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基雅维利的“老实”

“关于我的忠诚老实，应该没有疑问，因为我一直保持忠诚老实，我现在不会改变它。像我一个四十三年来一向是忠诚老实和善良的人，是不能够改变他的性质的；而且我贫穷，就是我为人忠诚老实和善良的证据。”——马基雅维利

1512年，四十三岁的马基雅维利在对自己做人格鉴定时，写下了如上的话。作为一个备受訾议的思想家，马基雅维利承受的恶名要多于赞扬，后世任何君主或最高统治者（overlord）无论于马基雅维利有多少“戚戚之心”，或是藏着掖着渴读揣摩《君主论》，却没有一个人愿意爽快的承认：我是个马基雅维利主义者。马基雅维利主义，连同马基雅维利主义者，都成了邪恶的代名词。尽管仕途多有不顺，但是在16世纪的意大利，马基雅维利的公众认同度还是很高的。29岁即能进入最高行政机关——执政团，建制新军，收复皮萨，及至后来《曼陀罗华》的大受欢迎，都说明了马基雅维利的“能力”以及当时人对他的倾心。

有如看马基雅维利那著名的“微笑”，当时人看感觉可能是“幼师”（借用《蛙》中埃斯库罗斯对亚西比德的描写），人们对他可能会有一丝宠爱的放纵；而我们今天看，固然可以看出其在坏笑，可以理解成是一个顽皮的孩子的狡黠的笑容，但更多人会视为“狐狸的微笑”。

为什么这之中会出现如此巨大的认同差异？当然，最简单的可以用时代的变迁来解释，毕竟，当时人看到马基雅维利为他们谋得了实实在在的利益，而我们今天看不到利益，只看到他谋取利益或是建议谋取利益的手段。不过，这并不可以用来解释一切，因为我们都知道，爱国主义总是会赢得人们千秋万代的敬意，马基雅维利既然为自己国家的君主着想，为自己国家的统一奔走，为自己国家的人民谋取利益，当然也可以用一个“爱国主义”来称赞他，但人们就是不愿意这样做。问题出在哪里？就像以上马基雅维利的自我鉴定——诚实宣言书，他对自我的认同也与外界对他的认同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当时估计也有不少人非议他，否则他不会做出这样的自我辩护。

个人觉得，问题还是出在“政治”与“道德”的纷争不休上。马克思赞扬马基雅维利说他将政治从道德中拯救了出来，揭露了政治的原始本质，而不再是中世纪以来笼罩着神学面纱、背负着道德重枷、欲说还休的遮羞物。作为现实主义者的马基雅维利，确实有如其在《君主论》中所展现的那样，他追求利益，只求能力，不重道德，如他选择凶残的西班牙人唐未凯莱托任国民军首领；在评价阿加托克雷时，他说“他野蛮残忍和不人道，以及不可胜数的恶劣行为，不允许他跻身于大名鼎鼎的最卓越的人物之列”，但是前面他又说“如果考虑到阿加托克雷出入危殆之境的能力和忍受困难、克服困难的大勇，我们就觉得没有理由认为他比任何一个最卓越的将领逊色”。很明显，马基雅维利不是不讲道德，他很清楚道德，但是他降低了道德的高度，他不认为一个人能力和道德可以达到完美的和谐，如果有的话，他必然会指出那个人只是“显得”道德高尚罢了。在马基雅维利看来，道德是宗教的产物，道德管辖的领域应该是人的内心，不应该卷入世俗事务中，就像他反感教廷对意大利事务的介入，教廷本应专注于“上帝”，而不应该降临到凯撒的世俗之国中。而政治，不仅可以堂而皇之的拿来说事，更是一门“技艺”。如谈到君主关于军事方面的责任时，马基雅维利认为君主应该将“战争、军事制度和训练”作为“应有的惟一的专业”。他认为“亡国的头一个原因就是忽视这种专业，而赢得一个国家的原因，就是因为精通这门专业”。在这里，我们看到君主研习政治，成为一门安身立命的“技艺”，只在于是否“精通”，而完全与抽象的道德无关。

说到这，我想对马基雅维利的形象认同差异可以得出一个合理的解释。马基雅维利自认“老实”，那是在撇开了自己的从政经历，撇开了“技艺”之后，仅就道德领域而言，“一直保持忠诚老实”不仅使他“显得”忠诚老实，也确实表明了他的忠诚老实。而我们后人在看他的自我鉴定时，还是存着提防之心去看的，提防他“狐狸的微笑”，我们还是没有将道德与政治完全分开来。在这样一个基础问题上认知的不同，导致了马基雅维利的形象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