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后思想

优点大体如下：整合前人研究成果，并推陈出新，可谓封神演义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作者对玄帝收魔故事与子牙斩将封神故事的演变以及阐截教派来源的考论极具创见，以儒为本的说法也很符合笔者对原著的理解。书中对文王、武王父子之理学化「内圣」人格的分析丝毫不见对理学的偏见，更是难能可贵。

缺点大体如下：前章已详述过的内容，下一章常常又复述一遍，致使行文细密而冗芜，笔者猜测此书当非亦辉一人写成。另外尽管对书中的儒学分析颇合我心，但亦难免陷于非黑即白的意识形态圈子，认为周武、阐教完全代表正义，殷纣、截教完全代表邪恶，有类于对解放军和白匪军的描述。而且不见对原著中除哪吒、杨戬、殷郊以外神怪角色的源流考论，实属遗憾。

个人认为的书中推陈之处：

一、推测了《列国志传》卷一与《封神演义》舒载阳刊本之间应还存在一个不存于世的版本，也即《封神演义》词话本：这点可由刊本中存在的大量水词以及重复场景（山川与军营赞词）、雷同叙事（太师收四将与殷洪收四将）得到证明。明清小说创作中的「横云断岭法」，本就跟民间说词人有所渊源，而《封神演义》中的神魔斗法情节，实则也正是如「横云断岭」般插入到殷纣易代的历史故事之上。从词话本到刊本的转化，大抵是编辑者使「横云断岭」之云愈横、岭愈实的过程，将其中的奇异情节愈加奇异，又贴近于正统叙事，最终达于「奇正并存，执正驭奇」。今人以为《封神演义》是一部神魔小说，但其实此书之大本仍在于讲史，也即「借神演史」。

二、通过梳理伐纣故事与封神故事的演变过程，基本驳倒了《封神演义》为道教徒所作的观点：武王伐纣，本就是为儒者视为摩西分海之于基督教的信仰之战，其内核本就本自于儒（同时也为先秦墨家颂赞），却没有道教因素。且子牙斩将封神故事，从《平话》开始便掺杂大量民间方士之见，而道教内涵较少。到了《封神》，其故事也不过是「混合三教，以儒为本」，对先秦儒者之「天听自我民听」的民心天命论与宋明理学之「君仁莫不仁（换言之，君不仁莫仁）」的极致体现。

三，伐纣故事中的革命思想，自古为儒者津津乐道（也是墨者推崇的圣战）。革命的本意即变革天命，天命即君主在位的合法性，而据古儒所说，天命即等同于民心民意，故君主在位的合法性，其实就是其以民为本的仁政程度。作者梳理了《平话》、《志传》、《演义》三者中革命意识与革命对象的演化，恰巧为读者展现了一副儒学演化历程：金元二代社会风气逐步开放，以血缘为基础的小共同体建设也有所恢复，故《平话》中的血亲复仇意识强烈，革命全发自于文王、武王、殷郊、子牙、飞虎的血亲复仇意识，作者虽未说明这同原始儒家的关系，笔者却认为血亲复仇当然同孟子「父子之亲在君臣之义前」相当契合。明代皇权空前加强，民间小共同体被打散，又有八股取士使程朱理学统治士人思想，故《志传》言革命而不言天命、《演义》言天命而不言革命，皆本著于理学，但《演义》的理学气质明显强于《志传》，在于《志传》把天命视为古儒所阐述的君主合法性来源，而非万物一理之天命，因此可以被周武革取，《演义》则完全承载了理学的心性论，塑造了一个犹有善端、但却放其本心的暴纣，又塑造了一个将善端发挥到极致、趋之于内圣的文王。从理学角度来看待天命，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道与理是体用之分，道理即是心性，性与心又是体用之分，故天命即是人心，若革命即是革人心，那何来革命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