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记】

刘建芝、许兆麟选编：《庶民研究：印度另类历史术学》，林德山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

序一：一线之差——封闭/开放的（历史）阅读

许兆麟、刘建芝

3-4 在这方面的探讨，福柯及受他影响或与他呼应的知识分子有发人深省的洞见。他们指出现代社会科学各门知识不但和种种社会控制的技术关系紧密，其建立更有赖于维系、生产、繁衍权力关系的机制的运作，即社会科学在社会制度、生活的组织以至每个人的“自我”的打造都有关键的规范作用。

5 这些对自己植根的文化的批评并非要反“传统”、反“理性”，因为自居“反面”的批评不但和他们所反对的是做着相同的事——对同一性的肯定，仍是在他们所反对的思考框框内运作，分别只不过是人家说是，他们说不是。深深根植其所批评的体制内的人，不会因为这个体制的结构上分布的位置有让他们说不的可能，便能独立于这个体制外。上述的自我批评要拆的是主宰着主流知识分子和常识的理性的神话。他们指出，理性的结构性条件并非什么凌驾物质感情世界的先验条件，其基础也不是什么先验主体。理性的有限性和盲点有其历史偶然性的结构，即其有限性是开放的结构，而不是封闭的，其活动是有其倾向和偏好，而不是超然的，而这些倾向和偏好也是种种诸如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人际等历史条件偶合下内化而成的。所谓倾向、偏好、盲点等是一种方便的说法，因为这些用语惯常都假设了独立主体是这些“属性”的载体。

5-6 福柯在讨论尼采的系谱学一文中，开首便说明系谱学是灰色的、缜密的、富有耐心的、记录性的。灰色既不是简单的白色或黑色，是不黑不白，不是鲜明的这样或那样，要在微细、琐碎处下工夫，即对正规、大问题忽视的地方细心阅读，才能捕捉到黑白二分法强暴的痕迹。系谱学要能明辨灰色中混杂的浓淡不一的色调，便要仔细阅读广泛的材料，以严谨的方法把不起眼的、看似不重要的点点滴滴扣连起来。

6 “东方主义”通过漫长的、暴力的历史过程，造就了“他者”也认同了它所披在身上的“科学”、“理性”、“现代”的外衣为理所当然的好的东西。换句话说，这个能以不同形式、至今仍在加速发展的漫长的殖民历史，不但是外力的殖民作用，同时还是形于内的殖民作用。庶民历史研究面对的便是这种复杂纠缠不清的、既宰制又造就我们的力量——我们深深根植其中的力量。

8 德塞尔托尖锐地批评了形成这些普遍标准的心态和行为，他指出，现代西方文化的一个构成要素，是理解的活动是建基在和“他者”的关系上的，即理解主体，不管是一个群体还是个人，是通过为其排除在外的“他者”来界定属于自己的范围，让自己成为合法、正当的东西，通过从为其支配的“他者”探取到的“自白”中发现自己的信仰。即其身分及信念是建立在对立关系的建构上的。“我”是“非非我”，“他者”的“异质”说明了“我”的“同一性”。人文科学就是关于“他者”、建基于“他者”而成就的“知识”。所谓“自白”不是来自主体的自我剖白，而是来自“他者”的沉默，来自探索者跟自己划分开来的等待他去认识的领域。

8 为争取独立而编纂自己的历史的民族主义者，在建构集体认同及自我肯定时，仍是以东西方的二分法为前题，仍是以建构外在“他者”和“自己”划分开来为依据。所以民族主义者的集体认同和自我肯定的论述只不过是把在殖民统治下的民族主义者精英的领导名份取代了殖民统治论述中的精英领导的位置，而没有脱离这套论述的国家主义的规范。

9国家主义的现代史学的盲点——广大人民在历史的叙述里是缺席的，国家主义史学的叙述没有他们说话的位置。这个例子更说明了这个盲点是国家主义的现代史学的支点，因为只有在这个盲点的基础上才能把国家或民族运动建构为统一的能动主体，才能简单地把历史看成是过去、现在以至未来的线性时间发展，并以进步—落后的二分法构成的尺度来衡量它，才能以现代性、现代化、理性、进步、统一的中心等为普遍的标准。

9 古哈对这通过排除“他者”于外建构精英的“自我”的做法的拆解是，提出精英—庶民的相对关系，通过对精英的表述的逆其文理的阅读，在字里行间读到被掩盖了的庶民的痕迹，重构庶民的充满差异性的历史叙述。

10 庶民的历史研究是否同样是通过否定“他者”来确立自己呢？即以“庶民历史”取代“精英历史”？在精英历史书写中，被置于边缘、不为重视的角色，甚或只能在暗示中窥见其影子的角色，或只能在落后、非理性、叛乱等指责中占一席位的角色，是否现在反过来成为叙述的中心、成为历史书写的“英雄”，而在精英历史书写中的“英雄”现在则成了“丑角”？

10 精英和庶民的相对关系是充满矛盾张力的关系，但不是两个独立实体的对立关系。……“精英”和“庶民”的相对关系是对相对固定的不平等的关系的一种说法。可以说，这样的关系是不同作用（本身也是交错复杂的权力关系网络）交错下形成的“果”。因此，“精英”和“庶民”指的是在权力关系中相对固定下来的不同位置，不平等的权力关系才是其存在的条件，而不是什么出于自身的本质，因而也不是假设了本质上对立的二分法。

11 换句话说，要从刻满了一层又一层支配者/精英的言辞说法的哈哈镜零散的碎片里，重整“庶民”完整的面貌是不可能的。

11-12 殉夫自焚。

12 换句话说，庶民的历史是在精英的历史内在的矛盾张力处，即二分法的思路最脆弱的地方，把零散、面貌不清、不完整的片段重整出不同的故事来。一方面，二分法的强暴，使庶民历史不可能；另一方面，庶民历史的可能却是建基在这不可能之上。这是为什么精英—庶民的相对关系不是二分法，庶民历史不是取代精英历史，而是努力地使强暴的诅咒的作用卸到一旁。

14 简而言之，“现代理性”的权威，是通过制度确立的封闭的“自我中心”。

15 庶民历史研究不是为了补充权威史学确认的历史——精英历史——的不足，更不是要取代精英历史，而是跟踪精英历史施行删改、压抑、排挤的痕迹，从中动摇其封闭的二分法确立的价值观以及由此产生的表意和叙述的封闭。

16 即是说，庶民不是一个声音、一种说法。对古哈来说，庶民历史研究是要聆听众多微弱的杂音、残留历史的回音，不是去还原本来不存在的状态，这样做只会是重复支配“他者”的逻辑。

16 古哈用“微弱的杂音”的比喻来勾划“庶民”在支配关系下的边缘状态及其置身这种状态下对其生命的压抑、钳制、摆布及排斥的响应。

17-18 “不稳定”和“偶然”，因为庶民在应付日常生活中种种支配力量时，不但是见一步行一步，其手段和说法也是混杂和就地取材的。既有屈从以至认同支配力量的价值观和标准，亦有缘于不同于现代理性的价值观和标准。因此，不但环境（包括庶民当时的心理状态）的偶然因素很重要，斯皮瓦克说的认知失误（cognitive failure）也是庶民赖以在碰撞中找到自主罅隙而创造出“契约”的重要因素。……不单是对庶民，对精英亦然，认知失误是理解和行动可能的基础。

18 “我”并非什么统一的中心，而是有多重的面向和多重的关系网络在偶然的历史条件下扣连起来，以致“我”跟“非我”的二分法、线性时间的二分法、内/外、理性/非理性等的二分法只能是任意的界定划分，即是由支配关系的权力基础所决定的。

21 达斯和斯皮瓦克都谈到庶民历史研究者有时免不了有恨铁不成钢的感慨，感叹庶民的反抗行动因为意识水平不足而失败，因而把庶民的意识分为正面和负面两面，前者为进步，后者则为落后，并造成认知失误。

22 问题不是庶民的认知正确与否，而是如何重构形成在某个历史时刻出现的认知的种种交错的社会过程，而庶民又如何在“界定”他们的言行存库的许可下，通过经验的转用创造出抗衡及解围的行动。

22-23 最后，也是对达斯和斯皮瓦克最重要的一点，是早期的庶民历史研究在谈论庶民时，他们的想像总是以草根的男性为本，只把庶民妇女的参与看成是服务于由男性统领的“大业”的力量。达斯和斯皮瓦克即后来一些庶民研究者（古哈《历史的细语》便是一例）指出庶民不单是标示了相对于精英的关系，同时也标示了在父权文化和社会制度里，“男”“女”差异的关系，这也是庶民历史研究的一个根深蒂固的二分法盲点，……

序二：关于“庶民”的历史

陈燕谷

25 所谓“庶民”是英语词汇subaltern的中文翻译，也有译作“属下”、“下层”或“底层”的，总之都不是十分理想。作为理论术语，它直接来自于葛兰西的《狱中札记》，但葛兰西并没有给出一个清晰的理论界定，……

31 印度的底层社会群体，不论如何复杂多样，都是受剥削压迫的群体，全都抵制和反抗精英统治。正是这一点使得“庶民性”或“底层性”（subalternity）成为所有这些社会群体的共同特性，人民政治与精英政治截然不同的特征也正是这种“庶民性”或“底层性”。

31 将备掩盖的人民的政治揭示出来并不意味着无条件地美化这种政治，庶民研究并不回避底层人民的政治运动所具有的各种缺点和弊病，如宗派分裂和经济主义倾向等等。 33 对于庶民研究后期的变化，我们可以从古哈的《历史的细语》一文里窥见若干信息，这篇文章于1996年发表在由沙希德·阿明和查克拉巴蒂编辑的《庶民研究》第九辑。这时候古哈已经退休不再担任主编了。“细语”（small voice）的对立面显然是所谓的“大叙事”（grand narrative）。古哈在这里批评的是，现代历史研究中根深蒂固的国家主义（statism）妨碍了我们聆听各种庶民的“细语”。

34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庶民研究前期与后期发生的两点变化。一、印度民族主义运动由于缺乏资产阶级或无产阶级的领导而未能完成古典意义的资产阶级或“新民主主义”革命，这本来被看作是印度民族的“历史性失败”；现在CP的领导本身成为一种压制性力量。二、“庶民性”或“底层性”本来是作为形形色色被剥削压迫的社会群体的共同性和同一性提出来的，现在则转而表示不可替代且不可还原的多样性。

序言

拉纳吉特·古哈（Ranajit Guha），林德山译

1 标题中的“庶民”一词的意义，在《简明牛津词典》中的解释是“低等级的”。在本书里，它是作为一种总称，用以指称南亚社会中被宰制下层（subordination），不论是以阶级、种姓、年龄、性别和职位的意义表现的，还是以其他任何方式来表现的。

盖娅特丽·斯皮瓦克谈庶民政治

访问者 霍华德·怀南特（Howard Winant），吕卓红译

233 “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解构主义者”。

234 作为更广泛的后结构主义运动中的主要思潮，解构主义声称对从古希腊到现在的整个西方思想史提出了全面的批判。它宣称，盎格鲁—欧洲思想是以探究一种超验的基本范畴——爱、上帝、人性、社会主义、自然、美、真理、人——为基础的，这种范畴先于其它范畴，并赋予其它范畴以意义，它通过这种内在的价值层级，赋予思想以统一、一致和清晰可解性。德里达揭示出这种他称之为“显在的形而上学”（metaphysics of presence）的西方思想倾向，怎样在实际上把缺席的辞项“他者”，放逐到了思想的边缘。由此，西方思想设置了非理性作为理性的他者，女人为男人的他者，东方为西方的他者。

234 他者老是作为分裂的力量而滞留于西方思想的边缘。解构主义批判提出要重新发现他者的踪迹，并质疑整个自我与他者的二元对立体系，从而对思想和行为提供一种多元的解释。

234-235 （庶民研究）他们指出，迄今为止的整个印度历史不是以欧洲人就是以印度精英者的观点来书写的。这个小组着手从“庶民”（subaltern）（借用葛兰西的术语）的视角重写印度历史。……尽管该设想可能与E. P. 汤普森和赫伯特·古特曼对工人阶级的历史研究相似，但其重要的不同在于，它坚持，作为殖民主义“发展阶段”论用以描述历史而强加的一些范畴，如民族主义、种族特点、阶级、国家和帝国主义，其本身首先应受到质疑。这种“发展阶段”论设想，所有文明都要不可避免地经历走向工业（或后工业）社会这样一种进步的历程。

235 斯皮瓦克对这一论争最主要的贡献，也许是她最著名的（或声名狼藉的）著作《庶民能说话吗？》（Can the Subaltern Speak ?）。该问题中回荡着的是用解构的评述方式，嘲讽西方概念中那种把声音当做显现在场主体的标记。……斯皮瓦克批评那种浪漫的观点，即认为受殖民统治的他者就是西方自我革命化的镜像，它代表了一种一致的、统一的主体位置，能够用清晰明确的“被压迫者的声音”来说话。

236 斯皮瓦克表面的结论——庶民不能说话——一直被人们普遍解释为是终极认识论的和政治上的悲观主义的表述，而不是她在这次访谈中所坚持的是一种挑战，要求开发出一 个论述空间，在此空间里，人们最终可按照庶民自身的条件去认识她。

237 尽管解构的价值在于对西方学术实践的批评，可解构并不是一种能够通过善意的学者的介入而可以表达大众的声音的方法。与此类似，斯皮瓦克认为，如果马克思主义要在大学范围之外有任何持久的价值的话，它必须要由那些处于边缘的妇女在日常生活中进行的女性主义实践来予以彻底改造。

富争议的传统：关于殖民地时期印度殉夫自焚的争论

拉塔·曼尼（Lata Mani），张晓梅、林德山译

历史的细语

拉纳吉特·古哈（Ranajit Guha），郭小兵译

338 这就是为何历史常识一般会受可以说是国家主义的框框支配。这种国家主义为常识提供关于过去的主题和评价。这种传统可以追溯到现代历史思想肇始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

339 总的看来，历史研究制度化使国家主义具有了稳定的学术规范基础，并推动了其统治权。

344 我们能让这些哀怨的声音淹没在国家主义历史的喧嚣之中吗？在那个时代，在殖民者的权威尚未树立起来的地区，这些历史事实构成了公民社会里权力关系重重交叠的地方。如果我们对此充耳不闻，我们写出的人民的历史会是什么样子？

347 开始时，通过改革获得解放的主张的确曾经吸引了妇女们参加运动。但是，当他们汹涌向前来积极参加运动后，其猛烈的程度带来了冲击、曲解和溢出，这使得领导者所提出的解放的立场不可能再坚持下去了。这场动乱竟然成为了新的解放思想的模子。由男人设计和主动赐予女人的一篮子的恩惠，这种想法已不足够了。从此以后，平等权利的思想不再仅仅局限于墨守成规，妇女的自决成为其基本内容。解放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种结果。女人是其原动力，而不是受益者。

9 国家主义的现代史学的盲点——广大人民在历史的叙述里是缺席的，国家主义史学的叙述没有他们说话的位置。这个例子更说明了这个盲点是国家主义的现代史学的支点，因为只有在这个盲点的基础上才能把国家或民族运动建构为统一的能动主体，才能简单地把历史看成是过去、现在以至未来的线性时间发展，并以进步—落后的二分法构成的尺度来衡量它，才能以现代性、现代化、理性、进步、统一的中心等为普遍的标准。复其作为妇女自我解放运动的重要一面的尊严。第三，我认为，妇女的声音一旦能为人听到，这将会激活其他低微声音并使之为人所闻。……最后是关于叙述学的一个问题。……就国家主义一统的声音是以这样一种秩序为基础而言，改写的一个基本条件就是造成一定程度上的无序性——彻底偏离近300年来的历史编写的主导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