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卡柏的悲剧与我何关？”

对恶的研究归根结底是一种对责任伦理学的研究。只是从康德、黑格尔到谢林，他们都相信恶起源于人性深处的同时也对理性始终抱持乐观态度。

康德说，对恶不必做形式证明，而只需对我们眼前的大量令人痛苦的事实睁眼观看，我想这也是我们继续研究的原因：你不可视而不见。我们必须运用自己的理智选择善恶。

而黑格尔，这个自我折磨的偏执狂，啥苦恼意识是具有自我意识的生命的普遍危机，啥主体意识的自我断裂是疾病是生产者也是健康的源泉啊，不就是自我折磨还要把痛苦的劳作正当化，非要把恶当做有限向无限上升的运动中必要的一环本身，还不是为了完成他的辩证法运动……能理解现代的哲学家们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最高实体深恶痛绝的理由，且看黑格尔：恶是通向唯一的至高神的必要环节，恶永远不可能被彻底消除而只能以被扬弃的方式成为发展的一环。恶是主体迈向绝对精神的上升过程中不可否定不可消除的必要一环，但我们必须上升，理性的必须成为现实。我们在世界历史中遭遇恶的总和，这是一条绝望而痛苦的道路，但在其中已呈现出扬弃与和解的承诺。知道世界设计的目的才能够缓解我们的痛苦。

恶是必要的环节？所谓的道德恶是个体对于自我的维护，是对客观之上的普遍之物的对立？面对奥斯维辛你怎么可能继续认同这种观点？但黑格尔和康德一样，认同分辨善恶是人的命运，人的自由意志选择了向自然法则固有的善恶负起责任。

谢林的部分非常精彩，意外地发现了海德格尔与谢林的相似性，只不过海德格尔狡猾地把谢林的“作为实存的绝对的上帝”替换成“在一切beings以先存在的Being”。谢林所说的“非理性\无规则早已被纳入到理性\秩序之中，只待有一天得以突破”甚至称得上尼采、弗洛伊德的先声。“唯独在人类那里才存在着善恶意志的冲突，这是人类得以存在的根据，也是自由的本质”。选择善恶的自由是人存在的先决条件，而这一自由正是为了显明实存着的上帝的存在。绝对的神必须对自身进行自我启示—而这正是人何以必须存在的根据。人类背负着特殊的责任：在选择善恶的自由之中， 选择善的精神显明上帝永恒的爱or恶的精神。人与上帝的位置被颠倒过来了！这不就是海德格尔所说的“为了研究存在我们必须先研究唯一的特殊的存在者—作为此在的人”？一直怀疑他偷偷摸摸抄袭卢卡奇，没想到和谢林还有这层联系，太有意思了。

在康德和黑格尔那里，神都隐匿于幕后而依然保持正义，谢林依然认同神义论，但神与人的位置颠倒过来了：人因理性而对神负有特殊的责任，我们必须与恶相对抗。康德、黑格尔和谢林都很乐观，但也逼迫作为主体、作为理性动物的人背负起自由意志的责任，而神依然保持正义。

前启蒙时代—对神负责；启蒙时代—对理性负责；危机爆发前—对自我、对生命的责任；奥斯维辛之后：他者伦理学

尼采和弗洛伊德比他们诚实得多：理性并没有那么了不起，我们必须承认，理性并不统摄我们的意志。尼采咒骂犹太—基督教的上帝给虚无的意志提供了救赎也注入了憎恨，指明犹太-基督教文明为人们的苦难赋予意义是救赎也是毒药，”人们最恐惧的就是所受的苦难并无意义”。弗洛伊德警告我们必须诚实接受不可消除的本我、理性的脆弱与不稳定性，然而，正是在这份诚实中，我们听到了逻格斯的声音，看到了在乏味的道德说教之外，自我与恶保持抗争的希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弗洛伊德依然可以算是一位康德主义者。而经历过集中营/至亲在奥斯维辛死去的列维纳斯、约纳斯与阿伦特三人——列维纳斯转向了他者，要求我们直面他者的面孔，他者的痛苦，他要求我们，承担起他人的责任，想要用我们对至高的大他者（即犹太教上帝）的职责带领我们逃离存在的暴政。

“无谓的受难并不存在……苦难的无意义正体现在他者的痛苦之中……证成邻人的痛苦确乎是一切不道德的根源。”看看列维纳斯吧！列维纳斯的无限责任是向上的，是我们对无限的大他者的责任，是约伯历经苦难不改心志的责任，是摩西面对召唤不可逃避的责任；而约纳斯的实质责任是向下的，是新的技术时代，在计算理性驱动下奴役一切破坏一切同时也对自然负起责任的人的重负，是家长对孩子的责任。约纳斯试图对存在提供一种新的形而上学理解，试图将有机存在的本体论范畴进行扩大和再诠释，试图拯救那个在死亡的呼召中孤独的此在，但他仍然坚持理性、自由和内在化在人那里是以独特的方式展开的。我在他身上似乎看到了新近兴起的“后人类”思潮的萌芽，但很显然他并没有、也不打算克服笛卡尔开始思考“我思”以来产生的主体与他者的二元断裂，但他仍然提供了一种重新理解生命的方式，证明了他者的不可化约性。

伯恩斯坦声称对阿伦特“平庸的恶”的思考是他写作的源头，然而到了阿伦特的部分却反而缩手缩脚起来。感觉巴迪欧的纯多与阿伦特的”复数性”有相似之处，当然反对同一性是二十世纪以来哲学家们共同努力的目标。“被排除的人”，“多余的人”，“奥斯维辛的极端罪行是将人排除出人的共同体”，感觉阿甘本对Homo Sacer的思考和阿伦特是一脉相承的，只不过他一路上溯到了罗马十二铜表法。

伯恩斯坦自己的结语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对恶的思考没有终点，不存在“奥斯维辛之后”，根本恶所造成的伤口不可能愈合，归根结底，正如康德所说，恶永远不可能被彻底理解，与恶保持对抗的唯一方法仍然是”勇于运用你自己的理智”。伯恩斯坦终究还是个康德主义者。

感觉有必要再读读哈贝马斯，但估计他不会超越康德与胡塞尔的主张：要相信可沟通性，在理性的交往中消弭矛盾。

不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