敲打时代的椎骨
（旧文，今日正好找了半天，顺手贴下：） 07年还未有中译本出，当时的感觉是改写为《二十世纪》更顺（可能也是头昏），现在当然觉得“世纪”也很顺当。）
敲打时代的椎骨——阿兰·巴迪欧《二十世纪》
陈丹丹
法国从来不缺优美而强劲的哲学，正如美国从来不少乏味的学院派。进而言之，再晦涩的法国哲学，比之让人发昏的美国学院派，也要富饶诗意得多。阿兰·巴迪欧(Alain Badiou)，又一位巴黎高师的重磅哲学家，传承于黑格尔、马克思、拉康、德勒兹一脉，所影响的则有时髦的齐泽克。哈佛书店里，巴迪欧的一排作品占据了颇显眼的位置。《存在与事件》(Being and Event)、《伦理学》(Ethics)、《德勒兹：存在的喧嚣》(Deleuze ：The Clamorof Being)……在这些浩浩荡荡的哲学著作之外，巴迪欧所涉猎的，还有中国的“文革”。 《二十世纪》(The Century)是巴迪欧2007年在美国推出的新书，收录了巴氏关于二十世纪的13次演讲。由于这些演讲发表于1998到2000年，在当时属于“现在时”，故此题为The Century(法文原版Le Siècle出版于2005年，最末一篇《编后记》写于2004年)。这里为清晰起见，改译为《二十世纪》。 在书封底有齐泽克的短评，将本书称为一份“哲学诊断”：对以“激进性”著称的二十世纪的“哲学诊断”。借着这个机会，齐泽克回击了“自由派”与“保守主义”对二十世纪只造成“极权”的“诽谤”，并据此指出，本书的重要之处正在于，巴迪欧始终强调二十世纪弥足珍贵的“唯一性”，那就是在世界范围内爆发的“解放”政治(emancipatory politics)——撇开它所带来的“恐怖”，这一起始于十月革命、止于九十年代左翼之撤退的一个世纪的解放运动，仍是必须充分肯定与继承的遗产。 从齐泽克的介绍中，就可以看出本书的左翼立场。同为左派同志，齐泽克对本书的评价，高得惊人。他说，这不是过去十年的所谓“最佳”书籍，这根本是“过去十年之书”！所以，齐泽克高呼道——“带着特有的颤栗去读它吧，要知道你在读一部经典，有一个柏拉图或黑格尔式的人物，在我们中间漫步！” 翻开书就会发现，本书的确是“漫步”。第一章起始于对“方法”的追寻——哲学家的“本色当行”，正文却立刻荡开一笔，开始进入俄罗斯诗人曼德尔施塔姆的诗——那首掷地有声的《时代》(TheAge)： 我的时代，我的野兽，谁能够 窥见你的瞳孔， 谁能够用自己的血去粘合 两个世纪的椎骨？ (取荀红军译文并稍改) 巴迪欧极敏锐地抓住了其中“野兽”的意象。在他看来，二十世纪就是这样的一只野兽，而曼德尔施塔姆的诗，正试图探照出这只野兽的骨骼与肌体。 尽管在首章中，巴氏俏皮地称“历史”为“瞬间”的小蜜(mistress of the moment)，但关于这首诗，巴迪欧严肃地提出，“生命”(life)与“历史”这两个名字，代表的是同一个东西：将我们攫离“死亡”的运动，“肯定”(affirmation)的不断“生成”。由此，巴迪欧很愿意将“二十世纪”的历史意识摆上台面，与黑格尔所代表的十九世纪思维较一较劲，巴迪欧说：这个世纪的概念是：与“历史”对抗，并将其“政治性”地征服。(14－15页) 一个“政治性”，立时点亮了巴迪欧思想的烈度。 挥着“历史”这根硬骨头，巴迪欧同时火中取栗，从“野兽”的意象，一举抓出“生”与“死”的问题。他问道：“我们的世纪，究竟是‘生’的世纪，还是‘死’的世纪？”而下面的这一串提问，也许对我等不涉哲学的芸芸众生来说，更有启示： “什么是真正的生命？怎样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活着？才能使生命足以通向‘活着’的有机强度？”(13页) 贯穿本书的一个关键词，是拉康的概念：真实界(the real)。围绕着这个概念，巴迪欧从布莱希特的“间离”理论，谈到弗洛伊德；从前苏联的“猜疑”机制，联系到黑格尔的“‘绝对自由’意味着‘必然被背叛的自由’”；从中国的“一分为二”的口号，到曼德尔施塔姆诗中“我”与“我们”的关系，到布莱希特戏剧中的“党”，到先锋派……也就是说，通过探入不同领域不同作品的不同意识世界，巴迪欧力图折射出二十世纪的诸多精神面向。自己也进行文学创作的巴迪欧，读解文学非常哲学化。他把佩索阿与布莱希特的诗，共同放置在“残酷”这一命题下。在巴迪欧看来，“残酷”是文学二十世纪的重要主题，而在二人的诗中，“残酷”则被接受为“真实界”的形象。同时，二位诗人与“真实界”的关系绝非和谐，而是矛盾、突转、断裂(115页)。 “残酷”的命题所带来的，是对“救赎”的诉求，正像巴迪欧所借用的曼德尔施塔姆的慨叹：关于这个世纪，总有某种基督一样的东西——巴迪欧据此引申：这个世纪所提出的问题就是，什么是“道成肉身”(incarnation)？ 携带着来自“真实界”的拷问，巴迪欧所勾勒出的二十世纪，显然不是什么“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什么轻飘的逃逸，他所敲打的，乃是一个时代的“坚硬性”，一个时代的“必须承受之重”。正像他在评论曼德尔施塔姆的《时代》时说：这首诗力图将这个世纪带离它的囚笼，也就是，带离它自身(21页)。那么，我们唯一能做的也许就是：以“重”击“重”。在《残酷》一章的结尾，巴迪欧总结道，二十世纪所追求的就是一种“不可毁灭”(indestructible)的东西，因为“不可毁灭性”乃是“‘真实界’的标志”(129页)。巴迪欧据此将二十世纪命名为“史诗与反抗的世纪”，这与卢卡契在《小说理论》中对“史诗”的重新召唤，显然有着相同的指向。 在本书中，巴迪欧指出二十世纪的七大变奏(seven variations)：哲学层面的(philosophical)、意识形态层面的(ideological)、批评层面的(critical)、时间层面的(temporal)、形式层面的(formal)、(第二个)批评层面的(critical)、“反－辩证”层面的(anti－dialectical)。关于哲学层面上的变奏，巴迪欧回顾了这个世纪的“主体”理论。巴迪欧所引用的尼采的“成为你所是”(become who you are)，让我思之激动不已——做真实的自我，但这个自我，尚需“成为”，尚需经过艰苦的磨砺与斗争。而巴迪欧更一语中的：作为“主体”的“你所是”，不是其它，正是“成为这一主体”的自我的决定(100页)。也就是说，你是否能“成为主体”，取决于你是否有“成为主体”的意志与决断。 关于“时间性”层面的变奏，巴迪欧指出，在二十世纪，“时间”已成为一种“建构”、“政治性的建构”，一如斯大林时期苏联的五年计划。因为是演讲辑录，本书的语言明白晓畅，时有铿锵的排比句，正好配合了巴迪欧哲学的诗意与战斗力。 这是一本对二十世纪的哲学思索，我却更愿意把它读作诗——强有力的诗。 (《南方都市报·阅读周刊》11月 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