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人意见：我不会再被余华的新书感动了
我依然记得高中时一口气读完余华《活着》的那个夜晚，那本书刷新了我对小说的阅读体验，令我从此记住余华这个名字。但是当我阅读《文城》时，哪怕因为《第七天》的失败我已经尽可能降低了对这本小说的期待，这本新书依旧没有给予我阅读上的感动，更准确地来说，没有新奇感，不仅没有读《活着》时的震撼，也没有读很多新人作品时，被一些有趣的写作尝试所触动的那股拙劲儿。余华写出了一部可有可无的小说，一个成熟，但的确不会引起我内心波澜的作品。阅读是一件私人的事，所以我只能诚挚地提出自己的真实感受，这会是一篇关于余华新书的书评，但我想说的，却不是这本书写得多么糟糕，亦或多么地好，而是一种矛盾的阅读体验——你知道他交出了一部稳健的作品，但他已经不能再提供新的感受。
《文城》是一部回归到现实主义传统的作品，这部小说算一个小长篇，以倒叙、插叙等手法，讲述了北方男人林祥福携女南下寻妻的故事。小说可分为两部分：《文城》和《文城补》，故事背景在北洋军阀混战时期，穿插了对帮会、土匪、军阀、乡绅等人群的描绘，是典型的以小见大式写法。在这个意义上，我看到一些笔友感慨：“那个写《活着》的余华又回来了！”我自己也抱着这样的好奇进入了这本书，《文城》是否真的达到了余华巅峰时期的水准？所谓“回来”，究竟是叙述方式、故事套路的归来，还是在写作技艺上的一次闪耀？我们往下看。
首先，余华叙事的节奏依旧是值得信赖的。他能把读者吸引进故事，这个能力大部分纯文学作家做不到，而他比一般通俗作家要好的，是能在明快的叙事里兼顾语言的实验，做出一些大胆的句式或比喻的变化，使人眼前一亮。最经典的例子，就是《活着》那句：“月光照在地上，像是撒满了盐。”在《文城》中，这样的漂亮句子也是有的，比如：
“第4页：这就是林祥福留给他们的最初印象，一个身上披戴雪花，头发和胡子遮住脸庞的男人，有着垂柳似的謙卑和田地般的沉默寡言。”
“第20页：这个夜晚林祥福焦灼不安，屋顶上被雨雹砸出的窟窿向下流着月光，仿佛水柱似的晶莹闪耀。悲伤的村庄在黑夜里寂静下来，只有风声擦着屋檐飞翔在夜空里，这些嗖嗖远去的声响仿佛是鞭策之声，使林祥福起身走向小美的房间，他在穿过水柱般的月光时，抬头看到屋顶的窟窿上有着一片幽深的黑暗，丝丝的寒风向他袭来。”
“第54页：黄昏的水面上，林祥福怀抱女儿坐在船里，他本想取下身后的包栿，可是身体往后一靠，包袱像靠垫一样让他感到舒适，他就没有取下包，取下了胸前的布兜，让布兜里的女儿躺在他上，他伸手拉开上面的竹篷，夏日的风吹在了他身上。 船家坐在船尾，背靠一块直竖的木板，左臂腋下夹着一支划、劈水操纵着方向，两只赤脚一弯一伸踏着摈桨。林祥福听着哑哑的摈桨踏水声，看着水面上一叶一叶竹篷小舟破浪前行。船家们右手握着一把小酒，双脚一弯一伸之间，呷上一黄酒、左手从船沿上的碗碟里拿一粒豆子，向嘴中一丢，嚼得津津有味。”
但余华的语言使用也有明显问题，最典型的是他粗糙、单调的女性描写，尤其是在写到两性交往的片段，余华的叙事魅力就会大打折扣，呈现出一种文笔稍好的男性凝视观感。例如：
“第12页：这个娇嫩和生动的女子第二天病倒了……”
“第16页：小美的体温被点燃了，变得灼热起来。”
“第16页：小美灼热的体温和紧张的喘息也让林祥福沦陷了进去……”
“第76页：那些热烈的夜晚，两个人的身体在炕上合并到一起，他的身体强劲撞击小美，小美的身体则是柔软迎接。”
类似例子，不胜枚举。灼热、喘息、羞怯、甜美、清秀、娇嫩等词汇频繁出现在余华对女性的描写中，这类陈词滥调充满了男性凝视。如果我们对比余华的《活着》《兄弟》《许三观卖血记》等作品，对女性的刻板描写其实也并不少见，甚至在同时代的莫言、贾平凹等作家中，对女性的刻画总体上也远不如男性。
余华在小说中有意塑造光辉的女性形象，但他对女性的描写没有脱离男性作家常见的陈旧词汇，对小美这类型美好女性的刻画，也因为朦胧而失去了丰富性，在人物质感上明显不如林祥福这样的男性立体。所以问题并不是“用男性视角写女性人物”，而是“没有写出她的丰富性”，如果只是读一篇爽文，这些问题可以被忽略，但如果我们把《文城》作为严肃的艺术作品，这显然是不可回避的硬伤。
而在故事的讲述上，余华这次设置了一明一暗两个主题。明面主题是林祥福寻找小美的故事，暗面则是对文城的追寻，但文城是什么？它可以是一座城市，也可以是一个虚指，“没有人知道文城在哪里。总会有一个地方叫文城。”有意思的是，小说的背景恰恰是在一个传统礼法崩坏、人命如草芥的年代，在这样一个人间翻天覆地、信仰重新洗牌的时局，叙述者呼唤文城，想必不只是唱一曲复兴传统的赞歌，而是是更深的精神旷野，所谓文城，或许是一个安顿现代人心的地方，但文城永远在路上，不可被到达，它就像是古人常说的“道”，道在顿悟，在求索的路上，而非一个结果。
同样具有延续性的是，余华在《文城》中并不回避暴力和死亡，他以简练的白描手法，书写大量死亡之事，小说写到林祥福最初的记忆，“父亲躺在躺在门板上面一动不动，一块白布盖住父亲的身体，白布短了一截，父亲的双脚露在外面”，没有多余的情绪渲染，不做廉价的道德评判，余华的描写以简洁、冷峻制胜，为整部小说赋予了荒诞、清凉的质感。《文城》开篇就以追忆的笔触，写到了林祥福亲人的死亡，他出身有钱之家，父亲和母亲却早早离去，这些仓促的死亡加重了小说的无常感，也是余华对读者做出的筛选——他的忠实读者必须对残酷做好准备。
《文城》部分其实就是对林祥福一生的追忆，从他的家庭，到他与妻子小美的相遇，再到小美的两次出走，接续小说开头，林祥福为何要南下寻妻。所以它有一个回旋的节奏在里面，过程中穿插大量对乱世风物的描绘。这是一本典型的故事驱动型小说，人物被故事所驱动，小说中最丰富的角色是主人公林祥福，他也是小说最让人记住的角色，但其他角色还是稍显单薄，尤其是女性角色，是一类典型的男性描写的笔触，说不上差，只是不够有意思。《文城》部分三十节后的土匪篇幅，与小说的整体基调更是有些违和，土匪篇幅写得太凌乱、随意，像是严肃小说突然成了网文，倒是最后的“文城补”，一定程度上救了这篇小说，既稍微丰富了小美这个人物，也为小说留住了苍凉的况味，余华的结尾依稀让人看到他巅峰时的影子。
文城是一出关于信与义的故事。信念感贯穿小说的始末。无论是林祥福寻找小美、陈百良为好友复仇，还是田家兄弟对少爷的情谊，这些行为都被一股信念所支撑。信念感让这部小说变得有力，使得读者在荒腔走板的叙事中，还能找到一丝慰藉的力量。
局限在于，余华对乡绅的描绘过于理想化，对清末民初社会的想象，也局限在“讲一出好戏”，而没有做到更深的挖掘。小说有不少人物的命运是交代不清的，这不知是余华为续作留下的伏笔，还是其他原因。与此同时，《文城》有几处叙述上的生硬，或者节奏感的断裂，也折损了小说的味道。比方说，小说写到林祥福相亲，都到了人家府上了，媒婆却使眼色要林祥福拒绝这门亲事，理由是担心“刘家的那位姑娘可能聋哑”，可是到后面，媒婆又告诉林祥福，原来这姑娘不聋也不哑。以媒婆的经验，那位女子是聋是哑，她在替男方寻找相亲对象时，就该知道，而不是等到男方与女方见面了，才阻止这门亲事，并且还做出了误判。这种情节的出现，会削弱小说的合理性。又比如说，小说在讲到小美因怀孕而归来时，小美与林祥福对话时的口吻，让人恍惚间以为在看国产古装婆媳剧，后面读到土匪部分，又像是进入了一部抗日神剧，相比于《活着》时期，如今的余华在叙述上已经不再足够精确和稳健，打个比方，就像是一位NBA神射手，他巅峰期场均30分，命中率50%，但到了生涯末期，他的投篮就开始时好时坏，在球场上日益感到力不从心。
这是一部好看的小说，但它无法在好看之外提供更多，无论是从历史议题的开拓，还是小说技法的创新，亦或者人物的塑造，《文城》相比于余华的前作都没有更进一步，尽管，这么说对一位作家来说显得苛刻，但如果考虑到写作者是余华，且这是他积淀八年诞生的作品，那么我们理应对《文城》有更高要求。否则，在这个不缺乏通俗故事的年代，再讲一个好看但不深刻的故事，它的意义在哪里？
总体来说，与《第七天》相比，余华这一次至少在讲故事上，恢复了他七成的功力。他不再做大胆的叙事实验，也不再对公共议题有过多指涉，而是回归说书人的本位，老老实实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节奏畅快、氛围苍凉、语调沉稳，具有严肃小说的质感，又兼顾了通俗小说的阅读体验。余华再一次表现出自己在讲故事上超凡的天赋。但《文城》的局限性也较为明显，它首先是一部“并不新颖”的小说，从叙事、人物、选题到切入角度余华这本书严格来说都没有独到之处，你能在书中读到的，在陈忠实、莫言、苏童、格非等人的笔下都已经被反复叙述，《文城》既没有《丰乳肥臀》对乡土社会伦理的暴烈式描绘，也不像《江南三部曲》把近现代的革命者、士绅、妇女等群像刻画地细微入里，如果仅以一般写作的角度来看待，《文城》显然是成熟作家的合格表演，但对于一本耗时八年的余华新作来说，目前的呈现就只能算中规中矩，并不能给人更多惊喜。它是一部2021年出版的小说，却给人一种扑面而来的陈旧感，即便余华用他幽默的叙事来制造他熟悉的况味，但只要读者仔细回想，就不难发现小说的内核其实并没有多少新东西。
余华选择了清末民初这么一个波澜壮阔的历史背景，却并没有对仆人、乡绅、妇女等人物做出更复杂的探讨。在《文城》里，乡绅是善良的，仆人是忠诚的，兄弟是有情有义的，而传统社会犹如一曲挽歌，余华建构了一个乡土叙事常见的抒情空间，那是一个人站在田垄上对旧日的深情回望，但他自知回不去，所以处在时代的夹缝中，产生一种生命零落的悲戚。命运无常、家国零落，这些元素烘托出余华小说的悲剧质感，但不能掩饰余华在人物塑造上的问题。
如果说一流小说家，可以把简单的故事写出永恒的质感。二流小说家，可以把复杂的故事说明白。三流小说家，可以让你读的很爽，但故事经不起琢磨。由此，我们回顾对《文城》的文本细读，就能大致明白，这部小说在余华作品序列中的位置。它显然好于《第七天》，但不如《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但要说它达到了余华的巅峰水准，那未免太看低巅峰期的余华，说到底，它只是一次老师傅闲不住耍手艺，稳健而重复，套路且娴熟，但本质上是一部可有可无的作品。
如今的余华是一位扎实、稳健的作家，但已经无法重现《活着》的辉煌，就像是一个天才球员终会有英雄迟暮，早在《兄弟》完稿，余华已经步入自己文学生涯的黄昏，他不再有初生牛犊的志气，也少了突入禁区的勇气，余华写作上的瓶颈是时代和作家个人共同导致的结果。《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出版在九十年代，八十年代到世纪之交乃是中国小说创作最宽容的时期，作家书写各种题材，百无禁忌，贾平凹写世情堕落的《废都》、卫慧写个人主义欲望的《上海宝贝》、冯骥才写文革的《一百个人的十年》，及至余华的《活着》能出版，都可作为例证。出版环境宽容，作家才能百无禁忌，尽情挥洒自己的笔墨。我们换个角度想，余华现在再写一部《活着》，他还能顺利出版，造成轰动的社会效应吗？此一时非彼一时。
时势造英雄，自古皆然。八九十年代也是文学影响力的黄金时代，那时候，至少在销量、社会讨论度上，文学是远比现在受欢迎的，那是一个诗人和小说家还能成为大众偶像的时代，那时候北岛、顾城、余华、郑渊洁等作家被全民阅读的热潮，即便是今天的罗翔、刘慈欣、许知远、余秀华也难以媲美，这种文学作家成为全民偶像的范式，严格来说是结束于零八年左右，以韩寒、郭敬明淡出写作成为标志，此后作家纵有出圈，也难以掀起真正的全民讨论热潮，放眼各类销售榜单，近十年来，国内严肃文学销量跻身前列的，也只有《三体》《繁花》等寥寥几部，其余《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平凡的世界》等都是老面孔。
所以，文学热潮消退后，再复制一个《活着》这样的奇迹，作家尽力也是不够的，除非社会热潮、作品质量、影视改编且成为现象级作品，三者合一，才可能成功。余华写不出质量和影响上媲美《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的作品，既有他自身的原因，也是时势使然。你让韩寒现在复出，他也成不了意见领袖了。
其实，余华自己也清楚《活着》的奇迹无法复制。在散文集自《我只知道人是什么》中，他写道:“在中文世界里，我其他的书不可能超过《活着》，以后也不可能，我这辈子再怎么写，把自己往死里写，也写不出像《活着》这么受读者欢迎的书了，老实坦白，我已经没有信心了。”至于《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为什么那么受欢迎，余华给出的理由是:
“我想《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受欢迎，尤其是《活着》，可能有这么个原因，故事是福贵自己来讲述的，只能用最为简单的汉语。我当时用成语都是小心翼翼，一部小说写下来没有一个成语浑身难受，总得用它几个，就用了家喻户晓的，所有人都会用的成语。可能就让大家都看得懂了，人人都看得懂了，从孩子到大人。
我昨天告诉张清华，这两本书为什么在今天这么受欢迎，尤其是《活着》，我觉得唯一的理由就是运气好，确实是运气好。”
大部分作家终其一生，只能写出一两部被人记住的作品。真正可写的并不多，余下是漫长的重复。陈忠实写下了铭刻于文学史的《白鹿原》，但他其他作品都只被视为二三流之作。路遥煮字疗饥，成为文学的奴隶，他最后被人记住的，也不过《平凡的世界》《人生》两部而已。所以余华的困境其实是作家的常态，他在后期没有写出更具突破性的作品，余下一些不痛不痒的散文、杂谈，一部有野心但失败的《第七天》，这些都会在时间的冲刷中变为普通的灰烬。或许余华自己都心知肚明，《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已经耗尽了他的灵光，上帝赠予他惊鸿一瞥的幸运，随之也剥夺了其他的东西，如今的余华已经不再是当年生猛的自己，他的语法是过时的，他的作品对时代的感应变得滞后，他对文学的追求，也早已因为功成名就，而失去了最初的志气。余华并非卡夫卡那般文学的献身者，他写小说本就是世俗欲望驱动，当小说回馈他巨大声誉，那声名既是荣耀，也是重负，人们期待他再写出一部《活着》，可他知道天时地利都已然失去，就像九十年代不可重来，今日的余华纵然再酝酿出一部《活着》，也早已失去重新辉煌的可能。余华比他的批评者更知道自我的瓶颈，但是，他有时仍会挣扎，质问命运之神这结局是否已注定，而命运之神用《第七天》的失败告诉他，这场仗你已经打过，这样的结局已注定，但身为写作者，你仍然可以奋力一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