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缘读到金先生的书

我本科学的是国际经济与贸易，硕士转向了历史学。读硕开始的目标是继续深造，可在求学阶段，由于对普遍以论带史的写作方法的反感和对历史研究的进一步目标的迷茫，于是产生了对历史学科的失望和前进的动力。研究生毕业后，就从事了高中历史的教学。

进入工作后，才逐渐体悟到历史的学习离不开社会经验和人生阅历，可能身处困境才会有深度的反思自省。不知是自身个性还是普遍人性，对于存在物，经常让我有种内心深处的空虚感，我想弄清楚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这自然需要知道当下的中国是怎样发展而来的，进一步要了解现在的世界是从何而来的。十年的教师工作，接触到不同的人，遭遇到不同的事，让我对中国的思维方式价值观（也就是显性文化），已经有了自我的认知。可是，我在想了解这样的文化如何发展而来时，发现之前读到的书籍往往是支离破碎的，不系统的。

读书或许真的是讲缘分的，19年的夏天，我偶然读到了金先生的《中国思想史十讲》上卷。这本书，不仅系统的论证了我之前对中国文化的看法，而且又脉络清晰地展现了整个主流文化的发展。另外，不得不说，金先生的理科背景，让他的思维逻辑严密，所以，他的书往往有种解答数学题的因为所以之快感，而且几乎没什么多余的话。这两点让我的阅读成为一种享受，而且当下也只有金先生的书让我有此感觉。在我看来，当下的历史类著作，绝大部分都是在卖弄文字，一个普通观点却在大篇幅的瞎扯，这种废话文章，让人读起来感到空洞和厌倦。（当然，人文类学者中也有我喜欢的其他大家，比如邓晓芒、杨奎松、秦晖、沈志华、张千帆等）

如今，金先生在大陆出版的书籍基本都读过不止一遍。我觉得，读金先生的书，最好依据他出版的年代来阅读，因为他写的书正反映了他思想的历程，如果跳跃着看，可能不理解或者至少不能完全读懂。比如《观念史研究》，豆瓣上有些人对这本书评分不太高，可在我看来，这是一本学术含量重大的著作，金先生用数据库来论证之前他对中国近代史发展的看法，可以说是一种现代“双重证据法”，这是那些连用史料都需要去凑的人不可比拟的。（也许，这就是那些人打低分的原因）

我快到了“四十不惑”的年纪，这一路走来，唯一庆幸的是做个清醒而有自我的人。

ps：

1、人文类学者中，金先生是我最敬仰佩服的人，但并不表示我接受他的所有观点。比如，轴心文明这点，用一个词语概括时代当然可以，但上升到超越视野有点拔高，尤其对中国古文明。在我看来，一种文明能够延续，客观因素是因为有文字，而根本原因是对统治有利，所以被统治者所用（百家争鸣不过是百家争宠；基督教在古罗马被合法化和在中世纪蛮族的皈依；伊斯兰教本身就政教合一；古希腊理性在中世纪被阿奎那融合于基督教，印度教佛教对社会的稳定）。另外当今对超越视野消逝的担忧，我觉得也有点过虑，难道非要用一种想象的构造来作为终极关怀？我觉得过于理想主义，这和乌托邦有什么区别？我还是赞同丘吉尔的话：“民主是最坏的制度，除了现存的其他所有制度外。”其实很多东西都是明显易见的，比如书中结尾注释里引用了刘擎的一段话，就是明白的废话。任何一个国家社会，都有不同的声音利益诉求，都可以说是撕裂的，可能也就是对外战争时期会统一性高点。现在宣扬民族主义来反对全球化，不过是民族这个词带有政治正确的认知，实质就是国家利益至上的国家主义反对全球化。因为当今世界，仍然是以国家为基本单位来进行利益博弈和价值观的对垒的，除非地球的资源大增能满足所有人的富足生活，又或者遭遇外星人、机器人的攻击，要不然，国家作为分野是不可能打破的。我倒觉得，何必认为逆全球化不好呢，只要基于每个个体的认可，有何不可？即使结果不好，至少也是个人的选择，而且长远如何谁也说不准，毕竟谁又能保证全球化一定带来美好的结果呢？所以，要么合众成世界一体化要么分成小国碎片化，只要尊重个人权利就行。

此外，从思想史发展来看，个人权利孕育于神学自然法和认知理性，但当今我并不觉得个人自由还需要由超越视野推出，应该由“天赋人权”改成“人赋人权”。自由来自人的本性，如同道德来自人的本心，只不过在没有理性为根基的法治环境，天生的道德心必将泯灭，这就是儒家的根本缺陷所在。 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在道家思维下的中医（当然，我将中医看成是经验技术，而不是现代科学，中医可以辅助西医，毕竟西医现在还未做到所有领域都万能有效，就像科学永远无止尽，需要不断怀疑突破一样），而儒家基本都是糟粕（核心有两个根本问题：相对不平等的等级制必然走向法家的绝对不平等，两者本就是一体的；高估天生的道德心，以为单纯靠道德心就能善治，从而养成朝上看的圣人文化和愚民无彻底的批判理性精神。那些“新儒家”伪君子，以为撇去这两个核心可以发扬儒家，但实际是撇去后就不是儒家了，他们的做法不过是挂羊头卖狗肉）。当下中国还是应该普及产生于西方但却是普世的价值观（西方做的不够好，这边学得半吊子，与普世价值观本身无关） 。都没到现代，却谈论后现代，想一步到位的完美倾向，不也是一种传统的大同乌托邦思维吗？（孔飞力《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中文版的译者导言中，提到魏斐德对中国史领域内种种属于“无本之木”的“后现代研究”的鄙视，简直达到了嗤之以鼻的地步。这点我非常认同魏氏。）

在我看来，中国发展现代性更具先天优势。儒家说出了一点永恒性，那就是人天生具有道德心，正因为道德心，所以人会自主的愿意放弃部分财产救济他人。因而通过税收等政策调节贫富，建立福利社会来保障弱势群体，等于体现了个人权利所表现的自主性。当然，这份天生的道德心很弱小，不像儒家所说的那么强大，无法通过反省“致良知”，在古代小农经济社会都无法实现达到至善的“圣人”境界，更别说在现代市场经济社会。这也是崇尚儒家学说的社会往往流于伪善与总体道德水平低下的根本原因。因此，人要保住天生的道德心并对之扩充，必须要后天理性的呵护和培育。理性既让人知晓了更多的道德知识，又实现了人对法治的规范认同，从而使人增强对道德的信心，不断提升道德感。如此，天生的道德心才能在现代社会中发挥出作用，以理性为根基的有道德的现代社会才能稳固。否则缺了后天理性的助力，天生的道德心只会泯灭殆尽，个人权利基础上的现代契约社会也就无法长存，最终只会沦为丛林社会。所以，不用像罗尔斯用“无知之幕”去推出一个正义的道德规则，只要有先天的道德心（通过经验和对人的信心来确定；心理学家弗洛姆认为，每个个人在童年时都有一段典型的无能为力时期，正义与真理之类的特质似乎正是在这种无能为力状态中发展并变成人的普遍潜力的。），现代社会同样能不断改进，保障个人权利的可欲性。如果按照金先生所说的，西方的现代性是T3古希腊认知理性和T1希伯来救赎宗教的分离共存中出现并成长，那么中国的现代性可以建立在T3古希腊认知理性和‘新T4’，即非儒家的先天道德心中孕育并成长。另外，从现实经验上来讲，由于西方在现代遭遇过纳粹大屠杀，他们对此的反思会更强化自由，而中国由于两千多年的帝制，民众则形成一种顺从的集体无意识，再加上天生的道德心比宗教来得真实（实际上，当今西方的救赎宗教也是通过人们内心的道德心发挥作用，只不过用上帝来外化表达而已），因此，我们甚至可以认为中国的现代性可以比西方实践得更好。所以，中国应该大步迈向现代性。

2、我建议读历史学的人，特别是要搞研究的人，先到社会中实践几年再深造。不然在象牙塔里的历史学只会沦为技艺、花瓶、谈资，永远无法深刻，即使有再多的头衔荣誉，也非真正的懂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