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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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阿塔利认为噪音和音乐是统一而相对的概念，噪音代表了暴力，音乐则是对噪音的引导和秩序化。阿塔利将音乐传播的历史分为牺牲阶段、再现阶段、还有重复阶段，他由此展望的未来的可能性，也就是创作阶段。

在牺牲阶段，音乐作用于宗教仪式，并没有增加社会的财富。在第二个再现阶段，商业化的音乐兴起，音乐表演者们让所在乐团增加了资本积累，作曲家们的著作权却得不到保护。由于保留曲目增多，过往曲目被挖掘，再加上再现在利益链条上优越于创作，产生了作曲家在经济上难以为继的状况。第三是重复阶段，录音技术从储存再现逐渐演变为复制音乐，从展示权力者声音转为音乐的机械复制。唱片也让音乐家得到一定的权益。但是后工业化社会的商业开始盲目制造需求，反之音乐的供应处于萎靡，需求扩张会通过销量排行令差异性的价值萎缩，因此，作者阿塔利不光对音乐的这个阶段甚至对整个后工业化社会都采取了批判态度。第四是作者憧憬的音乐的未来，也就是创作的阶段。在这个阶段，音乐创作者追求自娱以娱人，追求创作与演奏、身体与内心的合一，但这一切需要配合整个社会的变革。

阿塔利的理论并不是完善的。比如任何粗通音乐史的人都会发现，按照他在书中的举例和阐述，前三个阶段几乎是难以按时间准确划分的。他将乐理和作曲理论相对社会发展作出类比和指涉，这些内容有时也不够贴切，甚至会出现音乐史知识上的明显错误。比如他认为即兴音乐和第二阶段再现阶段是对立的，他似乎不知道即兴演奏最辉煌的时代，恰好出现在他所说的再现阶段。

但是，这并不能抹杀这本书的价值。因为他用了一种非常宽广的视野来看待人和音乐之间的关系。首先，作者将严肃音乐和流行音乐同时纳入自己的理论，这是很有魄力的。其次，他用左翼经济学原理解释音乐的历史，更能发现音乐事业面临的问题：音乐传播如果只依靠市场调节自生自灭，很可能就要毁灭了。因为文化事业具有艺术和商业的双重性质，二者相互交织，并不能简单用“市场的归市场，艺术的归艺术”来处理。总体来说，作者的理论虽然还有修正的空间，但只要有后继者愿意继续完善和修正他的理论，那么一部“音乐的资本论”可能会就此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