缺点和不足,看到两人关系的破洞,看到有问题的地方。在你的主观世界里(而不是客观上),你们的关系已经没有好的地方了。——就像你只顾着数传球,而完全看不到大猩猩。
所以《爱的五种语言》《幸福的婚姻》《亲密关系》等等这些书都教我们要去主动发掘另一半的优点,还要写下来,加粗强调。这不是自欺欺人、自我安慰,而是切切实实给你创造一个不一样的“世界”。
对个人来说也一样。 如果你总是问自己:“我的缺点是什么,该怎么改进?”而不是问:“我的优势是什么,我的特长是什么?”,那么在你眼里,你就只看到自己的弱点、不足、欠缺,这样怎么可能会有自信,怎么可能高兴的起来呢?尽管出发点是好的,想要改善自己,想要做得更好,但如果你不同时提出积极的问题,那么结果很可能会跑偏——不仅得不到答案,甚至会适得其反。
你的关注点会深刻影响你对世界的体验。人本身就是活在自己的主观世界,所以你看到乏善可陈的自己,那就是对你来说的“客观”。
本质上,马文·柯林斯所做的,就是为孩子换了一副眼镜,让他们从只看到“我是黑人,我穷,我不是学习的料”到看到“我可以努力,我有很多优点,我可以做到”,从一个“被动型的受害者”变成“主动者”。就像她一直教孩子的,自己的责任自己承担,而你最大的责任就是让自己变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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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时间朋友知道我赋闲在家,都纷纷给我出谋划策。“你到底想做什么?”“你的人生目标是什么?”“你想拥有什么样的人生?”“你的梦想是什么”……一个问题比一个问题大,听得我望而生畏。我突然明白,既然想不出来,那就换一个问题:“你的长处是什么?”活这么多年,自己擅长干什么、不擅长干什么、做什么开心不费力、做什么又别扭又不爽这个总还是知道的。于是咔咔写了一页纸。怕遗漏(毕竟我优点这么多),又去问闺女,你觉得妈妈最大的优点是什么。
她想了想,“你很可爱呀。”
洒家这辈子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