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日巨塔》2021年英文新版前言
文/劳伦斯·赖特
就在那天早上，我开始了我的“9·11”报道。曼哈顿的电话断线了，所以我给《纽约客》的编辑大卫·雷姆尼克发了一封电子邮件，说“让我去工作”。那天下午，当电话重新恢复使用后，雷姆尼克在一次电话会议上与十二位同事通了话。我们分散在全国各地，许多人在执行其他任务。大卫让我们收集那些生活因此事件而改变的人们的故事。他会把它们融合在一起编成一个故事。
我与柯克·克耶尔森取得了联系，他是一家名为Risk Waters Group的金融组织的年轻记者。9月11日，他本应报道该组织在世贸中心举行的一次会议。克耶尔森在地铁上睡着了，错过了站台，所以他跑上自动扶梯去电梯间时已经迟到了。他被告知有一部直达78层的快速电梯，在那里他将换乘另一部电梯到达世贸餐厅，世贸餐厅位于106层，这座曾是世界上最高建筑的顶峰。
那是上午8点44分，当一名服务员为一对准备参加同一会议的夫妇按着电梯门时，克耶尔森焦急地等待着。如果电梯门关闭，电梯开始上升，那么至少有200人会被困在世贸中心两座塔楼的198部电梯中，克耶尔森也必死无疑。这些电梯井成了从破碎的飞机中喷出的燃料的集油槽。当电缆断裂时，乘客们要么被焚毁，要么被撞死。但柯克·克耶尔森的生命却因这对夫妇不慌不忙地穿过大厅而幸免于难。就在那名女士步入电梯时，克耶尔森注意到她脚踝上有一个玫瑰文身。然后，大楼摇晃起来。
“电梯像绳子上的溜溜球一样上下跳动，” 克耶尔森告诉我，“没有人尖叫，也没有人惊慌失措。电梯门被卡在大约四分之三的地方。电梯操作员说：‘那是什么鬼东西？’我还以为大楼里有炸弹爆炸了。”他走进大厅。中庭里弥漫着浓烟。他注意到地板上有混凝土碎片。“有一块闹钟大小的碎片，然后我转过身，还有一块书桌大小的。”他看到一扇门通向户外；他以为是个出口，但它通向一个封闭的露台。几十双高跟鞋、便士乐福鞋和商务鞋散落在各处，还有行李和他意识到的人体躯干。“人们在下跃……他们在下坠的过程中拼命挥舞着四肢。我可能看过一百万部电影，电影里的人在下坠，都是精心设计过的，但眼前的这一切真的很凶险。看起来就像旅鼠，人们排着队往下掉，太多人在下坠。然后有什么东西正落在我身旁，我回到了室内。”
一个没有皮肤的男人。“他身上到处都是白色粉末。看起来像个幽灵。当我从他身边快速走过时，他做了两次像‘哈哈’一样的短呼吸，然后就像周围的混凝土一样陷入无声。” 克耶尔森跟随人群穿过T台。当他走到户外时，他抬头看到了第二架飞机。柯克·克耶尔森从世贸中心到他皇后区公寓的旅程成了《纽约客》故事的结尾，也成了《末日巨塔》一书中对于那一天某些描述和感觉的消息来源。也正是这个故事让我意识到，我将不得不奉献一生的大部分时间去理解为什么会发生这一切。
那些日子的情绪依然难以表达。在两天对克耶尔森的采访中，我一边写一边哭，充满了愤怒、悲伤和一阵阵麻木的绝望。但我和我这一代的许多人都有一种感觉，那就是我们的国家必须再次坚守信念。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过得很轻松，自冷战结束以来没有受到任何挑战。我们没有经历过世界大战、经济萧条、瘟疫和革命。但现在我们的国家受到了攻击，轮到我们再次证明美国是世界上一股向善的力量。
这种感觉很快就崩解了。这个受伤的国家陷入混乱和不团结，跌跌撞撞地卷入了一场不必要的战争，并且在密室里折磨着嫌犯。
我开始仔细阅读网上流传的讣告，寻找那些有代表性的人物，他们的生活将推动故事的发展。在《华盛顿邮报》的网站上，我发现有人提到约翰·奥尼尔，他曾是美国联邦调查局纽约办事处的反恐负责人，该办事处发布了对奥萨玛·本·拉登和基地组织的通缉令。他因为将机密信息带出办事处而被开除，之后在世贸中心担任安全主管。他没有拿下本·拉登，反而是本·拉登拿下了他。奥尼尔的故事将带我们进入美国情报系统的秘密领域，揭示了我们如何以及为什么未能阻止袭击美国的阴谋。
在我追踪这个故事的过程中，始终萦绕着一种令人不安的个人经历。1998年，“9·11”事件前三年，我合作编剧的一部电影《全面围攻》上映了。我在剧本中提出的问题是，如果恐怖分子袭击美国，会发生什么？事实上，基地组织已在当年8月轰炸了美国驻东非的两个大使馆，造成224人死亡。同月又发生了另一起爆炸事件。1998年8月25日，一枚炸弹在南非开普敦的一家星球好莱坞餐厅爆炸。两名英国游客遇害。一个小女孩失去了一条腿。一个伊斯兰激进组织声称对此负责，称他们因为《全面围攻》的预告片而被激采取了行动。他们之所以袭击星球好莱坞餐厅，是因为影片中的演员布鲁斯·威利斯是餐厅的股东之一。当这部电影在那年11月上映时，遭到了部分穆斯林的抗议，他们觉得自己被好莱坞刻板化了。影片票房惨淡。“9·11”之后，它成了美国被租看最多的电影。
《全面围攻》的情节揭示了FBI和CIA之间赤裸裸的对立。当时，他们正在为掌控美国境内的恐怖主义而争斗。影片中，丹泽尔·华盛顿担任了约翰·奥尼尔的职务。中情局的代表是安妮特·贝宁。在影片中，他们学会用合作来阻止袭击。我想这就是人们租看《全面围攻》的原因：它有一个充满希望的结局。现实生活中，这并没有发生。时至今日，我相信，如果两个机构合作的话，“9·11”是可以被制止的。
2002年2月，也就是袭击发生五个月后，我签了一份合同，计划写一本书，是“对2001年9月11日事件的全面叙述”。我被要求在第二年2月交出一半的书稿。我在合同上划掉了2月，改为3月。我和出版商对我们要面对的处境一无所知。五年后，我交出了完成的手稿。
那些年是我一生中最孤独也最激动人心的时光。我第一次去埃及写艾曼·扎瓦希里，当时他在西方几乎完全不为人所知。他的亲戚和同事称他是本·拉登背后的智囊。三十年前，我在开罗的美国大学教英语。扎瓦希里比我小四岁，和我在那里教的学生年龄差不多。当时，他正在开罗大学学医。他的一生将显示出我们对手的决心。扎瓦希里在十五岁时建立了一个地下组织以推翻埃及政府。
本·拉登是我必须采写的人物，但沙特人不允许我以记者身份入境。最后，我在本·拉登家乡吉达的一家英文报纸《沙特公报》找到了一份指导年轻记者的工作。作为一名外籍劳工，我会比作为一名记者拥有更多的自由，而我指导的年轻记者正是了解他们神经质和压抑社会的宝贵线人。
贾迈勒·哈利法是本·拉登最亲密的朋友。他也成了我的朋友，这让我与恐怖分子头目有了意想不到的共同点。贾迈勒除了是一位开朗而有见地的消息来源外，还帮我采访了他四位妻子中的一位，后者是本·拉登最喜欢的妹妹。贾迈勒于2007年在马达加斯加被谋杀，他在那里拥有一座宝石矿。杀手只拿走了他的电脑硬盘，留下了钱和宝石，这使他的家人相信他是被美国特种部队杀害的。另一位朋友和重要消息来源是记者贾迈勒·卡舒吉，他记录了本·拉登在阿富汗的经历，并在“9·11”事件后公开谴责他。2018年，他被沙特特工杀害，据称是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王子的指示下。这两个人是宝贵的消息来源，提供了有关本·拉登及其圈子的洞见和私密细节。
我很少感受到危险，尽管就在我签写书合同时，《华尔街日报》的记者丹尼尔·珀尔在巴基斯坦被绑架了。他被斩首，显然是策划“9·11”袭击的基地组织成员哈立德·谢赫·穆罕默德所为。我一直怀有一种天真的假设，认为记者享有某种豁免权，自那以后这一幻觉就被世界范围内众多勇敢的同行们的死亡所驱散，他们来自试图理解这一新的野蛮时代的更紧密的记者共同体。
然而，还是有身体上的代价。我的背部受伤了，没完没了的前往中东或南亚的飞行加重了我的痛苦。我开始携带那种可以坐在上面的大的充气健身球。我第一次去喀土穆时，随身携带着健身球，1992年至1996年间本·拉登将基地组织迁往该地。有一天，当我听到敲门声时，它派上了用场。我一直在发展的一名苏丹情报人员给我带来了一个据说是基地组织成员的家伙。我给了他唯一一把椅子。情报人员躺在床上，马上就睡着了。我则坐在健身球上。
这个新消息来源是一个快活的家伙，当他说到一些趣事时，总是会拍拍膝盖。例如，当本·拉登第一次向他透露打算成立一个恐怖组织，为伊斯兰激进事业在世界各地作战时，“我说：‘你怎么把他们送往世界各地呢——通过法国航空公司？’”他拍了拍膝盖。
他叫自己洛伊。他似乎知道本·拉登的一切。当我回到美国时，我查到他叫穆罕默德·洛伊·拜兹德。他的圣战者名字是阿布·里达·苏里。他曾在喀土穆担任本·拉登的商业顾问，1988年8月20日，在巴基斯坦的白沙瓦担任基地组织的会议记录员。哦，我就知道！我急忙赶回苏丹，但洛伊不愿意见我。最后，在第三次拜访时他同意见面，这次他透露了每一位记者都渴望得到的内幕消息。
“洛伊，你为什么不愿意见我？”我说，我抚摸着后背觉得有点委屈。“去喀土穆一趟可不容易。”
“好吧，我不知道是不是该把你当回事，”他说，“上次我们见面时，你坐在一个充气球上。”
2001年袭击美国的组织成员大约有300到400人，与目前在阿富汗的基地组织战士人数大致相同。更大的基地组织网络包括了从摩洛哥到印度的附属组织，估计有3万至4万名战士。美国国内的非伊斯兰恐怖组织，包括新纳粹主义和白人至上主义者，公开效仿本·拉登的作为。2021年，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谈到了意识形态的“色拉台”，其中潜在的恐怖分子从一个动因转到另一个动因，并在运动中选取抽样以证明他们最初被吸引的暴力是正当的。
本·拉登的继任者艾曼·扎瓦希里曾指出：“基地组织在成为一个组织之前，就是一个讯号。”讯号已被传达。这个部分由基地组织创造的世界充斥着意识形态，召唤着被边缘和绝望的人们，以及其他被暴力迷住并渴望在历史墙壁上留下血腥指纹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