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tae】《六朝文明》与历史观
三国时代恐怕是普通人和业余历史爱好者最喜爱的时代之一。然而，人们耳熟能详的桃园结义、三英战吕布、官渡之战、赤壁大战，无论它们是史实抑或传说，都很难划归那种严格的【三国时代】——因为这些事件发生的时候汉献帝（甚至汉灵帝）仍然在位，按理，我们应当称之为【东汉末年】或【汉末】。因其群雄并起、割据四方，才在刺杀、征伐、逃亡之中激发了关乎成败兴亡的抉择，构成了那些故事传唱千年的最佳要素。若从公元184年黄巾起义算起，到公元220年曹丕篡汉称帝，已经过去了36年。最引人入胜的三国故事，大都是在这36年中发生的。也就是说，多数人眼中所谓的三国，大体上乃是东汉末年之事；魏蜀吴三国真正成立以后的事情，却较少走进大众的视野。毫无疑问，我们对历史的认知存在着某种不协调、不一致。
事件本身不会不协调。只有当人将事件看在眼中、听在耳中、记在心中，作为思考的材料，变成论说的源泉，以及出现某种缺场、丢失、空白的时候，它们才会在不同个体的心灵中冲撞、分岔。假若乘坐时光机回到公元190年，询问曹操他是何种人，在他正确理解了我们这个问题含义的情况下，可以料想的答案应是”汉人“。问题恰在于，他真的可以如我们所设想的那样理解这个问题的含义吗？秦、汉分别是一个朝代名称还是一个国名？汉人意味着地理区域还是血统继承或文化继承原则？对于曹操来说，这三者之间有区别吗？意识到曹操观看世界的方式与我们不同只是一个开始，难的是如何理解、把握这个不同。
《我们必须给历史分期吗？》指出，在考察欧洲的古代-中世纪-近代三阶段分期时，我们很容易发现不同领域的变迁时点总是有先有后、各不相同。无论你选择何种时间点作为惊天变革的开端、崭新时代的起始，总是会有着某些具体领域纹丝不动、波澜不起，不仅和几十年前没什么区别、还要到几十年后才稍微有点动静。反过来说，如果完全无法概括一个时段的关键特征，我们也就无法将一个时段对象化、概念化。简言之，我们将无法谈论历史。因此至少一种模糊且实用主义的分期原则是历史所必须的。同时，历史研究者要反复超越这些时期划分。要达成此种目的，必须摆脱文献学的单一视角，因文献本身已是眼睛所见之物了。长时段理论强调宏观结构，就在于它并不为历史中的人直接看到、直接处理；通过物质遗存来获取不被看见、视若无睹之物，亦是一条可行路径。这恐怕亦是当代史学中社会史、心态史、日常生活研究等取向兴起，以及历史研究者广泛采借人类学、考古学、历史比较语言学方法的来由。
唐史大家陈寅恪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强调了北齐礼制在隋唐制度中的重要性（近因齐隋，远祖汉魏）。隋唐制度最为引人注目的当属源自西魏（北周）的府兵制，这是初唐强大军事力量的制度基础，自然是民族自豪感的重要源泉。但是，从（东魏）北齐曲折绵延传下的北方礼制，构成了更为重要的文化力量，极大影响了北方政权的礼仪、建筑、刑律等各个方面。通过对礼制这一文化中最显见因素的分析，陈寅恪理清了北方“民族融合”过程汇拢归一、重入汉家的来龙去脉。80年转瞬即逝，陈寅恪的唐史研究已经构成了20世纪唐研究最为重要的一部分。改革开放以后，我国考古成果层出不穷、大有可观，完全足以引为补充、修正。《六朝文明》对20世纪中国的魏晋南北朝考古成果做了精当、融贯的论述，刻画出尤其是南北朝时期的物质文化在时间上的连续与断裂、在空间上的差异与融合，蔚为大观、十分精彩，想必亦能使中国中古史研究如虎添翼、更上层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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