羑里斋评史著(2)评《上学记》
一 笔者是不大看回忆性文字的，倒不是因为自大，一方面是由于回忆性文字对于回忆者和执笔者的能力要求太高，另一方面笔者自己记忆力本就谈不上多好，也就不太相信回忆性文字的真实性了。加之求学期间所见流水账式口述成果，实在难言有价值几多。但是一本《上学记》改变了我的固有观念。 《上学记》是由何兆武口述，文靖执笔完成的一部回忆录。何兆武老先生在书中记述了他从1921年到1949年的人生经历，因为以求学经历为主，故名《上学记》。上学记中对于作者在西南联大的生活进行了非常直观的描述，引起了大众的关注，本书也因此多次再版，笔者所读的是文靖于2016年修订后的版本，在该版中文靖又加入了新的注释，修订了一些错误，后续读者可选读这一版本。 笔者拿起本书阅读的初衷是纪念何老，何老于本年六月逝世，有感于前辈学人近年凋零之快，遂选此书一读聊表心意。不想捧书连读数日，感悟积于胸中难耐，故特作书评以记之。笔者私以为本书是一本不那么“历史”的历史作品，深觉其史料价值颇为重要，当然其他读者或许有不同于笔者的看法，但正如文靖所说，“看书如看人，你渴望什么，便看到什么”，笔者还是会从历史作品的角度去看待本书，请勿见怪。
本书与我平日所读之书最大的差别在于，它不仅有很多普适之价值，且人人都能从中读出自己的一番感悟，只要在读此书之时，莫怀平日读史之沉重心情，潜心体会，必然能有此感觉，尤其是如笔者一样开始或结束了一段求学经历的，更容易读到一些自己的想法。笔者将会结合本书价值和个人感悟，向未读此书者推荐读此书之必要，当然对于发现的问题，笔者还是坚持一贯态度，会一一指出，但这并不影响笔者推荐本书的基本态度。 二 在开始之前，笔者还想谈谈回忆录及其价值，以表明推荐本书的根本原因。首先需要辨明的是，回忆录从来都不等同于目前火热的口述史。回忆录在历史长河之中早已不是稀罕物，远至色诺芬的《长征记》，近有丘吉尔的一战、二战回忆录，都是回忆录的杰作，而口述史的产生则是近期的事情，国内的口述史就出现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直到近些年才逐渐赢得历史研究的关注。要说二者区别在哪，通俗一点解释，就如作者(以下作者都指口述者，《上学记》的作者就指何兆武)所言，“回忆录不是学术著作”，相反口述史的成果必须以学术著作的标准对待了。再具体点来说，回忆录只能作为史料的一种，而非史学研究的产物，因为它呈现给读者的是个人情感十分强烈的内容，这有违历史学科追求客观的目的，决不能将真实性作为其特点，从这一角度而言，它很不“历史”，但回忆录所具备的史料价值又是无可否认的，尽管从时效性考虑，笔者赞同李良玉的观点，应该将其视为二手史料而非一手史料（相对于而言，日记及大部分档案都属于一手史料），从这一角度而言它仍然是历史作品的一种。综上所述，笔者眼中的《上学记》就是一本很不“历史”的历史作品。搞清楚了两者的区别，就能反驳目前最常见的抨击本书不佳的观点——代表就是某人发刊称本书是“给大师泼脏水的口述臆想历史”，这实在是可笑至极，用学术著作的要求去谈论回忆录，无视作者的解读和回忆录的特性，此言论完全属于自话自说。 其次我们要明确回忆录的价值，笔者认为回忆录，尤其是由历史从业者记录或撰写的回忆录，至少有三方面的价值。一是作为记录历史的资料具有史料价值；二是作为经历者，甚至是历史研究者，其回忆录会有对历史的研究思考，具有为史学研究提供思路之价值（据此笔者认为历史学学者无论是否身居高位，都应该做回忆录，而阅历尚浅的史学工作者可辅助他人做回忆录增长经验）；三是具有个人反思之价值，具体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回忆者可以从本人经历中反思自我行为，另一方面读者可以对比个人行为与回忆者做法从而反思自我。以上价值在《上学记》中都有体现，故而笔者推荐本书。 最后我们要明确对待回忆录的态度。笔者从来没有否认回忆录缺乏真实性，读者在阅读回忆录过程中需敢于怀疑，比如笔者在读《上学记》过程中，对于作者主张的历史的两大特点就不完全信服，在今日，为失败者书写历史和为低层民众书写历史，虽然困难依旧，但绝非无法做到的；又比如作者对于人物的一些评价并不客观准确，这是连作者自己都承认的，像作者不赞同吴晗分条讲授历史，主张综合讲授历史的说法，笔者就不赞同分条讲述历史有其合理性在内，不能一棍子打死……质疑是没有错的，但错在无节制的归罪于作者和作品，无视作品价值，比如真正的历史就是要把人的精神写出来，《上学记》无愧于这一点。所以对待回忆录，读者应该敢于怀疑一切但不轻易否定，懂得重视一切但不视如珍宝。 三 《上学记》成为受人欢迎的佳作，应该说作者和记录者都有其功劳，以下分析也将从两者角度分别分析，尤其提醒读者绝不能忽视记录者的功劳，当然对于书中的瑕疵笔者也会指出。 从作者角度来讲，本书兼具回忆录的三大价值（见第二部分），故而价值颇高。 本书在记录作者二十八年经历的过程中，涉及到的近现代稀见史实众多。比如当时流传的俗语歌词“仁义礼智信，德谟克拉西”、“哥哥华盛顿，弟弟拿破仑”，反映北京城居民布局的“东富西贵，南贱北贫”等，对于研究现代中国社会文化，具有重要史料价值；作者指出“一二九”运动实际上包括四次大游行，1937年前很长一段时间日寇就经常大规模出入北平等史实，有助于改变传统的历史认知；当时国民党基层流传的“宋氏尚有一龄，同志仍须努力”，可以反映出国民党党性之低；作者所记的1948年民间实际上流通的货币和等价物，值得我们研究解放战争时期国统区经济状况时注意……其中笔者最感兴趣的史实，一是作者谈到了两位西南联大的外教温德和噶邦福的相关史实，让笔者注意到对民国外教群体的研究非常有限；二是作者所见早年的殷海光完全不同于在台时期，现在对于殷海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自由主义思想方面，对于其思想转变缺乏研究。 作者作为中国现当代历史学界的知名学者，对于自身经历的记述并没有局限于简单的讲述，还对亲历的历史有所思考，应当说是本书高于一般回忆录之处。比如作者作为亲历者，认为北洋政府与国民政府之间存在着众多区别，按理来说是我们能够想到的，但是长期以来的研究因为种种原因限制，往往将两者都放在对立面批判，只见其同不见其异，作者的思考是对史学界后见之明的反驳；提出了近现代湖南人才辈出的原因，学生民主斗争的中心先后在北京、昆明而非国家首府的原因，以及“二二八”运动爆发的原因；评价冯友兰为中国旧知识分子的典型，还认为对胡适、梁启超这类社会影响巨大的学者评价时要采取两重标准（解答了笔者评价胡适的困惑），笔者认为是比较合适的。作者在文中提到认可学习思考历史时做出一些遐想，笔者看到后深以为然，目前国内史学界处处拘泥于成规，学者不敢大胆假设，笔者认为多少是在历史研究中缺乏想象导致的。 此外，作者还对自己的经历有一些个人的反思，读者读完也会觉得很有意思。比如作者结合自己求学过程中借书还书的经历，提出了图书馆不能成了藏珍楼的观点，笔者心服首肯，限制书籍流通还不如充分发挥其作用，我们不能因噎废食；又比如作者通过回忆，觉得罗斯福“四大自由”演讲对于自己的影响很大（特别是免于缺匮的自由和免于恐怖的自由这两个）；作者认为学术上不应该论资排辈，否则无法进步，而且超越前人必先认识到其不足，后辈不能束手束脚，这些都是目前学术界积弊，笔者选择写书评来表达自己对于学术观点的态度，一方面的原因也是这种形势下迫不得已的。 读完本书，要说对作者的言论不认同居多的，也只有一个方面，那就是作者谈论政治的观点。总体上来看，何老作为“生在白旗下，长在白旗下”的一代，政治上的很多看法不大成熟，比如他认为淞沪会战划不来等等。不过笔者觉得，在这些方面存在一些直率的异议也没有害处，但是对应的回忆内容是否公开还是要由政府和研究机构共同协商决定，以免误导对相关内容了解不深的读者，当然由专业学者做注释也是一种好的方式。 从记录者角度来看，本书记录者文靖在完成本书过程中居功至伟，记述此段历史属实不易，不过记录者似乎未能完全站到历史学角度去引导回忆者回忆，有些地方做的也不够完善，这些都是需要指出的。一方面记录者遵守了回忆录的要求，比如尊重口语习惯（在口语中使用北京而非北平），尽可能完善需要注释的内容（比如对冯友兰、吕荧等人错误生平的考辨工作）等。另一方面，本书内容和注释中还有很多需要修改的地方，如第43页处注释作者自以为纠正了何老错误的记忆，以为电影《倾国倾城》应该是《埃及艳后》，其实不然，《倾国倾城》是《埃及艳后》的香港版译名，何老并没有记错；第205页应该是指唐吉诃德，但写成了吉诃德，不知是印刷缘故还是记述错误，笔者以为应该使用通用翻译……还有一些应该注释和考究的地方，在此不再一一赘述。其实记录者早就说明本回忆录完成过程是非常轻松随意的，但原谅笔者对于这本出色作品的“苛责”之心。 四 笔者在书中一些微小的细节处常常联想到自己，像作者刚开始学习英语时“每天只背七个生词，算是及格，可以免打”，作者还认为读《格列佛游记》的英文范本有助于英语学习，因为英文小说不是英美人写的会比较好读，这些学习英语的方法就让笔者思考自己应该怎样学习英语；作者小时候还好看传统武侠小说、笔记小说，来开拓自己的眼界，这和笔者小时候培养对语文的兴趣时的经历颇像；作者希望一些阅历丰富的老教师能够留下回忆录，自己也树立表率作用，这让笔者突发奇想，自己能不能在三十岁前后协助一老先生做成一回忆录等等，这种映射自我，反思自我的感受，就是这本回忆录的魅力所在。惭愧的是，何老先生作为著名翻译大师，国内思想史领头人，诸多历史理论在国内的引入者，笔者的老前辈，笔者在老先生逝世前才对先生的成就有所耳闻，实在是不应该，但看到老先生一句话，笔者还是卸下了这种负担，何老称：“我从来不打算做专家或学者，只想能旁观世界和人生就满足了。”或许在读完本书后，消去一两分追名逐利之心，老先生更加开心吧。
本书止于四九年，葛兆光于序中深表遗憾，认为后半生才是何老研究生涯的开端(学界中人关注之处其实是不同于外行人的，有人就此称“葛兆光何知何兆武？”，实在是惹人发笑)，不过就上学这一阶段而言，本书没有什么遗憾可言，而葛老师所言之遗憾，在《上班记》出版后，亦可得以弥补。至于大众所关注的《上班记》，我目前倒是不大感兴趣，一方面读完之后可预计的是还没有那么多感悟可言（笔者年齿不足之故），另一方面还是如我所言，部分回忆录的受众还是应该有所限制的，毕竟这年头拿着鸡毛当令箭的事情，已经不少见了。不过十数二十年后，笔者还是希望自己有机会，也有能力去读一读《上班记》。 碎碎念念许多，或许都不甚重要，只需要知道，一个爱美、随性的“洋气”老人，逝于夏之将至，留名于清水之上。 参考文献： 李良玉：《回忆录及其对于史学研究的价值》，《社会科学研究》2004年第1期。 朱志敏：《现代口述史的产生及相关几个概念的辨析》，《史学史研究》2007年第2期。 廖久明：《回忆录的定义、价值及使用态度与方法》，《当代文坛》2018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