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绩说话，就够了吗？

唯才是举、优胜劣汰，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是《公正》一书的作者，鼎鼎大名的哲学家迈克尔·桑德尔却在著作The tyranny of merit中指出：单以成绩论英雄，亦是一种苛刻和霸道。

绩优主义（meritocracy）在中国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才重新回归的。高考取代的是出身和阶级的话语。能者上，庸者下的机制，取代的是吃大锅饭、以忠诚为纲。自然值得拍两部《大江大河》来赞美。至少在城市地区，公平竞争，自食其力的价值观，正在逐渐取代走后门攀关系的老一套。

推举贤能也是本国政治体系合法性的来源，这点从官员学历履历可以窥知一二。官方话语也会强调，与西方民选政客可以一蹴而就有所不同，党的官员都经过多年各地历练、脱颖于层层选拔。

改开以来经过了四十年的发展，规则和法制更加成熟，大家填饱了肚子住上了房子，开始担忧自己的地位，追寻内心的安稳。在这个背景下，对绩优主义重新进行审视，是值得且必要的。桑德尔虽然主要讨论了美国的问题，借来思考当今中国同样受用。

成功者皆自食其力？

如果一个人收获了成功，功劳是否都是她自己的？后天努力理应归功个人，但撇开遗传决定的部分，先天的天分是一张奖券，是一种赏赐。我有天分，杨笠也有天分，但中国敲键盘打字的人多，hold住全场的脱口秀演员少，市场规律会更多地奖励那些稀有的天分。市场对才华的追捧也是潮起潮落的，回到两百年前的欧陆，梵高谁也不是，今天其大名路人皆知。

所以天分是否被社会珍视，有运气成分；努力是否有施展的空间，是依靠了社会的发展情况。姚明如果生在篮球发明以前，哪怕他依然成了某项运动的精英，也没法成为家喻户晓的明星。善于带货的主播之所以能盆满钵满，离不开移动互联网的基础设施和新媒体的兴起。既然我们的成功是依托于社会的，我们就无权邀走全部的功劳，所谓“时势造英雄”。

没有考察面广泛的自主招生，我或许上不了好大学。阿姆斯特朗得生在美国，才有可能竞争得到登月的荣耀。但真实情况则是，赢得了残酷升学竞争的少年认为，好的人生前景是自己千辛万苦挣的，“我配得上”。是你逼玩我了这场升学游戏，难道我胜了还不去领奖吗？当了爸妈以后，他们对孩子说，快把题都做了，人人都是这么过来的。

胜出者的倨傲态度，削弱了其对他人的共情能力。领导人里面，最有锋芒和才干的要数朱相国了，计委的工作经历也让他有自信对经济施以大刀阔斧的改革。国企工人大量下岗，艰难自谋生路。而改革走到半路，朱总自己也意外下岗，前者是原因之一。可能在他下野之时，也曾切身体会到下坡路难走的道理。技术官员的理性不是执政的金科玉律。拆迁拆出来的GDP不一定进的到人心里面去。

成绩说话，就够了吗？

讨论成绩表现和评价标准的问题，最切题的莫过于学校了。学校里都是成绩说话，成绩好就是班干部，就是“别人家的孩子”（得向她看齐）。到了社会上，学历就是正义，面试升迁、谈婚论嫁都绕不开。难怪许多家长对孩子说：只要读书好就行了，别的你不要管。

要说有谁被困在系统里，谁也比不过面对升学考试的中国学生（韩国亦是）。撇开备考时日复一日笔耕一张张似曾相识的卷子不谈。这种受困的习惯和心态，也延续到了自由的大学阶段。有些学生的自尊，完完全全建立在自己比周围人读书好这点，而不是对自我的接纳和认可。当他或者她挤入了精英学生的领地，自信就崩塌了。

为了成绩高一些，学期初选水课，学期末抱佛脚，沉迷于考试拿高分的游戏。要考这个证书，要做这个实习，生怕落于人后，却不清楚自己热爱什么事业。哪怕在顶尖大学，许多人对学习也缺乏内在动机。他们被外在的要求推着走太久了，没有自主掌握过生活的钥匙。在受评价的体系里呆习惯了，总是需要外物来确认自身的价值。考试升学一把尺子，把学生变成了盆里蛐蛐，放归广阔田野里也唱不出歌来。

成绩好（meritocracy）还不够，大家好（common good）才是真的好。一方面，恶性竞争带来低水平的重复，也挤占了培养其他素质的空间。另一方面，孩子会不自觉地把考场的线性逻辑带入社会：单枪匹马、闷头付出，超过别人，此乃正道。实乃误人子弟！精细化分工看重合作，良序社会需要体谅和温情，知识的累积需要不求个人回报的贡献。老师教导要团结友爱，但思政课嘴上说说无益于践行。刘翔破纪录的时候举国欢腾，退赛退役之后就连忙忘了，忘恩负义这几个就是这么写的。

大学名头被赋予了太多资质上的认可。大学本应是一条途径，却成了人分三六九等的烙印。仅凭学历和学校看人，实在过于轻率。如果一个人能被Top2（指清北），985、211，这些词完全归纳，那我们鄙夷邻国的种姓制度就是五十步笑百步。而认为男生要比老婆学历高，挣得多，对于男女双方都是通向幸福的障碍。

不平等不光是钱的问题

财富的不平等有两种缓解办法，一种是通过再分配把经济果实分的均匀一些。另一种是让公共资源更丰富更可得，让大家不需要花大价钱就能获得，比如低廉的公立医疗，排遣孤独又孕育商机的社交媒体；比如把入学资格拓展到更大范围，让家庭无需焦虑于教育的军备竞赛。美国人也推娃，中上产阶级的大学入学竞争尤为激烈。经济学家纵览各国发现，家长觉得社会不平等越严重，推娃就越狠。

从这个角度看，清华北大录取更多贫困背景的学生，是一件好事。但我们真的应该只在大学入学一条路上追求平等吗？如果不那么爱读书的孩子，可以在中小学得到更多其他方面的锻炼，比如才艺培养、团队协作、口头沟通、情感技能，而不是徘徊在不属于他们的竞技场里，难道不是更加普惠的结果吗？如果各行各业都能得到基本的尊重，家长就不会执著地希望孩子当个都市白领。

重新分配尊严

人都希望确认自己的价值，所以哪怕风险和收入不成正比，武汉封城之后仍出现了许多坚守岗位的快递员。反面例子，则是我大学宿舍里的保洁阿姨，她总是一刻不停地拖地，执着于消灭洗漱间的每一个脚印。弄得地面成天湿漉漉的不说，她还总是让刷牙的同学挪一步为拖把让路。她这么做，无非要让人看到她的工作成果，也看到她自己的尊在。没有人希望自己隐型，没有人希望自己可有可无，所以才有越来越多的商场的卫生间里会把当班职工的照片挂在墙上，其动因不仅仅是确认权责。

要让尊严在工种之间重新分配，也要在学历之间重新分配。我们关心流水线上的工人之安危，骑手奔波之辛苦的时候，是否或多或少有一丝优越姿态？呼吁给资本套上颈圈，就解决难题了吗？体力劳动者的压抑，至少一部分源自于其他人居高临下的态度。多数做工的人，自己也认为蓝领工作比白领工作低端，是“苦力”活。只有少数行业的“状元”，在自媒体上找到了展示的渠道，收获了叫好和认可。手艺人，大厨，表演者，这个社会对他们价值的低估，是从名字开始的。称他们为厨子戏子、木工陶匠，比不上HR和BD，会计师和银行家。

人上班不只是为了赚钱。老奶奶几十年如一日出车经营早点摊，因为这是她生活的方式，她填饱别人肚子的同时充实了自己的心灵。她的坚守，让陌路的消费者，变成了对她报以信任的同路人。新加坡内阁资政尚达曼说：我们要的不是社会安全网，而是要一张蹦床。因为工作本身是自尊的重要支撑。而当国营单位的工人下岗时，他们失去的不只是生计，还有他的社会关系、人际网络、还有“大厂”往日曾给他带来的荣耀和自信。后者不是培训一下技能就能弥补的。

要做到尊重各行各业，其实和尊重别人的生活方式一样，最好是能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其次如果美不了别人，也不要嫌弃别人，不要执着于改变别人。要让人活，自己才活的 。要看不起这看不起那，自然会在鄙视链另一端受制裁。美国的川普上台，欧洲的民粹威胁，尊严的不平等分配是选民立场极化的主因之一。

有人向上爬，有人躺平啦

我的高中有一个特别的传统，叫作劳动周——寻常的课程让位于清洁打扫、做手工干体力活，也包括清扫宿舍的便池便坑。上高中以前，我没怎么做过家务，不过我还是认真完成了任务。这段鲜明的经历，日后不时产生回响，不只是因为体验了真实的劳动，也因其提供了一个生活视角的转换。

和上述经历相反，许多日常的规则安排旨在强化身份次序，让人们活在同温层里。许多写字楼要求快递不走客梯、外卖门口等，或许有分流效率的考量，但也让白领和劳动者进一步疏远。我们的社会由公权和党政构成了坚实了骨架，但社会的肌理是萎缩的，缺少人与人之间的尊重、互信和关照。彼时的邻里相助被公寓建筑结构和动拆迁工程所消解。城市的分工和人口的流动催生着冷漠和防备。我们需要更多相遇、共处、和对话的机会，这些交往能构成社会的血肉，不论是在线上还是线下，墙不能搭得太高。

我们有拼单万豪酒店下午茶的假名媛，有花钱雇人打造约会软件档案的单身汉。有作假的学者，嗑药的运动员。但要反对的不只是野路子的玩法，担忧的也只不是游戏规则设置是否合理，要反对的是沉迷于成功游戏本身，又名“成功学”。它默许的是一个向上看都是屁股，向下看都是笑脸的世界。

哪怕有一天共同富裕了，我们也没办法达到共同尊贵。因为对地位的追求，在于比别人更高。头等舱、VIP、让有求于自己的人干下一杯又一杯，皆属此列。有经济学研究指出，街坊平均收入增加会减少个人幸福感。想要幸福，一个方法是不去嫉妒别人。

善于自嘲的年轻人，有的以“躺平”作为应对。这可未必是要随波逐流，更像是一种温和的抵抗姿态。这种“普通学”未必是为偷懒找借口，而是对单一评价标准的拒绝，对内卷竞争说不。这也提醒了我们，过度注重地位高下，其实消解了生活的乐趣、危害了价值的多样性、腐蚀了同理心、损害了社群的团结。

满足欲求 vs 反思欲求

经济学一般会把"偏好"——想要什么，作为理论建构的起点。偏好从何而来，或者偏好的“好坏”，经济学一般不加评述。此中暗含了自由主义和鼓励多元的价值原则。如果偏好只是在于薯片的口味，衣服的样式，那么尊重偏好似乎理所当然。但有些偏好在他人看来是奢侈的，比如追求排场的话，铺张甚至就是目的本身。有些偏好在道德上可疑，如果一个人喜欢被五花大绑被异性用鞭子抽打，在有效率的自由市场会，他也能得偿所愿。

与经济学理论的原则不同，贡献上的正义（contributive justice）强调个人作为生产者而非消费者的角色，能者就应当多劳。这种尺度也不是价值中立的，你要么为大家做了好事，要么给社会拖了后腿。哪怕富人眼里，请客时多点几个菜，叫外卖吃一半剩一半，完全是常规操作，或许客观上还创造了消费需求和工作岗位。但如果社会看重节俭、提倡环保，这种做法在道德上就是需要批评的。

群己界限的度应当如何，这不好说。但有一点无疑是对的：社会的目的，不同于经济学书本里的便利假设，不是满足大家所欲就可以了。至少在一定程度上，社会是一项倡议，要告诉人往哪里走，否则可能就是众人日日笙歌夜夜沉醉。

为金融家辩护，也为普通人撑腰

非常赞赏桑德尔老师博采众长的能力，多年来他与经济学家常有观点切磋，双方也相互学习。但既然我亦作研究，就有必要指出其错漏，为金融业辩护一番。桑德尔举例说，（金钱上）零和的金融产品，与赌博无异。其实不然。

如果有人在输得起的情况下拿安稳换收益，而另一些在输不起的情况下转移了自身的风险，得到了托底之保护。这种自由的交换，撇开心理上的感受不谈，实质上是正和的，因其改善了各方的资源处境。打个比方，亲戚朋友相互借钱渡过难关，也是“零和”的，但难道不是解了各自燃煤之急？而保险公司、小额借贷银行更擅长负起这些责任。

不是所有的金融产品都是银行家贪婪的工具，或是大公司不负责任的过度创新。金融帮助配置了世上最通用最重要的资源——钱。许多金融产品已经复杂到难以简单解释清楚，那么出了乱子，拿来当靶子批斗就再适合不过了。

占领了华尔街的人，实际上想要占领的也是话语权，那些相对剥夺感最高的，也是最愤怒的。在美国，工人阶级白人面对全球化竞争节节败退，工厂关门家乡凋敝。但在掌握了媒体的中上产阶级眼里，对前者多少有点“活该你们没上大学”的鄙夷。

美国小城小镇上的白人不想做自己地盘上的局外人，他们感觉黑人、女性、移民，在插队超车，在抢夺掉他们的话语权。在中国，对应的则是地界意识敏感的上海老阿姨，自以为世界中心的北京土著，不情愿在文化上流离失所，不愿意自己的优势地位受到威胁。

在欧美的政坛，工人阶级出身的议员越来越少，更不用说技术型的官员，后者被名校精英垄断。中国在这方面也没有很不一样。做公共决策当然还是要讲科学，讲效率，做对的事情。但普罗百姓，他们希望生活不是只有输和赢，也要求自己的声音被听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