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中血》：扣人心弦的阿蒂卡监狱起义往事
下文为2016年8月18日《纽约时报》上的《水中血》书评，
原文标题为
Blood in the Water a Gripping Account of the Attica Prison Uprising.
作者：Mark Oppenheimer
翻译：陈典
不是所有的历史作品都能如此直接地反映当下，而海瑟·安·汤普森的《水中血：1971年的阿蒂卡监狱起义及其遗产》研究了种族冲突、大规模监禁、警察暴行和政客的诽谤，读起来像是2016年夏天发生的事。
但是书中并没有偏袒或争辩之语。这部历史巨著的力量来自对采访、笔录、警方报告等各类文件的系统梳理与把握。这些文件的时间跨度达35年，许多是政府部门勉强公开的，且其中很大一部分如汤普森所言“被修订到不忍卒读的地步”。汤普森将碎片化的信息整合成扣人心弦的故事，从导致43人死亡的这场暴动的原因，到几十年来政府对披露真相的蓄意阻挠。
由于列举出了在死亡事件中难辞其咎的州警和狱警的名字，《水中血》已经引发了新闻媒体的关注。但本书真正要做的不是简单的揭露，而是对完整事件的全景勾勒，尽管历任纽约州州长和在1971年9月那一周亲历阿蒂卡起义的在场者已叙说了一遍又一遍。
阿蒂卡监狱的囚犯事先并未谋划这场暴动，虽然有些视自己为黑豹党或信奉其他主义的革命者，且人人都听说过乔治·杰克逊的大名，后者是黑豹党成员和政治激进分子，著有《索莱达兄弟》，当年早些时候在加州圣昆丁监狱被枪杀。7月，阿蒂卡的金属加工车间爆发了一场罢工。在监狱开设的社会学课堂上，各个种族的囚犯阅读的是亚当·斯密和卡尔·马克思。
监狱里的条件也骇人听闻。囚犯食不果腹，每个月只能领一块肥皂和一卷厕纸，每周只能洗一次澡。骨折的病患无人看护，很多人因为缺乏基本的牙医治疗而牙齿掉光。
然而最终导致阿蒂卡小镇和监狱变为起义之地的不是积蓄已久的不满，而是一场误会。1971年9月8日，一名囚犯被控袭击狱警。翌日清晨，在双方矛盾升级又沟通未果后，一群囚犯被堵在连通不同牢房的过道中，遭到狱警报复性的夹道殴打。他们不愿做瓮中之鳖，于是奋起反抗。
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后，其他牢房的囚犯也抄起木板、椅子腿等物件进行武装反击。当过道中的囚犯终于冲出重围时，同狱的犯人已经接管了整个监狱。
从9月9日起义爆发到9月13日被残酷镇压，约有半数的囚犯聚集在D区并建立了自己的组织，产生的影响好坏参半。他们基于集体共识制定了规章制度，选出了领导，聆听演讲，当然也安排吃喝拉撒。在暴乱早期，一名叫威廉·奎因的狱警因头部遭受重击而倒地身亡，躯体被肆意践踏，不过在此之后被劫持为人质的狱警都得到了善待。与此同时，也有至少两名囚犯被狱友QJ；有些对他们极为看不顺眼的狱警拳打脚踢；还有人将药房洗劫一空，想满足一下药瘾。
因此，对于一部分囚犯来说，恢复想象中的自由状态无异于梦魇，对于另一部分来说则是福祉。汤普森在书中写到，一个囚犯“惊异地看着大家互相拥抱，还看到有个人失声痛哭，因为他太久没有‘被允许接近他人’了”。另一个人已经22年没见过星空。
全美上下都在关注阿蒂卡的动静。囚犯们邀请了包括激进派辩护律师威廉·M.库斯勒和《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汤姆·威克（路易斯·法拉坎拒绝了邀请）在内的多名观察员来到监狱参与谈判。观察员实际上承担了调解人的角色，帮助传达囚犯的各类要求，如允许宗教信仰自由、不再审查邮件、提供更健康的饮食（“不要这么多猪肉”）和切实有效的医疗保障。
囚犯还要求时任纽约州州长纳尔逊·A.洛克菲勒亲自到现场进行谈判，然而洛克菲勒拒绝前往，而是在自己的家中发表了声明，带着居高临下的鄙夷口吻和天真的乐观主义精神宣称船到桥头自然直。
9月13日，纽约州警、国民警卫队和各类志愿军集结成队，发起强攻，对着监狱开枪扫射。在交火中共33名囚犯和9名（在奎因之后被挟持的）人质身亡。尸检报告显示，除了一个特例外，狱警都是死于枪伤，换言之，是被误伤而亡的。
从1975年汤姆·威克的《大限将至》到2011年克拉伦斯·B.琼斯的《起义》（还有其他的文献未列出），研究阿蒂卡事件的资料日益丰富。如果汤普森的《水中血》只是煞费苦心地重现1971年那一周所发生的事，那么它将是有关这一主题的资料中一个有决定性意义的补充。但是起义及镇压也只是这个故事的一半而非全部。
阿蒂卡起义之后，州政府多次召集专家调查组展开调查，对参与暴动的囚犯提出集体诉讼。州检察官指控囚犯被告犯下多项罪行，对起义被镇压后拷打、折磨囚犯的州警和狱警却不置一词，未曾提出任何指控。
州政府也无意安置在暴乱中身亡的狱警的遗孀，而是劝说这些一贫如洗的年轻母亲接受微薄的工伤赔款，放弃起诉赔偿的权利。
最终，双方都各退了一大步，州政府付给涉事的狱警和囚犯少量赔偿金。但是时至今日，州政府都拒绝承认自己的错误。最后一笔和解费于2005年发放。
虽然这本书厚度惊人，所描绘的灰暗图景令人不忍卒读，但是每次阅读看似陷入停滞时，又会有未曾预料到的深刻洞见召唤你再次拾起它。比如，有多少人曾想过假牙对于被监禁之人的重要意义呢？在政府夺回监狱控制权后，汤普森持续关注的是“被狱警和州警砸碎了的眼镜和假牙”。正如一位调查组成员所指出的，“这些事关基本的‘吃与看’的需求，因而‘涉及最基本的人权问题’”。
书中描绘了一个个活生生的恶人与英雄。就算有残暴的狱警和像洛克菲勒一样的政客散布谎言，声称是囚犯割断了人质的喉咙，还是有像法医约翰·艾德兰一样的勇士站出来，说出杀害人质的真正凶手，也有像华尔街律师马尔科姆·贝尔一样的正义之士不惜冒险，以特别检察官的身份揭发他的上司把起诉州警的案子压而不判的事实。
汤普森同情囚犯一方。在后记中，她指出阿蒂卡事件的后遗症直接导致了洛克菲勒的毒品法的颁布，而该法提供的刑期标准又导致监狱人口飞速增长，至今不减。汤普森也同样关注那些未经上岗培训又长时间超负荷工作的狱警，他们了解暴乱背后的深层原因。在阿蒂卡起义之后，狱警协会的主席杰瑞·乌尔夫呼吁建立更“安全更人性化的刑罚设施”，而不是固守“早已废弃的刑法理论的腐朽遗迹”。
然而，在1971年纽约州只有1.25万名囚犯，到2000年则涨到了近7.4万。其中无一人有投票权，不过他们依然可以选择罢工或暴动。而汤普森的成就在于，通过这本杰作，让我们理解了为什么偏偏是这一群囚犯起义，以及有多少人共同承担了这一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