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子来了，鬼子走了，什么留下了？

杨奎松的随笔集，收录了在《财新周刊》文化版上前前后后发表的文章，笔力强劲，值得一读。

题目取自姜文的电影，但此“鬼子”说的并非只是日本鬼子，而是泛指“洋鬼子”，其含义就是在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和费正清的“冲击-回应”说的框架下，对近现代中国在西方叩门后左奔右突地摸索现代化道路这一过程的贴切隐喻。就像书中写的，“鬼子来了，天下不再，旧符未去，新桃竞发，旧朝代遭遇新世界”。全书的主题，大约就是如何看待中国这一二百年的现代化历史进程，以及文明冲击下中国社会的复杂面相。

对电影《鬼子来了》的批评，大多是责难其不够“主旋律”，那些愚昧、自私、短视、胸无大义的农民，以及居然有人性的日本兵，都有悖于主流的家国叙事和民族感情。但事实上，比起浪漫的宣传话语，姜文才是真正现实主义，爱乡不爱国，是农业社会中司空见惯的现象。鸦片战争时，不少民众帮从、迎接外国联军，抗战胜利前一年，豫西部分地区民众趁机围攻溃退的中央军，还有人公开上街打旗欢迎日军。城头变幻大王旗，主子姓什么，跟底层人民的生活境遇没有什么必然的关联。天意昭昭、五德始终、江山人民，政治合法性只有在填饱肚子的前提下才发挥作用。

有一篇辨析了“启蒙”这个概念，认为欧洲的启蒙强调的是照亮中世纪的黑暗，着眼于批判专制制度，具有人民主权观点。而且要求一种言论自由的宽松氛围，主张一种自由和思想宽容的精神。而中国的启蒙（以新文化运动为代表）强调的是对国民和人性的强势话语批判，充满“改造人”的导师心态，在形态和气质上还是有很大差别的。

全书的主体部分围绕着“民族主义”来展开。欧美的民族主义至少经历过三四个浪潮：最初（美洲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强调的是基于国民主权意识的国家政治认同，而非基于族群属性的文化认同；18世纪的欧洲民族主义，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并重；19世纪下半期到20世纪初，群众性民族主义兴起，开始强调文化认同，“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种族民族主义倾向。中国的启蒙思想在20世纪初才开始接触到欧美思想，因此文化（种族）民族主义成为流行，强调个人服从国家，将nation一词中“人民主权”的含义放下，选取了“民族”的内涵，转向民族革命而去。

中国没有走上英法美那样的民族国家建设之路，反而走上了近似19世纪德国那样一种建国之路，某种程度上要“拜日本军国主义者当年的狂妄无知所赐”。抗日战争是中国开始走上建立现代化国家道路的枢纽，因为第一次波及和动员了占比达到90%以上的农村人口，激发了家国观念和民族意识。

书里还提到了大一统与自治，这也是一个让人纠结的难题。大，是中国之福，也是中国之祸。因为大，近代中国躲过了被强行吞并或彻底瓜分的命运；也因为大，原本就民族混杂交融、无法形成单一民族国家，政治认同（人民主权和国民权利的诉求）进一步刺激并扩大其内部各种利益群体之间的张力。近代时地方自治运动兴起，学习美国建立联邦制成为风潮（包括梁启超、孙中山）。但当他们真的站在了中央政府的立场上，没有谁会真正主张联邦制，都呼吁建立大一统的强力国家，来避免亡国灭种的危险。对大一统的执念，或许根源于渺小人类仓皇无措的强力崇拜，这种具有高度“前现代”色彩的集体主义意识形态在以个人权利为合法性基础的当代社会中面临着巨大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