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nderella’s sisters

本書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是揭露的身體。在第一章中，高彥頤將纏足解組為三種成分，化為三種時間性：文化榮耀或正當性的纏足，社會實踐的纏足，個體體現的纏足。也就是說，纏足的終結並不是一個「從纏到解」的直線進程，而是一個漫長而曲折的過程，是一種「在時間、感情和時尚之間徘徊、游移和擺蕩的狀態」。高彥頤通過對徐珂、湯頤瑣、辜鴻銘三人有關纏足的論述，特別是對《黃繡球》這一文本的分析，揭示了他們在宇宙觀改變的基礎上共同的國族主義立場。在他們看來，「天足」中的「天」不僅僅意味著「天然」，還意味著天體在一個自強不息的宇宙里周天運行的機械規律，並由此將身體機械化和工具化。「透過特殊的語匯，天足運動傳布了啓蒙知識域，這一知識域的基礎，乃是建立在對於個體體內循環、社會身體流動以及地球表面交通均能通暢運行的信念。」不同於以往學者給辜鴻銘貼上「保守」的標籤，高彥頤敏銳地指出，辜鴻銘對於「觀者」和「被觀者」之間的權力不平等十分敏感，他留辮、蓄妾和愛蓮的行為，實際上是他有意識地擁抱「中國身份」這一認同的結果，是國族主義的獨特表現。吊詭的是，主張纏足和反對纏足所服膺的，都是一種現代性的國族主義論述。辜鴻銘與擁護天足的徐和湯雖然立場相左，卻蘊含著同樣的國族主義意識，都對「觀於人」的恥辱深有體會。由此也折射出了一個道理，近代知識分子的立場，並不是「進步」和「保守」所能夠涵蓋的，對待纏足的不同態度亦然。但是，正如黃金麟在《歷史、身體、國家》中所說的：「國家化與工具化以及相應而來的規訓機制，是20世紀身體發展的主要趨勢」，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同時，黃金麟也指出，「憂懼婦女裹足可能導致弱國弱種的論調，顯然並不是以婦女的身體權益作為最高考量，也不是以美學的標準作為反省的基點，而是以國族的興亡作為惟一的考量。」擁護天足的論述，也往往是站在「纏足妨礙婦女勞動生產力的發揮」這一立場上的。在男性知識精英的巨型歷史敘事下，女性成了「失語者」，她們被認為沒有能力解放自己、沒有能力反抗，她們的聲音被「封裝」，她們只能「被教育」和「被解救」，因為她們是「愚昧無知、逆來順受的」，她們「被迫」纏裹的小腳則是她們愚昧順從的最有力的證據。

在第二章中，高彥頤舉出薛紹徽對於廢纏足「非馬非驢」的的態度，指出她能夠超越「天足好/纏足惡」的道德評價，讓我們看到了久違的女性聲音。接著她主要以閻錫山在山西的反纏足運動為例，展示和分析了反纏足運動具體的實施過程。其中，高彥頤提到了許多耐人尋味的細節。「纏足的罪責化帶來了一種非預期的後果——建立了一種成年女性的法定能動性」，用這樣的角度看待罪責化是十分新奇的；「知識婦女與她們想要解放的文盲婦女之間的對立關係」，這一關係也讓我想到了「新女性」在近代中國的尷尬處境；「反纏足官僚化的結果，將兩種本來不搭調的元素擺放在同一個論述空間里，男性的政體和女性的臭體」，這一荒誕不經的鬧劇在惹笑之余，更讓我看到放足運動的表演性質：「放足」運動與其說是一種解放婦女的實踐，毋寧說是官員追求變革績效的工具之一。而纏足對女性的肉體上和心靈上的折磨，「放足」是否真正解放婦女，顯然不在他們的考量範圍之內；「反纏足運動實際上延續了纏足之風」的結果，也彷彿是在諷刺這一華而不實的「解放」運動。最後，高彥頤指出，「反纏足運動最鮮明的缺陷，乃是該運動對待纏足女子時所表現出來的那種敵視女性的態度。」也就是黃金麟在《歷史、身體、國家》中提到的，「除了一個正面的意識提升與規格化的教化施為，在面對著身體的廣散存在時，中國的知識界和權力掌控者也曾以一些嚴苛、激進的語詞，來討伐那些處於奴隸、羸弱、醜怪和污穢狀態的身體。」顯然，對於他們而言，纏足婦女的小腳就是這類身體。婦女的小腳對他們來說是「恥辱」，是「落後」，是「不堪」，因此，他們急於消滅這些讓他們觸景生情的「醜惡」身體；吊詭的是，這些小腳在兩百多年前卻是眾多男性所「崇拜」的對象。

在本書第三章中，高彥頤主要是圍繞《採菲錄》這一「檔案」性的文本展開分析的。她指出，賞玩小腳涉及兩種懷舊性的時間回歸，「其一是對於個人童年的補償心理，其二是對於擁有男性特權的舊式文人的諧仿」，這種懷舊實際上體現了姚靈犀對舊式文人的認同，從而也體現了纏足文化與科舉制度之間的內在關聯性，「逝去的纏足風華以及迷戀纏足的舊式文人，共同成為男性特權的象徵。」在第九目中她再次強調，「不論是賞玩家呼籲‘放過女人’的放任立場，還是革命家對性別不平等的高聲譴責，都預先封閉了一種可能性：女性能夠透過自己或他人的身體，體現自我的慾望和愉悅。」也就是說，他們始終只是站在男性的立場上，將女性預設為「受害者」，仍然沒有聽到女性的聲音。令人欣慰的是，在本章的最後高彥頤驚喜地看到，「通過‘痛’女性取得了敘事文本的發聲空間」，從而抗拒了她們的客體地位。然而，她們的證言「到後來乏善可陳，用以描述痛楚的語匯，已彈不出新調」。在西方現代醫學傳入、客觀主義勝利的情況下，纏足「的的確確已經‘死亡’。」

本書第四章是對纏足的源流考。高彥頤在本章中逐漸抽絲剝繭，在一步步細緻分析楊慎、胡應麟、趙翼等人的考證後，總結了孕育纏足興起的環境，其中涉及到文人的審美偏好、時尚潮流的變化、椅子的引進以及意牆壁為隔間的室內建築設計。而經過學者反復論述的小腳，為人所知的仍然是其外部的形狀而非肉腳原貌。而高彥頤對錢詠論述的分析，則是另辟蹊徑。她指出錢詠的起源論述目的在於借古責今。而錢詠「女性身體的完整勢必與國族運勢休戚相關」的看法，把纏足婦女當成禍國不祥的邪惡軸心，這又多麼的類似於近代知識分子的國族主義論述！錢詠提出的「貴臣望族不纏足的改革方案」，揭示了「驅使纏足風俗擴散的原動力之一」，即「社會下層對上層風習的模仿效應」。他對政治干預的關注，也為我們理解纏足和反纏足提供了一個獨特的視角。

本書第五章則是立足於特定的區域「山西大同」，展現了纏足所包含的情慾和非情慾象徵，指出纏足的區域差異和動機差異。高彥頤對於汪景祺西徵經歷的敘述十分引人入勝，讓我們看到了男性慾望和女性慾望的交鋒，看到了女性在其中的能動性；而蒲松齡的俚曲則將注意力集中在尋常男女的身體和物件以及女性對於自身的種種關懷，說明纏足是一種日常性和習俗性的實踐，是女性裝扮的一部分，由此凸顯了纏足非情慾性的一面。最後，高彥頤分析了女性對於時尚、地位的焦慮，「一方面是爬升社會階梯的機會，另一方面是暴露在他人視線之下的恐懼，二者共同將自我亮相的焦慮推向極致」。然而，「儘管焦慮，她們也想有形塑自我、超越舊式社會區異的新機會。」也就是說，纏足實際上給了婦女一種向上流動的機會，婦女對於改造自己的身體以獲得社會認同的可能性，是感到愉悅而非痛苦的。纏足對她們來說甚至是一種特權。正如《中國古代婦女史研究入門》中所說，「災難性的贊美眼光與歌頌文字中，在婚禮進行時丈夫和夫家人看到新娘小腳時發出的贊嘆聲中，在丈夫對小腳妻妾的寵愛中，在小腳所顯示的教養與身份中，擁有纏裹精緻小腳的女人們找到了自信，也得到了最大滿足，這又使她們更盡力地為下一代女子，纏裹出更為精緻的小腳，也更加投入致力於小鞋的裝飾和製作。」總之，纏足女性不全然是「受害者」，她們也在纏足中獲得情慾的滿足、獲得自尊與自信以及向上流動的渠道，在其中她們是具有一定能動性的。只是我們也不能忽略，這種能動性是有限的，男性「凝視」的目光仍然在有形或無形地規訓著女性，大多婦女的向上流動也往往是通過婚姻這一渠道。

本書的最後一章從婦女的角度對纏足這一文化現象進行了全面的分析。在本章中，高彥頤指出了纏裹方法、足服時尚的時代差異和區域差異（平底/弓彎）、纏足是否給婦女行動帶來不便的階層差異（纏足只對喪失高貴地位的女人形成障礙）、時尚體制或潮流對纏足的影響、足服的商業化趨勢以及裹腳布的特殊性質。最後，纏足老太太們用嫻熟的動作模擬當年織布場景的一幕，將我們引向了本書的尾聲。上述種種向我們證明瞭：纏足是一種多樣性、差異性、對立性等特點非常明顯的文化現象，它「既美麗又醜陋，既非自願又非強迫」，它無法被單一定義，無法被抽象化的理論處理，更無法被預設為一種固定的、一成不變的存在。而纏足所展現的兩性關係，也絕不是「尊」與「卑」、「主動」與「被動」、「上」與「下」、「高」與「低」、「壓迫」與「被壓迫」所能涵蓋的。內化男性價值觀的婦女，又以主動的態度面對纏足，並由此創造出了內容豐富，形式獨特的中國女性纏足文化。這種文化不該被輕易地污名化，不該被簡單地視作殘害。「那是我們的慾望，而不是她們的。」

對纏足的探討遠未結束。高彥頤對於纏足的研究，突破了以往纏足史二元對立的立場，實現了研究範式的轉移。纏足是一種女性文化，而婦女在其中卻往往是「失語者」。因此，我們的研究應致力於找出巨型歷史敘事背後的「女性聲音」。

跳出纏足，我們也可以認識到：今天我們所認為的「落後風俗」可能在歷史上的某個時期是一種時尚。因此，我們要避免以今人的眼光去看待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而要報以理解之同情；纏足所體現的階層、地域、民族、時代差異，也進一步說明瞭性別問題不是孤立的，而是與各種因素交織在一起的；任何一種文化都有其豐富的面向，是無法被單一定義的；性別不平等的存在固然是不爭的事實，但不能因此抹殺了女性的全部主體性與能動性，更不能因此否定女性在歷史上所創造的文化和起到的作用，不能用這一群體性的特徵去無差別地分析一切性別議題；婦女在儒家父權制下不完全是「受害者」。就像高彥頤在《閨塾師》中所說，：「婦女史所反映的不是徹底的反抗或沈默，而是充滿爭執和通融，不僅對事後認識的我們，就是對其時的男、女而言，這一過程也是極為複雜，不是‘上、下’或‘尊、卑’所能涵蓋的。」

不過，我們也要注意到：對婦女在父權制下能動性的認識、對古代婦女多元化的看待，並不意味著我們否認婦女在歷史上被不平等對待的事實。打破對古代婦女的刻板印象，並不是在為儒家父權體制辯護，而是要證明婦女是有能力爭取自我解放的。不論體制如何僵化，婦女都不是被動的等待解救的客體，她們也在參與著歷史進程，參與著社會性別制度的建構。過度強調歷史上的男尊女卑、女性受害，既無助於推動性別平等，又會加重女性對於自身處境的焦慮。被正史遺忘上的女性，也在不斷地創造著屬於她們的主體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