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选》第二卷读札

第二卷

本卷是抗日战争前半段的作品（到皖南事变）。选了一些篇目写了点读札，主要选的是和文学文化问题多少有一点关系的，也包括政治思想层面的。但非常实务的则不选，比如极其精彩的《论持久战》和非常重要的与王明针锋相对的“统一战线与独立自主”问题的几篇；特别文学化的也不选，如著名的《纪念白求恩》等。主要关心的还是毛处理问题提供的历史经验，以及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之间的复杂关系。

《五四运动》《青年运动的方向》（1939.5）

前一篇文章提出了著名的对知识分子的评判标准：“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

后一篇文章再次重申了这一标准，并称其为“唯一的标准”。

毛对五四一代青年知识分子的评价是高而有限度，正是这一模式的评价，基本确立了其“先锋队”但非“主力军”的地位和作用，站在历史流逝过后的地方回看，这一定位无疑是准确的。正因为对其限度（并非主力军）的认识，和对“真正主力军”（工农群众）的认定，才产生了对知识分子的这一评判标准：他们是最先接触马克思主义进步思想的，这很重要，甚至像是普罗米修斯的火种一样重要。但是如果火种不能为地面上的人类所使用，那终究达不到盗火者们期盼的“解放”。人类掌握了用火的技术之后，可以取暖、烹饪、放烟花、进行科学实验，千百种用途不一而足，此时这火与普罗米修斯盗来的火种已不可同日而语。人民群众可以在自己的广阔实践中将马列主义这一火种变幻出千百种样态和作用，此时和左翼知识分子们所宣传的马列又会有很大不同。因此，取来火种是第一个重点，使其为“地面上的”人们所掌握则是其后最关键的重点，而这一工作仍然需要“普罗米修斯”们的参与，参与的方式，便是“结合”。“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之所以如此重要，就是因为只有与群众“结合”，才能“发动”群众，而只有“发动”群众，才能集聚起用于抗日或革命的最充分的力量，原本弱小的中国、共产党，才能战胜相对强大的日本、蒋介石，及封建势力与帝国主义势力。可以看出，这条评判知识分子的标准并不是一条伦理标准，不是“结合者好，不结合坏”，而切切实实地是一条具有真切政治意义的政治标准。并且我们不能忘记的是，毛泽东思想能够在现代中国拥有历史性意义的关键，即在于它克服了其他所有思路都未能克服的一个问题——即最大限度地调动了存在于中国社会中的力量，而这正是通过“结合”与“发动”实现的，也正是这样的路径和实践，使毛泽东思想成为了一种真正具有现代性意义的思想：他成功地“发动”了尽可能多的原本别人眼中的“剩余”力量，将它们“组织”进了一套新的生产体系中。

与工农大众“结合”并不是一条“政治正确”式的标准，而是因为判定他们是革命的主力军。但他们又不是天然准备好的主力军，因此需要知识分子们去结合。结合的态度（“做人民的学生”“向工农群众学习”）之所以重要，是因为非如此则不能实现真正的“结合”，人民们需要的不是新的“老爷”；并且在这一过程中，知识分子也在进行着自身的艰难革命，说是“学习”也并不夸张。当然同时也要看到，这条“唯一的标准”，在实践中具有了伦理化（/去政治化，并且打着最为激进的政治的名义）的偏向，造成了许多历史错误和不良影响。并且，当代中国相比于现代中国，许多形势和条件改变了，“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方式和效力，也都需要重新进行考察。

近现代的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实力都非常软弱，最为沉默的大多数是农民阶层，毛说：“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即是因为农民如果具有无产阶级意识，将是一股不可阻挡的巨大力量，而这离不开对农民的教育和组织，离不开千百万知识分子和党的工作者投身这一伟大的历史进程，以“向农民学习”的方式达到“教育农民”（互相教育）的效果。而这一目的能形成、确立，并最终实现的历史原因，即是民族危机的深重——日本侵华的战火越烧越烈，在民族主义式的“保家卫国”号召下，中国共产党不但最大限度地发动了农民，而且还最大限度地发挥了跨越各阶层的统一战线的力量。那么，在这一时段这样展开的中国革命，究竟是民族战争还是社会主义革命？毛对此也有创造性的回答：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即新民主主义革命。我们如何认识这种“新民主主义革命”？可以说，它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反封建的革命，它也是保家卫国性质的民族战争，但这种历史行动中，具有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意义，在这个层面上说，它就是一场社会主义革命，只不过不直接地以这种形式展开，而是在其他一些具体矛盾（如反帝反封建）中，穿透性地体现出来。

如果没有抗日战争，中国共产党还能不能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有不少声音说中国共产党是在抗日中“偷鸡”，让正面战场的国军去拼消耗，最后自己坐大。这其实是很肤浅的看法，共产党在1945年依然实力远逊于国民党，可为什么三年工夫一切都变了？就是因为经历了苏区建设、长征、抗日宣传和组织、根据地建设等一系列实践成长之后，中国共产党已经完全掌握了调动中国社会最大力量（工农群众）的方式，如果对两党之争还始终着眼于“兵力对比”“让正面战场拼消耗自己划水”，那其实还是军事主义的思想，完全没有看到人民战争的关键优势，何况真正划水的是蒋介石。

因此，不该问没有抗日战争共产党还能不能胜利，该问的是，没有抗日战争，共产党还有没有其他契机实现如此深广的“结合”与“发动”工农群众的效果。这时我们将意识到，历史不容假设，抽去一个重大“契机”问会不会有其他可能的契机，是无法回答的问题。但毫无疑问，毛式中共会始终朝着“结合”与“发动”的方向努力，这使他们有能力把握历史的契机。何况日本侵华作为一个“历史契机”并非一个“历史偶然”，将视野拉开来看，这也是日本内部的具有世界资本主义性质的矛盾决定的。

有“结合”才有“发动”，有“发动”才有“人民战争”，在一个各阶层都弱小的社会结构中，有“人民战争”才有革命的胜利，在当时的历史时空中将“结合”得怎样视为评判（左翼）知识分子的“唯一标准”，不可谓不重要。

另，毛对近现代社会运动的历程和得失总结梳理得很清楚，这也是今天，对于建国以来尤其改开以来，大部分左派根本缺失或没有条件和能力完成的。

《〈共产党人〉发刊词》（1939.10）

三大法宝：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

其中后者是通过前两者实现的，它和前两者之间是相互促进的关系——对统一战线、武装斗争的相关问题处理得越好，党建就越成熟；党建越成熟，相关问题就处理得越好。

统一战线：党（无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问题

武装斗争：主要的革命形式，同时也是党与农民阶级的关系问题（因为在中国，言武装斗争，必离不开农民阶级）

可以看出这“三大法宝”具有很强的历史性，不能直接照搬到今天；换句话说，“三大法宝”不是革命者的“传家宝”，重点不是用“祖宗”传下来的法宝解决今天的问题，而是要面对今天的问题借鉴“祖宗”的思路寻找今天的“法宝”。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12）

第一章 中国社会

当前中国社会的特点：

1、封建时代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是被破坏了；但是，封建剥削制度的根基——地主阶级对农民阶级的剥削，不但依旧保持着，而且同买办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剥削结合在一起，在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占着显然的优势。

2、民族资本主义有了某些发展，并在中国政治的、文化的生活中起了颇大的作用；但是，它没有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它的力量是很软弱的，它的大部分是对于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主义都有或多或少的联系的。

3、皇帝和贵族的专制政权是被推翻了，代之而起的先是地主阶级的军阀官僚的统治，接着是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联盟的专政。在沦陷区，则是日本帝国主义及其傀儡的统治。

4、帝国主义不但操纵了中国的财政和经济的命脉，并且操纵了中国的政治和军事的力量。在沦陷区，则一切被日本帝国主义所独占。

5、由于中国是在许多帝国主义国家的统治或半统治之下，由于中国实际上处于长期的不统一状态，又由于中国的土地广大，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表现出极端的不平衡。

6、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特别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举进攻，中国的广大人民，尤其是农民，日益贫困化以至大批地破产，他们过着饥寒交迫的和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中国人民的贫困和不自由的程度，是世界所少见的。

主要矛盾：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最主要）、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

次要矛盾：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反动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

可以看出在毛的分析中，民族矛盾是他眼中中国面临的最主要矛盾，阶级矛盾也还是次要矛盾。这也涉及到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运动之间的复杂关系。但毛眼中的民族矛盾，事实上并没有被他简单化为“纯然民族层面”的事，这是世界资产阶级想要将广袤的亚非拉地区作为其殖民地而产生的矛盾，因而实质上也是阶级矛盾。但毛式方案能解决这个问题，恰恰是因为他没有轻易还原为阶级矛盾，而是立足于民族矛盾实现了一种“穿透”，穿过民族矛盾去把握阶级矛盾，因而他领导的革命到最后就远不止拥有民族解放的意义。

第二章 中国革命

只有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才能认清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动力、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前途和转变。所以，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

因为强大的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反动同盟军，总是长期地占据着中国的中心城市，如果革命的队伍不愿意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妥协，而要坚持地奋斗下去，如果革命的队伍要准备积蓄和锻炼自己的力量，并避免在力量不够的时候和强大的敌人作决定胜负的战斗，那就必须把落后的农村造成先进的巩固的根据地，造成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伟大的革命阵地，借以反对利用城市进攻农村区域的凶恶的敌人，借以在长期战斗中逐步地争取革命的全部胜利。

这正是基于中国是一个内部不平衡的大国才可能采取的斗争策略。

由此也就可以明白，在敌人长期占领的反动的黑暗的城市和反动的黑暗的农村中进行共产党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不能采取急性病的冒险主义的方针，必须采取隐蔽精干、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其领导人民对敌斗争的策略，必须是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公开合法的法律、命令和社会习惯所许可的范围，从有理、有利、有节的观点出发，一步一步地和稳扎稳打地去进行，决不是大唤大叫和横冲直撞的办法所能成功的。

这种革命正在中国和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发展起来，我们称这种革命为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这种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它是坚决地反对帝国主义即国际资本主义的。

《新民主主义论》（1940.1）

这个国体问题，从前清末年起，闹了几十年还没有闹清楚。其实，它只是指的一个问题，就是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资产阶级总是隐瞒这种阶级地位，而用“国民”的名词达到其一阶级专政的实际。这种隐瞒，对于革命的人们，毫无利益，应该为之清楚地指明。“国民”这个名词是可用的，但是国民不包括反革命分子，不包括汉奸。一切革命的阶级对于反革命汉奸们的专政，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要的国家。

国体——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民主集中制。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节制资本、平均地权，就是新民主主义的经济。

如果不入汪精卫一伙，要入抗日一伙，又想于抗日胜利之后，一脚踢开抗日人民，自己独占抗日成果，来一个“一党专政万岁”，又岂非近于做梦吗？抗日，抗日，是谁之力？离了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你就不能走动一步。谁还敢于去踢他们，谁就要变为粉碎，这又岂非成了常识范围里的东西了吗？

共产主义和新三民主义的异同：同——两个主义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的政纲基本相同，这是统一战线的基础。

异——（一）民主革命阶段上一部分纲领不相同。共产主义的全部民主革命政纲中有彻底实现人民权力、八小时工作制和彻底的土地革命纲领，三民主义则没有这些部分。（二）有无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不同。民主革命是共产主义的最低纲领，此后还有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三民主义则没有。（三）宇宙观不同。共产主义的宇宙观是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三民主义的宇宙观则是所谓民生史观，实质上是二元论或唯心论，二者是相反的。（四）革命彻底性不同。共产主义者是理论和实践一致的，即有革命彻底性。三民主义者除了那些最忠实于革命和真理的人们之外，是理论和实践不一致的，讲的和做的相互矛盾，即没有革命彻底性。

其实最后一条过于伦理化了，也不见得对。

全地球都要卷进这两个战线中去，在今后的世界中，“中立”只是骗人的名词。

本文，包括毛的许多文章，都充满了类似的观点，即否认“中立”“中间状态”的可能性，不革命就会反革命，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而在本文第17个注释中，中央文献工作室则补充了一个材料，称在1958年9月2日对巴西记者的谈话中，毛修正了自己的一处观点，承认1958年的印度、印尼、拉美和中东的一部分国家是“民族主义国家”，“既不站在帝国主义一边，也不站在社会主义一边，而站在中立的立场，不参加双方的集团，这是适合于它们现时的情况的。”这个注释很奇怪，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已经成为几近于地缘政治意义上的“两大阵营”时，当然存在“中立”的策略选择，但这些国家是资产阶级专政还是无产阶级专政，还是不同阶级联合执政？有没有可能存在着超脱于“社会主义阵营”之外的国际共运？1958年谈论“社会主义阵营”意味着什么？“民族主义”这样的说法掩盖的阶级内容不正是毛本人最敏感的吗？

同时毛的这种思路还涉及一个如何处理“中立”状态的问题。按正文和他的其他大部分作品，可以看出他对“中立”是不太信任的，甚至认为只是一种虚伪。而如果按刚提及的注释，他似乎又很信任“中立”。其实毛对“中立”状态的批驳是有其敏锐性的，“中立”是一种绝对运动条件下的相对静止，矛盾双方激烈斗争状态下的同一性体现，但我们或许可以更多地承认这种相对静止的实在性，毕竟作为具有时效性、具体性的策略，中立状态是真实存在的，它同时蕴涵着向两个方向变革的因素和可能，因此对待它的态度也要极具策略性，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不结盟国家的“中立”，是“适合于它们现时的情况的”，类似于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有时的中间状态，适合于现时的情况而不见得是未来的情况，这是特殊性而非永恒的普遍性。

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一句话，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

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在中国过去是吃过大亏的。中国共产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也是这样，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新文化。

要把教育革命干部的知识和教育革命大众的知识在程度上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结起来，把提高和普及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结起来。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而革命的文化工作者，就是这个文化战线上的各级指挥员。“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可见革命的文化运动对于革命的实践运动具有何等的重要性。而这种文化运动和实践运动，都是群众的。因此，一切进步的文化工作者，在抗日战争中，应有自己的文化军队，这个军队就是人民大众。革命的文化人而不接近民众，就是“无兵司令”，他的火力就打不倒敌人。为达此目的，文字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言语必须接近民众，须知民众就是革命文化的无限丰富的源泉。

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

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相结合，这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就是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这就是我们要造成的新中国。

语体上毛非常喜欢使用副词来修饰动词，增强语言的表现和渲染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