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女权主义者，我不感到抱歉

认识上野千鹤子最初不是因为女权主义，而是因为她在东京大学的新生入学式上的演讲。演讲中有一段她这样讲：

「あなたたちは今日「頑張れば報われる」と思えるのは、これまであなたたちは周囲の環境があなたたちを励まし、背押し、手を持って引き上げて、やり取れたことを評価して褒めてくれたからです。世の中には、頑張っても報われない人、頑張るほどにも頑張れない人、頑張って過ぎて心と体の壊れた人たちがいます。あなたたちの頑張れを、どうぞ自分が勝ち抜くためだけに使われないでください。恵まれた環境と恵まれた能力と恵まれない人々を貶めるためではなく、そういう人々を助けるために使ってください。そして、強がらず、自分の弱さを認め、支え合っていってください。」

“你们之所以抱着努力就有回报这一想法，是因为到目前为止，鼓励着你们，牵着你们的手托着你们，评价并褒奖你们做到的事情——这样周遭的环境。而在这个世界上，有努力却得不到回报的人，想努力却无法努力的人，过度努力导致身心俱疲的人。请不要把你们的努力只用在追逐自己的胜利上面。不要凭借优于他人的环境和能力去贬低别人，而是用在帮助他们身上吧。并且，请承认自己的弱点，并互相帮助。”

她否认慕强的社会现象，在一群男性教授组成的教授席中这样讲着。从那时起我就开始关注起这样一位在日本社会中敢说，敢做的女教授来。这次又得以看到她的著作《父权制与资本主义》，其中详实的论证和坚实的理论基础，让我不得不敬佩起这样一位研究者。

《父权制与资本主义》，顾名思义，是讲述了“父权制”和“资本主义”两个变量对于女性的压迫。而之所以能讲这两种变量作为可分离开的，独立的变量进行讨论，某种程度上需要归功于“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听到这儿，你一定会开始疑惑或者感到些微的无聊吧：“什么，谈论女性难道也要涉及政治，还有马克思主义吗？” —— 没错，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为什么又被叫做“唯物主义女权主义者”的原因 —— 女权主义者争取女性本身具有的权利，说到底，就是一场与父权制和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它是一场声势浩荡的，可追溯到400年前的话语权的争夺。可是，这种意识形态从何而来呢？它背后一定是有物质基础来支撑的。

如果你了解过弗洛伊德的力比多和俄狄浦斯情结，读过伍尔夫和波伏娃，还有许多女性作家作出的文学上的尝试，那你大概会生出和我一样的想法，那就是：如果是“被教育成为女性”，又或者是承认“男女之间本质不同”，这些会对我的生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作为女性，又该如何应对人生中的种种困境呢？当问题具体到配偶的选择，涉及到婚姻，育儿，养老，以及工作上的一系列问题时，我们要怎么有理有据地思考，并试图努力作出更好的选择呢？

毋庸置疑的是，文学作品无法给我答案，询问周围的朋友和长辈也并不能给我一个进行深入思考的逻辑系统。这时，你会不会笑我竟然妄图用理论指导自己的生活？——“呵，这个人多么的愚昧和自大呀，居然想要通过书本和理论改善自己与世界的关系！”—— 不过说真的，上野千鹤子的这本《父权制与资本主义》的确从“劳动和生产”以及“家庭和社会”的角度给出了认认真真的解答。本书确实让我“对于自己正在面对的生活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当我们谈及女权/女性主义在中国的时候，通常是说我们和欧美国家的女性不同，人家是“通过女性联合起来的奋斗和反抗”获得了参政权和选举权；但中国的女性解放则是自上而下的，是男性赐予的，中间缺乏了一个抗争的过程。而国内近期流行的Me too，还有各类女性在新闻媒体还有日常生活中作出的尝试，让我觉得现在或许是个“中国女权/女性主义的黄金时代”。

但是，当我们回顾历史，女性的解放运动常常是被倒戈的。具体来讲，就是女性群体被划为革命群体之中的一部分，却往往在阶级的革命成功后便被忽视；同时，女性群体内部也经常彼此冲突，难以成为一个可以产生巨大能量的群体；一部分女性通过嫁给更加富裕的男性获得阶级跃升的机会，从而以家庭的形式压迫包括女性在内的底层阶级。

女性群体缺乏坚实的理论基础，总是在内部先被瓦解，分不清敌友。这也是很多时候，当社会中出现让女性背锅“社会少子化的社会问题”的声音时，女性又容易从一种愤怒的状态转变为自我反思状；而女性如果进一步保持愤怒，又会激起男性群体的反感，他们将其戏称为“激进的，煽动性别对立的女拳主义者”，和“一群得到了够多的好处，却仍不知满足的贪婪女性”形象。

那么，本书具体是如何分析女性所受压迫并试着提出解决方案的？

首先，我们需要了解到“父权制”，“资本主义”，“家庭”和“市场”四个变量（如下图）。这个图代表了本书中主要论证的四个主要部分。他们之间彼此影响又彼此制约，具体来讲，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阶级关系是市场的机制（4），父权制这一概念揭示了家庭机制（1），有关女性劳动的辩证法式的诸多关系给我们探求家庭中的阶级关系（2），和市场中的父权关系（3）提供了可能。

《父权制和资本主义》

这个图或许看起来复杂，但它为理解女性所处的状态提供了一个可论证的范式，提供了理解女性压迫的新角度。这其中便包括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很大的一个理论贡献，或者说问出了一个极有价值的问题：家务劳动到底是生产性劳动，还是非生产性劳动？

No.1 家务劳动和婚姻关系

在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背景下，很长一段时间存在家庭妇女/家庭主妇这样的群体。对此，研究者Delphy指出，家务劳动实则是女性在“家庭内部作出的无偿劳动”。但另一方面，父权制和资本主义的相辅相成也同时存在着：家庭主妇在日本当时也被视作“当工薪阶层的太太”一类的女性愿望和梦想，或者被视作是一个优渥阶级的象征。女性此时是作为家庭王国内的女王，统治着家务佣人，找到了暂时逃离性统治压迫的庇护所。

然而，美梦终究会醒。在日本甚至世界范围内，经常会对家庭主妇有这类的说辞：“真羡慕你在家每天只是带带孩子买买菜就好了，真轻松”，又或是丈夫的抱怨“你只是在家料理家事就好了，我天天外出工作，你有什么不满足”。作家庭主妇的女性不单要体验与社会脱节的危机感，还要承受来自家庭外部和内部的不理解与责备。

随着时代的发展，日本劳动力短缺，使资本主义只得寻求解决方式：1）自动化/机器化，2）在已婚女性和老年人，3）移民 中寻找劳动力。对于最后一种3）移民，资本主义在当时认为给移民支付的其他费用过高，而选择了它的替代选项：在外国当地设厂，既能利用当地的劳动力，又不用为生产废料等买单，从而最有效地降低了成本。

而对于2），女性由于被视作是“低级的，从属的劳动力”，也只能靠工作换得微薄的收入。当问及这些微薄的收入的用途时，又会发现她们绝大多数将其贴补家用，比如给孩子的兴趣班和补课班付学费，而少有是为了女性本身的经济独立。那生育和育儿这件事，又是如何对女性的一生产生影响的呢？

No.2 “幼儿无法离开母亲”

很多科学研究曾表明，为了使3岁前的婴幼儿获得更好的成长环境，他们需要母亲的长期陪伴和教育。社会也普遍认为，女性在生育后的身份就变成了“母亲”。社会歌颂母爱的伟大，宣传母爱的无私奉献，同时也忽视了女性生育生产过程中将遭受的痛苦和随之而来的身份认同危机，以及作为劳动生产力的大幅贬值。不得不说，对于母爱伟大的歌颂也在某种程度上鼓励了男性养育者的缺位，使得父权制更顺利地维持下去：换句话说，就是男性对于女性的性占有。

这么说或许会引起一大波男性的反感：“我是男性，我积极热心地参与了育儿活动，怎么就要这样不分三七二十一地批判男性呢？”——世上的确存在“积极育儿的男性”和“冷漠的不参与男性”，一概而论的确有待商榷。但是，这种划分本来就很奇怪。这么说来，女性需要靠运气和甄别能力来筛选好的男性，从而避免自己“悲惨的一生”，而“识人不佳”的女性就只得面对自己失败的人生吗？何况，一位“爱妻子，帮助育儿的男性”更不足以对抗整个资本主义体系。

我们必须要意识到这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是一个市场和家庭的问题，而不仅仅将其划分到私人领域。我们经常在新闻媒体上看到记者问女强人这样的问题：“请问您是如何平衡家庭和工作的？”，这背后又是什么样的社会现实呢？

日剧《东京女子图鉴》

No.3 工作和家庭危机

第一，尤其是在日本，女性的就业率和劳动化比率是呈M字形的（下图）。也就是说，年轻的还并未适婚生育的女性的就业率是一个高峰；在适婚年龄到达后，她们结婚生子，在婚后的3年甚至更长的一段时间内变成家庭主妇，因此就业率进入新低；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女性逐渐有时间重新工作，因此在40岁到45岁左右又是一个就业率的高峰。但这个就业率的变化是以牺牲女性劳动价值为代价的。也就是说，女性再次步入职场的时候，是作为“已婚母亲”这种二级劳动力进入资本市场的。这时候的女性只能去做兼职的part-time的工作，所赚的工资更是和男性“同工不同酬”（在1980年代的日本，甚至只是男性的一半）。

《父权制与资本主义》

第二，日本与其他近代工业化国家相比，他们的结婚率还保持在一定的水平并未下降。这可能是因为男女双方都清楚，家庭解体比维持家庭所带来的成本和代价更大。这里，我们来看一下已婚女性和离婚女性的差别。已婚女性受的是三重压迫：育儿，家庭，和再劳动。然而，离婚女性并不能因为脱离婚姻就过上好的生活。她们如果已经生育并获得了抚养权，事实上，这并不比没有获得抚养权时好多少——她们的生活状况常常要跌落至贫困线。

No.4 如何解决女性再生产窘境

女性需要生育和育儿，这件事本质上决定了女性必定在现代社会的工作中处于劣势地位。而我们到底是应该将“生育”和“育儿”当作公共事务，还是作为一种个人选择呢？如果是作为个人选择，其实这是很理想化的。因为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女性想要再次步入职场，很有可能会无法获得机会成本更高的男性的同意（当然，本书写于上个世纪，所以时代也在变化）。

而如果看作是公共事务，它大致就有两种解决方式：一种是亚洲型解决方式，即由其他亲属来承担育儿的方法，但无法解决养老看护问题。另一种是市场化，即要在贫富差距大和移民社会中实施，从而获得廉价的日托或周托服务。但这依旧会导致女性高龄生育和少子化的社会问题。

而这种对于“生育生养”私人化和公共事务化的看法，其实也在受国家政策的影响。比如当战争开始时，女性的生育和子宫“本能“便被提倡为国家大事，而绝不可能再作为家庭私事存在。同时，男人参战，女人不得不承担起战争后方的生产劳作任务（另外，我在别的书中也读到过，①大量的日本年轻女性在战争期间，承担了搬运用于实验的有毒液体/气体的工作；②中国的农村女性并非很多人所想象的“男性干活，女性做家务”的模式，她们承担了很大一部分的农活，而且同时需要做家务）。

那么，说了这么多，现代女性到底该如何手握理论，去应对自己的生活？书中涉及到了极其细致的论述，这里暂且让我引用两段作为结尾和本书的推荐理由：

“我预计，今后全日制持续就职型女性会继续增加，并且我想将她们在职场所处的地位分为以下三种类型:第一，专业职位;第二，在女性人数较多的行业中的女性管理岗位;第三，在不介意性差的真正竞争性职场中的成功女性。第一种类型通常属于直线(line)组织部门而非参谋制 (staff)组织部门豎虽然它的优势在于避免与男性进行竞争，但这同时也是计无所出的“被隔离的”职位。第二种类型，在服务业、物流行业等雇用女性较多的行业中，“领导女性的男上司”逐渐被”领导女性的女上司”所代替。众所周知，所谓“首个女董事的诞生”的情况往往出现在百货商店、通信、保险、化妆品等原本女性人数就较多的行业中。第三种类型，在对设计、电脑等业务能力要求较高的行业之中，往往无法避免不介意性差的激烈竞争。而这些往往也是非传统的、风险较高的企业。”

“不管怎样， “家务劳动的负担”减少到最小化是她们工作的前提。其方法包括:第一，不生育孩子;第二，三世同堂或者临近居住的母亲或婆婆的帮助;第三，购买私人的家务劳动服务商品;第四，彻底的HA (全智能家居);第五，公共社区服务的帮助。在种种选择之中，最有可能实现的是“通过让丈夫同等地承担家务育儿劳动”来减少妻子家务劳动的负担。但由于男性劳动的机会成本较高，所以可以借由参与家庭的第三者或商品化的服务来替代丈夫，通过这样的替代使得丈夫和妻子得以免于家庭责任，而这种选择实际上更容易实现。（中途省略）最后仍残留的问题是，不考虑所有变量的、存在于劳动结构内部的差异性问题。也就是为什么生育人的生命、守护死亡这种劳动(再生产劳动)是处于所有劳动之中最底层的这一根本性问题。在解决这一问题之前，女权主义的课题将会一直存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