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鲁士的缓慢死亡

作为对德国屡次挑起战争并造成巨大损失与创伤的“惩罚”之一，有“一支军队拥有一个国家”之称的普鲁士被视为德国军国主义和侵略思想的源头，在二战后遭到彻底清算，扫进了历史的角落，不但名字被视为禁忌，东进运动以来近千年的成果也毁于一旦，成千上万人失去了故乡。本作所指的“传说”便是这类将普鲁士视为“万恶之源”的误解，立意也很明确，即剥离掉公众长期以来的误读与偏见，还原对普鲁士国家和历史的认识。其核心观点在于，这片土地不但原本与德意志人毫无关系，普鲁士国家的形成、由其完成德意志民族的统一都是人工化而非天然的结果，过程中充斥着各种不可控的偶然与意外，不存在什么必然性。更重要的是，尽管普鲁士主导了德国的建立，但两者利益和目标所在并不一致——帝国诞生已经令普鲁士抵达了力所不逮的终点，却远不能满足德国的雄心壮志。甚至可以认为，只要普鲁士的利益在德国还有分量，便可以成为德国的“刹车”，然而随着普鲁士的消亡，俾斯麦下台后便再也没有力量可以让德国停下来了。至于普鲁士和第三帝国的区别则更加显而易见：前者是奉行宽容种族、民族政策的法治国家，政治作风理性务实，后者却截然相反，而“其狂妄自大的征服构想若能与德国历史产生任何瓜葛的话，那么其连接点不在普鲁士，而是在奥地利”。

普鲁士之名源自被条顿骑士团血腥征服、同化消亡的波罗的民族普鲁士人。成立于阿卡的骑士团鸠占鹊巢建立起宗教共和国，被引入的日耳曼人在与当地人融合过程中，形成了新的普鲁士人认同，所谓“征服者采用了被征服者的名字”。而哥尼斯堡之所以会与神圣罗马帝国边陲的勃兰登堡扯上关联，仅仅由于第37任大团长阿尔布雷希特来自霍亨索伦家族（且该家族在十五世纪初才来到勃兰登堡）。在宗教改革时代，阿尔布雷希特改宗并将骑士团世俗化，摇身一变成为普鲁士公爵。经过三百年兴衰荣辱，此时的骑士团国只是波兰的一块附庸，公国也不得不继续臣服效忠。而在接下来一系列的家族联姻、共同受封和继承限制操作，以及阿尔布雷希特与整个霍亨索伦幼支接连绝嗣后，继承权转入了家族长支即选帝侯一脉。从约翰·西吉斯蒙德（其妻安娜为阿尔布雷希特的长孙女）开始，勃兰登堡边疆伯爵与普鲁士公爵两个头衔归于一人，“勃兰登堡-普鲁士”由此形成。

作者掠过此后的世系传递，只记录了一些声名显赫的名字和重要的节点，像是摆脱了波兰宗主权的大选侯腓特烈·威廉，或是无论如何总算实现称王的腓特烈一世（为了绕过神圣罗马帝国的法统，同时考虑到波兰对西普鲁士地区的所有权，称号还只是“在普鲁士的国王”），特别是将下辖领地连成整体并真正凝聚为一个国家的腓特烈二世（第一次瓜分波兰后将西普鲁士收入囊中，终于可以改称“普鲁士国王”）。从三十年战争到启蒙时代，普鲁士大多都以“无论欧陆发生了什么事情，都不会与普鲁士无关”的准则，积极参与到奥法俄瑞等国的争端与战事中，并逐渐形成了“开明专制”、“军国主义”等特征，作为“理性国家”成为启蒙运动、国家利益至上原则、君主专制全盛期的产物和具象，硬是挤进列强俱乐部。腓特烈二世通过“肆无忌惮的权力政治”打劫奥地利和波兰，得到了西里西亚、西普鲁士的丰厚回报。继任的腓特烈·威廉二世对波兰再次出手，掠得所谓“南普鲁士”和“新普鲁士”，增加的领土和人口之多简直将普鲁士变成了一个半波兰国家。作者将这一耸人听闻的发迹过程称为特定历史时期内的“一种幸运”，充满即兴意味，甚至不乏孤注一掷的赌博性质。而无论是“军国主义”还是领土扩张政策，在当时的欧洲都是颇为通行的务实选择，贫穷弱小的普鲁士只是最为激进和极致的。普鲁士军队非但没有影响国家决策的意图，反倒由于国家围绕提高军队作战能力制定财政、经济与人口政策，出现了宽容开放的宗教和民族政策。古典普鲁士这种无关民族宗教，抽象的、纯粹的国家概念与启蒙时代的理性主义精神完全协调一致，也与俾斯麦时代及之后的做法截然相反。

拿破仑战争时期，试图保持中立而不得的普鲁士不干不脆的加入反法联盟，一面在多轮对法战争中遭受重挫割地赔款，一面在大灾大难蒙羞受辱后尝试内部改革。随着拿破仑光环的熄灭，普鲁士绝境重生，存在各种问题的改革也偃旗息鼓，但不容忽视的是，改革唤起了公民的爱国和民族情感，而且是德意志民族主义——因为本就没有什么“普鲁士民族”。在分配战后利益的维也纳会议上，普鲁士虽然位列五大强权之一，但不难看出排名第五，也不得不继续扮演二流角色。作为对只能继续保留西普鲁士和波森两块波兰领土的补偿，普鲁士得到莱茵兰、威斯特伐利亚、一部分萨克森和西波美拉尼亚，并在新成立的德意志邦联中担任副主席。维也纳体系中的普鲁士结盟俄奥，拥抱欧洲均势政策，甘居“三只黑鹰”中的第三和邦联中“永远的老二”地位，从进步好战变成保守和平，甚至打算成为一个基督国家，直到席卷全欧的1848年革命颠覆了均势（同盟则在克里米亚战争彻底摧毁了俄奥关系之后分崩离析）。被法国大革命唤醒又随着拿破仑战争传播的民族主义、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潮及力量成为保守联盟对抗的对象，但对（再次变成一个主要由德意志人组成且领土割裂不相连的国家的）普鲁士而言一体两面的是，德意志民族运动既危险也充满机会。比如腓特烈·威廉四世曾希望与奥地利一起“提升和荣耀我们尊贵的德意志祖国”，也进行过将邦联改造为联邦国家或自立门户组建“德意志联盟”的尝试——当然他想要的统一是反动而非革命的，并且都在奥地利的或不作为或激烈反对下作罢。

平定革命之后，奥地利和普鲁士都争相试图将民族主义运动的力量为己所用，双方大小德意志方案的分歧无需赘述，但无论是发生在德意志国家之间的战争还是普鲁士主导统一、奥地利成为外国，在发生之前都无人能够预料。俾斯麦非但不是德意志民族主义者反而是纯粹的普鲁士人，从围绕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与丹麦开战，到借荷尔斯泰因问题激怒并击败奥地利，再到吞并和组建北德意志邦联的一系列惊人外交动作都没有脱离他的政治掌控，但因西班牙王位继承问题引发法国怒火和战争，以及后续发展则更像是一场“即兴创作”：由于普法战争激发了双方（源自拿破仑战争时期的）民族主义狂潮和彼此仇恨，为了应对法国可能到来的复仇，需要兼并阿尔萨斯-洛林，进而需要稳定忠诚的南德地区。简单的方式是扩大邦联涵盖范围，但邦联的扩大只能带来一个松散联盟，用“帝国”与“皇帝”来包装“德意志资产阶级民族国家”则堪称绝妙，可以令民主派、诸侯和百姓们都心满意足，“即便这意味着削弱普鲁士的超强地位，以及给到处熊熊燃烧起来的德意志民族主义火上加油”。可以说是俾斯麦的“过度成功”促成普鲁士这样一个缺乏历史光环的理性国家“被迫”统一德国重拾帝制，而他却“不完全清楚自己做出了什么事情”。“普鲁士在德国而德国在欧洲变成了霸主”，同时普鲁士也“成了间接属国”，逐渐丧失独立性和存在价值。说到底，普鲁士国家理念与德意志民族理念并不相容，且前者很快让位给后者。在大多数德国人看来，帝国满足了他们对于民族国家和普世权威的想象，完成使命的普鲁士则已经不合时宜、可以功成身退了（并反以自视为国家支柱的老普鲁士地区为甚，毕竟普鲁士只是一个纯粹的、人工的国家，没有天然的身份认同），这是一场“国家意识上的革命”。

尽管此后普鲁士仍虚无缥缈的继续存在于德国内部75年，但两者的轨迹非但不重合甚至截然不同：德国欣欣向荣日益强大，普鲁士却地位下降溶解消亡，普鲁士地区的蓬勃发展也与普鲁士不再具有关系。在作者看来，无论是俾斯麦下台，还是一战后君主政体的覆灭，无论是普鲁士地方政府的废止还是改组，都只是普鲁士进一步消失的证明。真正朔源起来，恰恰是德意志帝国的建立斩断了普鲁士的命脉：统一德国既是普鲁士的伟大胜利，也是普鲁士走向终结的开端，对于认为称帝是“向普鲁士告别”的威廉一世而言更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