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本书的概括

这本初版于60年代的知识社会学扛鼎之作是我本科毕业论文的理论支柱，但当时并没有读完它。即便本书的中译本备受好评，但由于并不具备足够的社会学理论知识，所以我读起来仍然有些困难（说实话，本书一部分内容晦涩难懂）。这几天正好趁着国际秩序课程进行到社会解释路径，就再把这本书拿出来重读一遍（很遗憾，这次依旧没有完全读完）。内化的部分我只是参考了绪论与译后记。

本书致力于阐释一个社会学老问题——社会-个体关系：社会是人类活动本体的（人的活动创造社会），但同时人也是社会的（社会创造着人）。这样的关系在古典逻辑看来是一个矛盾，但它确实是社会生活的基本特征。伯格和卢克曼把这个问题放在知识社会学里面，通过把社会视为一个从外化到客体化再到内化的辩证过程来阐释社会-个体关系，并开创了一个影响力超越知识社会学的范式——社会建构范式。

人类是生理开放的。这是伯格和卢克曼理论的人类学假定。不同于其他动物（特别是那些所谓的真社会性动物，如蚂蚁），人类的本能组织是高度弱化和无导向的。本能组织就是该物种基因的必然表征，无须任何学习也能获得的生理上的特征。只要考虑考虑那些强本能组织的动物（如刚出生不久就会快速奔跑的羚羊）以及高度导向本能组织的动物（如在生理上就有工蚁、兵蚁和蚁后之分的蚂蚁），就能明白人类在本能组织上的弱势（每个人类刚出生时都一样且一样脆弱）。同时，人类还具有所谓的“宫外成长期”，即离开母体的人类在生理发育上还未成熟，在未来一年里，婴儿所处的环境会直接塑造其生理与心理，这些环境既包括自然环境也包括社会环境。所以相比于其他动物而言，人类不仅在智力潜力上遥遥领先，而且也更具有可塑性。正是这种可塑性为社会与人之间的互构创造了条件。

（一）社会的辩证过程：外化

社会的形成开始于“外化”。这里外化指的是什么呢？我们首先要明确一个几乎在所有社会科学中都会存在的假定（本书也没有指出这一点，因为它实在无须赘言）——人心隔肚皮。即人类个体之间无法直接地、充分地了解彼此意图（意图无须以语言方式展示），只有当我们把意图通过某种方式展示出来给别人看，别人才能知道你的意图（当然意图表达可以造假、也可能表达水平、方式不佳而造成混乱）。彼此了解意图是一切互动的前提，而把“人心”带出“肚皮”的过程就是外化（可以想象一个无须外化就能彼此充分了解意图的社会，比如刘慈欣笔下的三体人社会就是如此）。但并非所有外化都能固定下来，偶然的动作与表现难以长久，只有用某种符号方式和外化相融合，外化才能稳固。

最简单的互动——两人互动，就是一个展示外化的好模型。两个（形成自我）的此前从未交流过的人在初次见面时互相观察，当对方总是重复做某件事的时候，另一个人就会形成预期，并试图把预期用类型化方法（世界上所有行动、所有物都是不同的，把其中一些物或行动摘取出来，找出其中的部分共同点，并用共同点来直接标识这些物与行动，而语言本身就是一种类型化方法）表达出来。当然另一方也在这么做。当两个人彼此交流预期，形成共识，并真的按照共识行事，这种过程就叫惯例化。惯例化超越了外化，具备了外化所不具备的两个特征：交互性（或者说共享）与类型性。

（二）社会的辩证过程：客体化

客体化就是人造产品获得客体性的过程，上面说到的经过类型化处理的共享的外化意图就是一种人类产品。从外化到客体化有一个边界，那就是非创始一代的出现（创始一代与非创始一代的区分在客体化理论中是极为关键的）。

在创建惯例的那一代那里，惯例的人造性对他们来讲是自明的，毕竟这就是他们亲自互动的产物。但是当非创始一代加入这个惯例中时，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对于非创始一代而言，惯例并非他们所创造，当他们出生前这个惯例就已经存在了。惯例对他们而言具有明显的疏离感，仿佛惯例是客体的、外在于人的。非创始一代的态度进而也会影响到创始一代，在他们眼里，惯例创造的过程也会变得模糊。就这样，惯例变成了制度，“我们过去就是这样做的”变成了“我们就应该这样做”。从惯例到制度的过程就是制度化过程（这里的制度化同现在我们熟悉的“制度化”概念并不相同）。制度化中人造产品初步具备了客体性，制度化就是一阶客体化。

在制度化过程中，各种制度会不断涌现。制度的存在以语言存在为前提，而语言的存在使得社会知识库得以形成（社会知识库是一个比喻，它相当于以语言为载体的整个客体化的人类意图产品）。不同使用同种语言的人会通过共享的语言把个性化经验转为类型化经验储存到社会知识库中，让所有讲这门语言的人都能分享其他人的个人经验。类型化经验主要来自于不同分工，并且类型化经验把自己装进不同角色当中。这样不同个体通过“角色扮演”就能获得这些知识。而分配角色的，正是制度。制度与社会知识库可以说互为表里。知识分为共有知识与角色专属知识，前者为所有群体成员共有，后者为群体内特定角色成员所享有。不同制度分配不同的知识，但各个制度通常并不是以彼此协调的方式生长起来的，不同制度之间会有矛盾。要解决不同制度间整合的问题，就需要推进客体化，这样二阶客体化——正当化就出现了（当然制度化正当化不是时间上前后继替的，而是同时的）。

正当化试图创造新意义来整合不同制度。制度整合在创始一代那里不是必要的，因为他们完全明白惯例的所有意义。但当非创始一代出现后，正当化就成为必要了，毕竟他们并不明白制度的意义，对制度之间的矛盾也缺乏容忍。正当化存在四个层次：第一层次单纯是语言的；第二层次则存在一些断言，前两个层次为后两个层次打下前置基础；第三层次是针对某个制度的理论性正当化，正当化的理论与某个制度并不相同，前者是理论的、独立的；第四层是试图整合所有制度的理论，即“象征世界”或者说意识形态。当象征世界传递到下一代时、或者不同版本的象征世界冲突时象征世界就会遭遇危机，这时就需要维护象征世界。手段有二：其一是治疗，即强化原有象征世界；其二是虚无，即弱化对抗性象征世界。当制度化与正当化都完成后，作为客观现实的社会就形成了，其关键在于非创始一代在制度中的出现。

（三）社会的辩证过程：内化

现在本书的视角转向了个人。当我们每个人并非天生的社会成员，只有通过社会化，人们才能将客观现实内化。内化分为三大部分：初级社会化、次级社会化与再社会化。

初级社会化是个体在发展心理学阶段经历的。儿童在“关键他人”那里获得了普遍知识、与象征世界。当儿童不再以“我如何如何”（特殊性），而是以“一个人如何如何”（类型性）来理解和约束自己的时候，他就认同了社会，完成了对客观现实的内化。次级社会化是用来获取角色专属知识的，其类型性更加明显。个人内化是不可能永远稳固的，当一个人切换了现实（毁三观和造三观），这种切换现实的过程就是“再社会化”。

一言以蔽之，本书的核心就在于：“社会是由外化、客体化和内化三个步骤所组成的辩证过程。外化将人类的主观意义变成了符号等非人产品，非创始一代出现后开始的客体化又使得这些产品具有了坚实的客观性，而内化又使得它们回到了人们主观意义当中。这三个步骤是同步发生的，如果试图在他们中间寻找因果性那就陷入了误区。如果在面对社会现实时忘记了它的人造特性，那就会堕入物化陷阱。总之，社会是人的产物，社会是客观现实，人是社会的产物……只要社会与人之间的辩证关系正常运转，一个社会中的客观现实与主观必然大体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