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感情轻浮
中山大学哲学教授刘小枫的著作，先谈到了法国天才毕希纳在22岁时莫名其妙的发烧死去。
毕希纳死去，是因为他发现了一个秘密：倡导人民伦理的罗伯斯庇尔和倡导自由伦理的丹东，一个疯了，一个甘愿被送上断头台，看起来他们是捍卫了截然对立的东西，但其实是同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就是虚无。
尼采喊，上帝死了。之后，西方社会迷失在意义的黑丛林中。
卢梭在这个黑丛林中找到了人民伦理，他把生命的意义放到了“让人民决定一切”这样的想法中。尽管卢梭是个绝对的浪子，对自己、对爱人、对孩子都极不负责，但他这个伟大的想法却吸引了无数人，让无数人开始追求乌托邦，试图让人民伦理普降大地。
罗伯斯庇尔也被人民伦理吸引了。绝对的人民伦理的一个口号是，人民掌握真理，与人民对立的就该死去，为了绝大多数人的利益，消灭极少数人是不必犹豫的。由此，持有这个美好理想的预期和目的的罗伯斯庇尔们，制造了一次又一次大屠杀。
这不难理解，因为人民伦理是巨大的分裂。人民伦理越盛的地方，越要划分敌与我，而杀戮必然会发生，并且一定不会停止。因为分裂先产生，所以敌人必然要产生的。最终整个世界剩下两个人了，这两个持有绝对人民伦理的人，也一定要斗个你死我活。
并且，人民伦理总有一个副产品：一个内心最分裂的人攫取了权力，并宣称自己是人民的代表者。
但必须强调，这只是副产品，罪还是在人民伦理自身，因为这个主义制造了太大的分裂，所以内心最分裂的人才能被选择。
欧洲大地上发生的这些杀戮，刘小枫并没有讲太多，他讲完罗伯斯庇尔和丹东的故事后，没去讲那些宏大的故事，反而笔锋一转，讲起了《牛虻》。
这个被奉为经典革命主义者的故事，在刘小枫讲来，其实是一个内心极其分裂的病人的故事。牛虻一生下来就不知道父亲是谁，很快又失去了妈妈，按照客体关系理论，他的内心世界一定是极其分裂的。
这个分裂投射到他的现实世界中，让他先失去了爱人琼玛，又失去了吉普赛情人，并且让琼玛的世界四分五裂，让爱琼玛的男人的世界也四五分裂，也让这个世界四分五裂。
这就是革命故事。
通过这个极其私人化的故事，刘小枫不动声色而又淋漓尽致地解读了欧洲大地上发生的诸多惨剧的根源。
当然，不是所有人都容易被人民伦理的宏大叙事所迷惑，托马斯和萨宾娜天然就对人民伦理的强加意味很反感。
这是米兰·昆德拉的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讲述的故事。托马斯和萨宾娜反感“媚俗”的人民伦理，认为这些东西让肉身变得太重，于是他们渴望“轻”，于是他们从一次又一次的性漂泊中寻找生命的意义。
萨宾娜是最不“媚俗”的，最终，她的生命彻底失去了关系。她在孤独中死去，每读到这一幕，我都觉得非常辛酸。现在明白，因这是彻底的分裂。
托马斯的性漂泊是为了寻找每个女人中的“万一”，因这“万一”才是令她与她不同的根本，托马斯这样认为。
他这样寻找时，严重伤害了特丽莎。特丽莎不懂人民伦理，也不懂自由伦理，她离开母亲的“大同世界”（其实也是一种人民伦理），就是为了找到一种感觉——她的灵魂和肉身可以被一个男人独一无二的对待，那样意味着她也是独一无二的，这样她才能找到她之所以存在的特殊价值。然而，托马斯用对待那些女人的一模一样的方式对待她，摸她一个样，做爱的方式也一个样。
卡列宁（托马斯和特丽莎养的狗）病死后，特丽莎觉得生无所恋，而昆德拉安排了她和托马斯一同死去的结局。
最美好的人民伦理的尽头是杀戮，是虚无，于是罗伯斯庇尔疯了，疯了后他说自己比耶稣还苦，他认为他和耶稣一样在建设美好社会，但耶稣不必背负杀人的罪名，而他得背。
最浪漫的自由伦理的尽头却是人民伦理所倡导的大同世界，也是虚无，于是丹东和特丽莎一样觉得生无所恋。
罗伯斯庇尔、丹东、托马斯和特丽莎一直在探索，一直在欲求，他们最终发现了相同的结果。毕希纳22岁研究法国大革命时也碰到了虚无，于是发了一通烧热死了。
卡夫卡是一个什么都不愿意做的男人，他的人生乏善可称，似乎什么都没做，即便结婚都犹犹豫豫，一会儿订婚，一会儿又取消婚约，一会儿又订婚……
当然，他还是做了点事——写小说。他的小说，读起来很憋气，会让很多人觉得和卡夫卡本人一样乏味。
然而，他是现代小说之父。
刘小枫研究了卡夫卡的日记，发现这个什么都不愿意去做的人，和那些什么都努力去争取的人，看到了同样的结果：虚无。
虚无很可怕，所以绝大多数人都竭力避免去碰，都宁愿不探索内心，而生活在琐细的日常生活中，并认为“平凡才是生命的真谛”。
真的吗？
波兰导演基耶斯洛夫斯基把视角对准在日常生活上，拍了《十诫》，其实就是我们都会遇到的普通人的十个小故事。
最终，基耶斯洛夫斯基令人信服地用《十诫》、《蓝白红》和《双面薇娥丽卡》等影片展示，“生命的真谛的确蕴藏于平凡生活中”。
然而，这并不是说，我们该麻木地活在琐细的日常生活中，而是他通过影片的悲喜剧展示了一个最简单的真谛：
不可感情轻浮。不仅有美好的感情，而且这感情不可轻慢、猥亵。
罗伯斯庇尔和丹东试图在政治中找到意义，这是“重”，托马斯和萨宾娜试图在自由的性漂泊中找到意义，这是“轻”。
但轻也罢，重也罢，都是试图在生活以外找到生命的真谛，而基耶斯洛夫斯基则用细腻的画面语言说：生命的意义就在日常生活中，就是美好的、不可轻慢的感情。特丽莎的诉求是对的，可惜她选择了托马斯。
这和克里希那穆提是一个意思了。克里希那穆提说，你不必从神秘的洞穴或寺庙中寻找答案，因为最值得去做的就是在日常生活中认识你自己。
毕希纳死去，是因为他发现了一个秘密：倡导人民伦理的罗伯斯庇尔和倡导自由伦理的丹东，一个疯了，一个甘愿被送上断头台，看起来他们是捍卫了截然对立的东西，但其实是同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就是虚无。
尼采喊，上帝死了。之后，西方社会迷失在意义的黑丛林中。
卢梭在这个黑丛林中找到了人民伦理，他把生命的意义放到了“让人民决定一切”这样的想法中。尽管卢梭是个绝对的浪子，对自己、对爱人、对孩子都极不负责，但他这个伟大的想法却吸引了无数人，让无数人开始追求乌托邦，试图让人民伦理普降大地。
罗伯斯庇尔也被人民伦理吸引了。绝对的人民伦理的一个口号是，人民掌握真理，与人民对立的就该死去，为了绝大多数人的利益，消灭极少数人是不必犹豫的。由此，持有这个美好理想的预期和目的的罗伯斯庇尔们，制造了一次又一次大屠杀。
这不难理解，因为人民伦理是巨大的分裂。人民伦理越盛的地方，越要划分敌与我，而杀戮必然会发生，并且一定不会停止。因为分裂先产生，所以敌人必然要产生的。最终整个世界剩下两个人了，这两个持有绝对人民伦理的人，也一定要斗个你死我活。
并且，人民伦理总有一个副产品：一个内心最分裂的人攫取了权力，并宣称自己是人民的代表者。
但必须强调，这只是副产品，罪还是在人民伦理自身，因为这个主义制造了太大的分裂，所以内心最分裂的人才能被选择。
欧洲大地上发生的这些杀戮，刘小枫并没有讲太多，他讲完罗伯斯庇尔和丹东的故事后，没去讲那些宏大的故事，反而笔锋一转，讲起了《牛虻》。
这个被奉为经典革命主义者的故事，在刘小枫讲来，其实是一个内心极其分裂的病人的故事。牛虻一生下来就不知道父亲是谁，很快又失去了妈妈，按照客体关系理论，他的内心世界一定是极其分裂的。
这个分裂投射到他的现实世界中，让他先失去了爱人琼玛，又失去了吉普赛情人，并且让琼玛的世界四分五裂，让爱琼玛的男人的世界也四五分裂，也让这个世界四分五裂。
这就是革命故事。
通过这个极其私人化的故事，刘小枫不动声色而又淋漓尽致地解读了欧洲大地上发生的诸多惨剧的根源。
当然，不是所有人都容易被人民伦理的宏大叙事所迷惑，托马斯和萨宾娜天然就对人民伦理的强加意味很反感。
这是米兰·昆德拉的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讲述的故事。托马斯和萨宾娜反感“媚俗”的人民伦理，认为这些东西让肉身变得太重，于是他们渴望“轻”，于是他们从一次又一次的性漂泊中寻找生命的意义。
萨宾娜是最不“媚俗”的，最终，她的生命彻底失去了关系。她在孤独中死去，每读到这一幕，我都觉得非常辛酸。现在明白，因这是彻底的分裂。
托马斯的性漂泊是为了寻找每个女人中的“万一”，因这“万一”才是令她与她不同的根本，托马斯这样认为。
他这样寻找时，严重伤害了特丽莎。特丽莎不懂人民伦理，也不懂自由伦理，她离开母亲的“大同世界”（其实也是一种人民伦理），就是为了找到一种感觉——她的灵魂和肉身可以被一个男人独一无二的对待，那样意味着她也是独一无二的，这样她才能找到她之所以存在的特殊价值。然而，托马斯用对待那些女人的一模一样的方式对待她，摸她一个样，做爱的方式也一个样。
卡列宁（托马斯和特丽莎养的狗）病死后，特丽莎觉得生无所恋，而昆德拉安排了她和托马斯一同死去的结局。
最美好的人民伦理的尽头是杀戮，是虚无，于是罗伯斯庇尔疯了，疯了后他说自己比耶稣还苦，他认为他和耶稣一样在建设美好社会，但耶稣不必背负杀人的罪名，而他得背。
最浪漫的自由伦理的尽头却是人民伦理所倡导的大同世界，也是虚无，于是丹东和特丽莎一样觉得生无所恋。
罗伯斯庇尔、丹东、托马斯和特丽莎一直在探索，一直在欲求，他们最终发现了相同的结果。毕希纳22岁研究法国大革命时也碰到了虚无，于是发了一通烧热死了。
卡夫卡是一个什么都不愿意做的男人，他的人生乏善可称，似乎什么都没做，即便结婚都犹犹豫豫，一会儿订婚，一会儿又取消婚约，一会儿又订婚……
当然，他还是做了点事——写小说。他的小说，读起来很憋气，会让很多人觉得和卡夫卡本人一样乏味。
然而，他是现代小说之父。
刘小枫研究了卡夫卡的日记，发现这个什么都不愿意去做的人，和那些什么都努力去争取的人，看到了同样的结果：虚无。
虚无很可怕，所以绝大多数人都竭力避免去碰，都宁愿不探索内心，而生活在琐细的日常生活中，并认为“平凡才是生命的真谛”。
真的吗？
波兰导演基耶斯洛夫斯基把视角对准在日常生活上，拍了《十诫》，其实就是我们都会遇到的普通人的十个小故事。
最终，基耶斯洛夫斯基令人信服地用《十诫》、《蓝白红》和《双面薇娥丽卡》等影片展示，“生命的真谛的确蕴藏于平凡生活中”。
然而，这并不是说，我们该麻木地活在琐细的日常生活中，而是他通过影片的悲喜剧展示了一个最简单的真谛：
不可感情轻浮。不仅有美好的感情，而且这感情不可轻慢、猥亵。
罗伯斯庇尔和丹东试图在政治中找到意义，这是“重”，托马斯和萨宾娜试图在自由的性漂泊中找到意义，这是“轻”。
但轻也罢，重也罢，都是试图在生活以外找到生命的真谛，而基耶斯洛夫斯基则用细腻的画面语言说：生命的意义就在日常生活中，就是美好的、不可轻慢的感情。特丽莎的诉求是对的，可惜她选择了托马斯。
这和克里希那穆提是一个意思了。克里希那穆提说，你不必从神秘的洞穴或寺庙中寻找答案，因为最值得去做的就是在日常生活中认识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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