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介化与具身交往：电子仿生人的爱是真的吗？

网络社会中各种形态的交往交织在一起，与面对面的传统交流方式相比，人们在数字媒体中的交往是被中介了的，引起幻想与忧虑。南希·拜厄姆在《交往在云端》中遵循技术可供性的路径，讨论了新媒体和关系的问题，反驳了对技术乌托邦或反乌托邦的单一想象。

一、新媒体的可供性：云端交往之可能

“可供性”（affordance）是最早由吉布森针对生态环境提出的概念，后被引入传播学领域，在中文传播学界被解释为“可以提供某些功能的属性”。

南希·拜厄姆在书中提出了区分不同媒体的七种可供性：1.交互性（interactivity），其中“社会交互性”，是“媒体促进个人或群体之间社会互动的能力”（p.8）；2.时间结构（temporal structure），即交流在时间上是同步的还是异步的；3.社交线索（social cues），包括交流时的语言和非语言符号，个人和社会身份信息等，根据媒介丰富性理论（Daft, Lengel: 1986），基于媒介反馈速度、多线索沟通能力、语言使用能力、情感传递能力四种媒介特质，媒体可以分为贫富两种，适合传递不同的信息；4.存储（storage），储存信息的能力；5.可复制性（replicability），拷贝、复制、重新编辑发送信息的能力；6.可及性（reach）是信息在空间维度上可触达的广度；7.移动性（mobility），指的是媒体的便捷性，多大程度上可携带。以微信为例，微信提供即时或迟滞的一对一、一对多、多对多交流，用户操控不同场景的交流时更具能动性，相比面对面交流少了非语言符号的丰富信息，为了补偿人们也发明出各种表情符号，通过语言的“通货膨胀”尽可能传递不同情感。值得注意的是，线上场景中社交线索未必就是稀缺的，人会通过创造性使用提升社会临场感（social presence）。

通过分析不同数字媒体的可供性，南希·拜厄姆指出我们生活在复媒体（polymedia）环境中，不能把新媒体当做整体进行考察，而是要作为媒介生态系统。“一个人选择某种媒体而不是另一个媒体，本身就是它的关系性意义的一部分”（p.20）。

二、破除技术迷思：日光底下无新事

在“理解新媒体”一章中，拜厄姆列举了技术决定论、技术的社会建构、技术的社会形成，说明对技术与社会的关系的不同态度。

技术决定论认为机器改变社会。围绕身份的真实性和现实幸福感，对技术抱有乌托邦想象的人认为技术是理想国，公域和私域得以实现或延伸；反乌托邦者则认为技术破坏真实的人际关系，损害语言，鼓励犯罪。二者都将线上与线下空间对立，认为此消彼长，在每一次的技术革新时老调重弹。

社会建构论者看到影响技术发展的诸多社会因素，比如政治和经济力量的限制——发短信之所以在美国最终推广，是因为监管和定价的放松。认为新技术的应用会对年轻人产生危害是种道德恐慌（moral panic），事实上这些危害在没有新技术时也以不同形式存在着，而人们的担忧更多是属于社会文化维度的，归因于技术更像是种逃避型策略。

社会形成论聚焦技术与社会的相互影响，关注的是技术的特点、技术的实践、人的技术观。遵循可供性的路径，重要的就是思考技术提供的可能性，以及具体实践中社会因素的作用，互为起点和终点。驯化（domestication）理论关注日常实践中人对技术的驯化过程，一种技术是如何融入日常生活的，包括人如何放置设备、谁使用、如何使用、谁不使用等问题。

破除对技术的迷思要做的是拒绝简化叙事。真正的问题在于：“如何成为真正的自己，如何与他人建立有意义的关系，如何走出自己的生活圈，如何在一个充满差异的世界中安身立命”（p.51），而这些担忧无关技术，一直存在。

三、中介化与具身传播：自我、群体、社会

人们对于中介化交往的态度大多以面对面的具身交往为基准，讨论前者增强或削弱了后者。作者认为“中介化交往应该被视为一种新颖、兼容的混合交往方式，而不仅仅是具身交流的缩减版本”（p.55）。

技术可供性影响自我呈现。人在网上拥有无实体的身份（disembodied identities），行为不再依附于身体，也更具欺骗性，表现为自我形象更加接近理想更符合自我认知，或是不同平台上的自我形象差异化。自我成为碎片化的，碎片自我面对的是坍塌和想象的受众，隐私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如安迪·沃霍尔所说，每个人都可能做15分钟的明星。网络中的印象管理可能实现更高的自我满足，降低孤独感，也可能便于情感欺骗甚至犯罪。总之，你无法得知网线的另一端是不是一只狗。

人可以通过社交媒体维持既有线下关系，也可以建立新的社会关系，重要的是识别自己与他者。南希·拜厄姆总结了定义线上社区的五种特质：空间感（sense of space），共享性实践（shared practice），共享性资源和支持（shared resources and support），共享性身份（shared identities），人际关系（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分别对应着社区的边界、实践中的规范（比如语言规范，中文互联网将爱使用抽象字的定义为“狗粉丝”）、加入社区的回报、对共同体身份认同、内部成员间的人际关系。

至于新媒体是如何影响公民参与和政治参与的，依然与有关人如何使用媒体有关。技术提供了政治参与的新方式，有人用于信息获取和社区建设，有人只用于消遣和娱乐。面对对现代民主“独自打保龄”式的担忧，作者指出“新媒体作为‘技术和空间，扩展和维持了社会运动所依赖的网络’、‘加强了对现有活动的参与’……远非是漂浮的，而只是‘混合复杂的社会意识体系’的一部分”（p.109）。

不能忽略的是平台的影响。Facebook的功能设置使用户可以追踪好友的地理位置，timeline使自我归档公开，规范了用户的线上社交行为。Gaydar方便了男同性恋的线下交友，却通过渲染男子气概刻板印象加强了gay的自我厌恶。算法的表面客观令人忽略黑箱背后的权力控制，因此，针对平台的算法批判是必须的。

四、结语：赛博时代人类对于爱和真实的自我求索

媒介创造、维系、终结人际关系，“复媒体环境创造了一种新的社会和道德责任”（p.159），关系阶段、个人性格、社会文化塑造了如何使用新媒体以何种目的和他人交往。人制定媒体使用策略时的能动性不可忽略，基于线上空间的关系可被下载到现实空间，现实的熟人关系也可仅仅通过网络维持在不远不近的距离，共识和现实行动（无论是否关于政治）依然可能。

早期互联网充满了公共领域的美好想象，而后信息茧房之下的群体撕裂、群体极化令人心生忧怖，新冠疫情进一步打破了技术曾经催生出的触手可及的全球化梦境，然而正如前文所述，这些担忧一直存在，也正是还存在着对于未来的深切忧虑，人类社会才不至于真的无可救药。社会交往中“缺席的在场”与“在场的缺席”日渐普遍，关键不在于中介化和具身交往孰优孰劣，网线另一端是条狗还是电子仿生人，应当回归田园牧歌的部落生活，还是小心翼翼维护脸上的赛博面具。关键在于谁、为了什么、在什么样的语境下传播、对于传播的期待又是什么，重要的都是彼得斯在《对空言说》中所说的，“我们能够相互爱护，能够公正而宽厚地彼此相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