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与繁荣》札记.暮山

奥尔森融合其另外两本书《集体的行动逻辑》与《国家的兴衰》的内容，在本书回答了几个问题。1. 什么东西让一个市场经济国家变富裕而其他国家贫穷，如何才能够从小商贩的市场经济转变成富人的市场经济？2. 为什么法西斯主义失败后的经济绩效，要比苏联共产主义崩溃后的经济绩效好得多？3. 为什么前共产主义国家会遭受如此严重的官员腐败与有组织犯罪的困扰？针对这三个问题，奥尔森勾勒了一个完整的如何建立起繁荣发达的经济体模型。

一、 权力的逻辑

如果有清晰的激励生产措施，通过专业化和贸易的社会合作，社会更有可能获得繁荣的增长。而如果当存在激励人们去攫取而不是创造，即掠夺而不是生产或互利行为时，社会就会进入低谷。那么是什么在促使这两种不同的行为产生呢？这要考虑到有权力作出这样选择的如何行使他们的权力，还要探究他们的权力自哪而来。

科斯谈判理论认为只要交易成本为零，人们就会一直进行互利谈判直到达成协议为止。据此推导，除非交易成本过高，人们终会达成互利的协议，知道共同受益最大化为止。但是权力的逻辑不止如此，它与强制性权威及施压能力相关，还需要理解这种力量的逻辑。

奥尔森打了一个罪犯的比喻，当罪犯在自利的途径上使用强制性权力，犯罪所造成的始终是社会福利减少，但是而且社会总福利的减少也意味着罪犯所处的环境也在变糟糕。但是罪犯并不会停止自己的行为，因为一个单独的犯罪人，他所造成的社会损失相对整个社会而言一般是较小的，不易被他察觉的。而他如果不犯罪，又会丢失所有自己的收益。此外，如果整个社会福利的减少反而意味着他的社会福利是排位更靠前了。因此如果一个有权力的人只有个人的利害关系（如罪犯）而无共容利益关系，他的行事方式是有区别的。

而一个有固定活动范围的匪帮（如黑手党），因为他们的收入来源是收取整个社区的保护费，而保护费来源于社会的总收入，因此黑手党与社区之间形成了一个共容利益关系。如果黑手党对社区杀鸡取卵，使用暴力汲取，那有损于他的收入。这就是流寇与坐寇的区别。不过，我们要注意的是，这只是在行事方式上的区别，而实际上，这二者都是在汲取整个社会的收入。坐寇所讲究的是一个最优窃税率，即“窃税率减少到他从更大的产量上窃税的所得正好被他的所失（得到更少的产出份额）所抵消的那个点为止。”[1]

此外，共容利益还会使匪帮首领为社会提供公共物品，因为公共物品可以提升整个社会的生产能力，而这种提供刚好只会达到他提供的公共物品价值等于他从产量增加中所能收获的最大收益为止。

而拥有足够控制力的匪帮首领有强烈的动机成为一个君主。这也是专制的产生逻辑，由流寇（无政府状态）到坐寇（专制状态）。这与社会契约并不相同。这种转变应当称之为社会福利的改善，而这种改善来源于在共容利益指导下行使权力，他并不是出于良善的愿望。而且，专制者的消费是铺张浪费的，他始终是以自己为核心。

专制者与大多数人的统治的区别在于，大多数人要从生产端获取收益，而税收是会造成浪费的。因此他们不会订立过高的税收，而且必然比专制者所订立的税收率更低。而整个社会的总收益也必然比专制者时期更高。不过必须要在这个民主国家形成两个大型的代表党派而不是很多微小的党派，因为要追求的是共容利益关系而不是狭隘利益关系。

二、 收入与个人权利

我们在说专制者的坐寇行为时，需要注意的是，需要专制者站在一个长期的角度来思考这个利益问题。如果仅从短期角度而言，专制者可能看起来根本没有那么理性。而且君主的承诺并不可靠，因为君主不受到任何人监督。仅以我们的历史经验来看，从长远利益的专制君主，是一个相对理想的君主假设，这种假设实在是过于乐观，历史中的君主短视者并不在少数，经常发生没收财产、拒绝支付债务、强迫货币贬值以谋私利的事件。“实际上，在任何专制君主统治的社会里，怀有与流动匪帮首领一样动机的专制君主迟早注定是要出现的。”[2]

在专制体系内部，为了维持君主长期考虑利益，必须尽可能地减少君主短视的可能，比如在关于继承人方面就必须要帮助君主，王位更替的稳定是一个社会需求。不过就实际的状况来看，专制君主始终还是不适合长远的社会利益，无论怎样缩减，他都是具有极强不确定性的短视可能。

那么比专制君主更利于社会的总收入的民主政体建立，实际上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或者说，它更多的是一种偶然。只有当那些推倒专制的力量中存在权力的平衡关系，也就是谁都无法成为一个专制者时，就有可能诞生民主制度。此外，权力平衡的团体一致要统一一块大区域，且成立的政府不会被周边政权政府，也是民主制度成立的重要条件。

在谁都无法单独占有权力的情况下，共享权力成立一个合作共同体是最好的选择。而为了在一个政府中维持这种平衡，代议制与宪政（限权）的出现也是必然的，前者是为了代表群体利益，有共容利益，后者是为了民主政府拥有一定的专制者权力却不会转换为专制政府。在这样的政府成立后，为了生产，也会产生个人权利制度，还需要一个第三方保障执行机构（不隶属于政府的）。

民主制度的产生形成并不因为财产权与契约权，但是却与而这深度相关。持久的民主意味着持久的财产与契约权利。

三、 科斯谈判、交易成本与无政府社会

奥尔森也考虑到了一些传统的经济学观点，另一套原生理论。

当我们意识到把产品卖给别人能够满足自己的最优利益，且双方都认为对自己有利时，交易就会产生。这里起作用的是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在起作用。在交易时，会有交易成本，交易成本是限制资源交换与谈判的一个问题，涵盖了市场中所有成本与不利因素。因此似乎只要收益高于成本，就会达成交易。

但市场中也存在着市场失灵现象，这些东西来源于外部性。即公司或个人活动将成本与收益加到那些没有付费也没有得到补偿人身上。对他人有好处的就是公共物品，不好的就是公害物品。这会导致自由竞争市场会出现无法达到帕累托最优的情况。

不过科斯定理的出现重新讨论了这个问题。只要在交易成本为零时，人们就会一直谈判直到问题得到解决，双方达成协议。因此，实际上市场失灵现象并不能如此看待，并不是市场失灵了，而是交易的成本大于收益，所以交易不会产生。所以交易能否达成，最终需要关注的只有交易成本及收益一个问题。而政府的出现本质上就是降低了交易成本。科斯定理也可以用到政策选择上。

因此，从这一套逻辑来看，似乎只要收益高于成本，那么一切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这种看法对于世界而言，可能太过乐观了。这套逻辑至少解决不了三个问题，1）有的国家始终贫困，这种贫困在这套逻辑中本不是必要的（该国资源丰富）；2）明明有很多科技和资本可以获得，还是有的国家交易成本过高，人民贫困；3）霍布斯无政府状态也是它不可解决的。

政府实际上是秉持强权行事的，它本就可以毫不费力地直接掠夺，政府的所有行为都是带有强制性的，此外，如果没有一个强制力，那么，契约就不会订立，因为没有保障。在无政府状态下，没有一个强制的第三方来保护，人们只能够从事一些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因为相对而言更易于保护和保存，资本只会被强大者掠夺走。于是实际上整个社会的生产能力都是相对低下的。社会并不会繁荣。

从上述问题我们可以看到，科斯定理实际上是在社会契约已经订立的情况下出现的逻辑，也就是有一个强力的第三方来作为保障者。

四、 理性的人与非理性的社会

在小集团中采用集体行动是更为可能的，因为他们可以强制不参加的人参加或者将他扫除出去，但是在大集团中并不现实，因为“第一，大集团中的供应者从威胁不供应中失去的东西要比进行任何一项谈判策略所能获得的都要多。第二，在同样的时间长度里，他们失去的要比他们从一个搭便车者进行供应行为中所得到的要多得多。”[3]当假设没有交易成本时，大集团中的理性人始终要搭便车，而如果公共物品没有被提供，那么与科斯定理是矛盾的；如果被供给出来，人们依旧会去行动。科斯定理在大集团中似乎是失效的。

如果一个集团存在有选择的激励，这也有助于集体行动。有选择的有正向的（奖励的）的也有反向的（惩罚的）。

五、 治理与经济增长

因为和平秩序是一个公共产品，所以大集团是无法克服无政府状态的，相反，原始小型的部落社会更能够通过自愿性集体行动确定和平秩序。当小部落因粮食增产而人口增多，就有向专制制度转型的可能。而只有在幸运的情况下，人类才有可能结成一个民主秩序。

在一个有组织自由的民主社会，公民往往表现为一种理性的无知现象，因为在专业分工的时代，他们并不能看出到底是否有的人结成了集群，在一个大集体中谋取私利。慢慢地，这种由少数人组成的、有狭隘利益的少数集体成为了整个大集体进步发展的绊脚石，因此一般来说，“我们应该期望社会在一场大的灾难摧毁了集体行动的组织后会确立一个好的法律秩序，这样这个社会在一段时间内就会有惊人的增长。同样，相比较而言，那些长时间一直很稳定的社会的经济增长应该要更慢。”[4]作者将其称为英国病。

六、 执法与腐败

有人认为，保护财产的成本可能远超出政府税收。事实上是，并维持法律与秩序并不需要花费那么多。因为1）政府只需要把自己拥有的强力告知所有人，并使他们相信，那么，就很少有人敢挑战最强者；此外，2）政府可以完善私营部门奖励机制，让私营部门分摊成本。

在成功的市场经济体中，财富和权力虽然不平等，但是却有助于维护法律与秩序。因为通常是有产一方可以向法律施压，以维护秩序。

七、 苏联模式的专制理论

“为什么斯大林强加给苏联（以及其后的卫星国）这样一种经济体制，即几乎全面的国家所有制以及由政权来决定的大部分价格和工资？”[5]

作者认为并不出于意识形态的要求，而是为了方便斯大林的专制统治。

斯大林没收了苏联境内的所有农场和自然资源，以及在新经济政策期间隶属私人所有的全部商业和工业产权，进而，苏联的储蓄率和投资率有了长足的增长。并且斯大林只生产自己需要的物品，而不是人民需要的消费品。同时建立了一个较高征税额的税收体系，只不过这税收体系是隐形的。斯大林的大部分资源均通过隐性税收这一特殊体系而获得，即收缴国有企业的所有利润而不是显性地向个人征税。在这种低工资状态下，人们为了自我生存必须要让家庭中的每一个劳动力都去工作。在低闲暇时间下，人们也不会需要过多的消费品，有助于体制稳固。与此同时，斯大林还对额外的、超出正常工作时间的、高出标准地或“奖金性”的工作和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征收很少或不征收隐性税收。

“对正常量的工作征收几乎等同于完全充公比例的税收，而对额外收入或奖金性收入征税很少或不征税，其效果是税收提高了人们的工作意愿。”[6]与此同时，能够高效率工作的人就少收一些，但并不是那种能够完全说等阶收税的状态。

八、 共产主义的演进及其遗产

斯大林需要一个庞大的官僚体系来帮助他运转整个隐秘收税体系。而人们也知道，官僚体制既无法详细地知道，也无法分毫不差的执行最优配置。相关的信息总是会遭受到各种损耗，体制内也有避免信息损耗的因素。官僚之间与官僚与工人之间的斗争有利于削减这种损耗，因为他们被各种规章制度安排成为了竞争关系，他们向上级反映更详细可靠的信息是有助于他们的个人利益的。“机警的上司会相应地利用下属间的竞争，以盘剥他们较为详尽的知识，并对潜在产量做出较好的预测，以及督促他们提高劳动生产率。”[7]

当然针对这种竞争模式，会出现共谋，毕竟斯大林的体制对人们剥削得太狠了。这种共谋一般会从高层官僚开始，逐渐地向下蔓延到整个社会。每个官员实质上都是这个体制的税收官，当他们开始形成特殊利益集团时，这些官僚们就开始腐败了。不过，准确地来说，实质上是，人们通过小型的共谋组织，一点一点地从这个隐形税收体制中，偷回本属于自己的那一份。“不拿国家的财产就是抢劫自己的家庭。”[8]

九、 转型的意义

在苏联政府的转型过程中，一直有采用快速休克疗法或者渐进式转向市场经济的相关问题。而且二者都实质上实践了。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无论哪种方式，都只会造成整个社会的逐渐崩溃。

在苏联的渐进式改革中，随着民主化推进，中央政府失去了很多的权力，而那些共谋利益集团不需要过多地掩盖自己的存在，极力地为自己的利益奋斗而不与中央配合，政府失去了税收主要来源。此外，政府反而还需要为这些新出现的游说集团和利益组织补贴，这使得中央只能增发货币，最终造成高通货膨胀。

在企业私有化的过程中，已经形成的特殊利益集团并不会出于企业绩效接受改革，除非这个企业由本来国有情况下的管理者所有。而在体制僵化带来的预算软约束又无法让资源倾向更有效率的地方，被政治行政权力引导向了特殊利益集团想要的地方。且由于不精确的计划导致苏联的企业有很多都不是高度分工的精细化生产，一个工厂甚至有一个自营的畜牧产业。可以说苏联的企业并不具有竞争优势且价值较低。“更为本质的问题不是某些资产应该实行公共管理还是私人管理……更深层次的问题产生于两种人之间的利益冲突，一种人工作于具有社会生产效率的新型企业中，而另一种人由于历史的意外而被留在了许多国有企业之中，仅能依赖从社会其余部分获得的补贴而生活。对经济效率和接受补贴者的利益两方面而言，影响最大的问题是补贴，而不是私有或公共所有的身份。”[9]因此所有制并不是什么大问题，资产划分不清才是真正的问题。

十、 达致繁荣所需要的市场类型

作者将市场分为社会自发形成的市场与政府规划产生的市场。前一种市场不管在何种国家情况下都是会产生的，在一些需求弹性小的商品方面必然会形成一个市场。而真正影响一个国家繁荣的是一些由人们规划出来的市场——金融市场。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值得信赖的政府作保障，只会存在一些劳动密集型的市场。而要达成繁荣，更深层次、更复杂的贸易交换，必须要有金融市场。这种经济模式常常被称作资本密集型，其本质上是产权密集型。如果没有个人权利，没有人敢从事这种不受保护就极易受到剥夺的产业。

十一、 个人感悟

《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的作者奥斯特罗姆曾在其书中批评了奥尔森的简化理论，因为它只适用于少部分的情况。但是对于理论的简化问题，奥尔森认为这样可以突出问题所在。能够抓住问题的重点。关于这一点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相比较而言，笔者觉得奥尔森的说法更有吸引力，而且是人文学科学习科学的一个重要的方式。但是奥斯特罗姆的说法可能更符合我们实际的需要。

关于有制度保障情况下，对于企业短期回报率大幅变动的容忍态度问题，在现在也是值得探讨的。现在的投资人是否会有这样的容忍程度是一个非常大问题，因为很多的投资者其实是出于赚快钱的目的参与进金融市场的，他们所期待的实际上与金融原本的愿望可能是背道而驰的。现在要避免的反而是在金融股票市场直接大幅度抛售股票或者大幅度购入情况。这一问题奥尔森并未参与探讨。

[1] 奥尔森.权力与繁荣[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4:7

[2] 奥尔森.权力与繁荣[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4:23

[3] 奥尔森.权力与繁荣[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4:63

[4] 奥尔森.权力与繁荣[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4:77

[5] 奥尔森.权力与繁荣[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4:84

[6] 奥尔森.权力与繁荣[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4:90

[7] 奥尔森.权力与繁荣[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4:109

[8] 奥尔森.权力与繁荣[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4:118

[9] 奥尔森.权力与繁荣[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4: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