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性政治家”：伊藤博文与《明治宪法》的再探讨

1909年10月26日，伊藤博文在哈尔滨站第一站台被刺杀，身中三弹，内脏大量出血，不治身亡。刺客名叫安重根，朝鲜人，得知自己成功刺杀伊藤博文后，用俄语高呼“高丽亚乌拉！”（朝鲜万岁），从容被捕。次年被日本判处绞刑，死于大连的旅顺监狱。

伊藤博文，1841年10月16日生于江户幕府周防国熊毛郡束荷村字野尻（今日本山口县光市束荷字野尻），幼名利助，字俊辅，号春亩、沧浪阁主人，本姓林氏，日本近代政治家，首任日本内阁总理大臣，明治维新元老。论及日本议会制度时，不能绕开伊藤博文，但伊藤博文本身为后人们评价颇为消极，争论点就在于其对华及对朝鲜之政策，一说中东之役是他发起的，逼迫李鸿章签订《马关条约》是他，镇压朝鲜人民是他下的命令，吞并朝鲜也是他的主张，因而才会有刺杀案之发生。

所以与消极评价所对应的，伊藤博文在历史中的基本形象便是偏向贬义的“丑闻缠身”的外交家与政治家。基于这一点，泷井一博试图作出反驳，他认为伊藤博文的正面价值一直被学界忽视。这亦是他著成此书之目的。立足于史料，以伊藤博文一生为脉络，重新梳理他个人与日本时局、政治制度尤其是日本明治宪法的关系。抛砖引玉，他试图通过自己这一新的研究推动学界对伊藤博文以及《明治宪法》的历史意义再探讨。泷井一博的视角重点放在伊藤博文的学者身份上，即以知识分子的政治关怀来寻求日本制度变革之路，而非单纯以政治家谋利的手段去看待他所改变的日本的一切。因而他是一位“知性政治家”（学者型政治家），所以他所推动的明治国家体制是由文明、立宪国家和国民政治三者组合的“知型国制”（知识型国家体制）。

伊藤博文的政治思想的积累早期主要来自西方，制度于国家运作的重要性，准确来说是他日后推动日本变革的最关键的影响，也是他此时的发现与思考。多次访欧考察，他的重点是在调查各国的制度上——这一点要注意与近代中国比较。1905年，载泽、端方、戴鸿慈等五大臣奉旨出洋考察宪政，但五大臣重点都在外国技术、设备与风光上，而他们心里只想借立宪之名来稳定自身的统治，带回国的基本是梁启超、杨度等人编译的资料。而伊藤博文关注制度的变革早在19世纪70年代。

关于日本（历史上）对伊藤博文的评价偏向消极这一点，或许可以用佐藤铁治郎的观点回应。他在书写袁世凯时，将其与伊藤博文相比较，他认为伊藤博文受过文明教育，手编宪法，为国家谋生存，为人民增幸福，是成功之英雄人物。袁世凯虽不及伊藤，但同样是英雄，可见当时日本对袁世凯之评价。佐藤铁治郎认为袁世凯不及伊藤之处主要在于袁没有推动国内实行立宪，由此也可见，伊藤博文在日本推动立宪一事，在日本人心中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把一位被后世多以消极评价的政治家以“学者身份”的视角重新审视他与日本政治的历史意义，确实是新鲜的尝试，泷井一博的书写也值得关注近代史研究的读者参考。实不相瞒，根据本书说明，中译本《伊藤博文》“有部分删减和调整”，由于此书在引注与删减部分没有特别标记出来，读者在阅读此书的时候总有种不安定感，就像不知道哪里可能会踩雷（读到删减的部分），因而读到不顺畅的地方时，也不清楚到底是译者没把内容调整好，还是因为内容有删减导致读起来并不顺畅。既然是不完整版，要充分了解泷井一博研究的“伊藤博文”，只能参阅日文原著或者英文版本了。而在这一版中译本中，我更建议读者直接从第一章开始阅读，正文读完再翻阅书首的中译本寄语、自序，甚至前言也可最后再读。这样的阅读顺序才不会受到著者与寄语者叙述偏向的影响。学术研究秉持的是“客观”，过分强调为历史“正名”，容易让读者将研究误读成有感情偏向的故事，何况正文并非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