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钱穆：《四书释义》例言

按，《四书释义》乃钱穆先生于1953年应张晓峰先生之邀而作。是在其旧有《论语》、《孟子》两《要略》的基础上，另增《大学中庸释义》一编而成；被台北中华文化事业委员会收入《现代国民基本知识丛书》出版。1978年复由台湾学生书局改版发行；此版曾经先生亲自删订一过，其中《论语要略》部分改易稍多。另，《四书释义》已收入《钱宾四先生全集》中；此处转载所据，为九州出版社《钱穆先生全集》版。

例言

一、远自西汉刘向、歆父子编《七略》，《论语》归于六艺，当时与《孝经》、《尔雅》，同为初学者必读之书；而《孟子》则侪于诸子，与曾子、子思、荀卿之徒同称儒家。自是厥后，孟子渐见推尊，至宋人《十三经注疏》，《孟子》遂与《论语》、《孝经》、《尔雅》并列。《大学》、《中庸》本入《小戴礼记》，《中庸》颇为历代学者所称重；而北宋二程兄弟，始提倡《大学》，奉以为学者入德之门，来学者多先以《大学》、《西铭》示之。及南宋朱子，承二程之意，始以《大学》、《中庸》与《论语》、《孟子》合称《四书》；又为《论》、《孟》集注，《学》、《庸》章句，阐述义蕴，发挥精微，一时翕服；于时《四书》之名遂定。元、明以来，科举取士，先《四书》，后《五经》，而《四书》必以朱《注》为圭臬。于是朱注《四书》，家弦户诵，垂为人人必读之书者，迄于清末，亘六百年之久。 二、儒家道统之说，始于唐之韩愈；所谓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以是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子，孟子之死而不得其传焉者也。朱子《四书》，亦具道统之意。朱子以《大学》为曾子作，《中庸》为子思作。孔子之道传于曾子，曾子传之子思，而孟子受学于子思之门人。故后人又称《四书》为四子书，即指孔、曾、思、孟四子言。然子思作《中庸》其说虽见于《史记》，又载于刘向、歆之《七略》（即今传《汉书·艺文志》），而《中庸》是否子思所作，实有疑问。据后代考订，毋宁《中庸》乃秦时之书。要之其书较《孟子》为后出，殆可无疑。而《大学》非曾子作，尤成为后代学术界之定论，其成书年代或更晚于《中庸》。故以《四书》为四子书，为孔、曾、思、孟之道统相传，实为无稽之说，殆无再拘守信从之意义矣。 三、《四书》就年代言，据朱子之意，其次序当为《论语》、《大学》、《中庸》、《孟子》；而朱子教人读《四书》，则别有先后序次。首《大学》，因其为学者入德之门也；次《论语》，次《孟子》，最后始及《中庸》，因篇中所论天人性命之理，幽微渊深，非初学所能骤企也。然坊间传刻，则以《学》、《庸》篇幅少，合成一册。故世俗幼童入塾，先教《大学》，次《中庸》，再次《论》、《孟》。《学》、《庸》、《论》、《孟》之次序，其实乃便于坊间刊刻、幼童背诵而然耳。 四、朱子《四书》，就其认为乃孔、曾、思、孟道统相传之著作而言，虽无徵不信，近于臆测。然《学》、《庸》两篇，论其本文，亦自有不磨之价值。且复经两宋大儒程、朱诸人之提倡，明、清相沿，此二书不仅为人人所必读，实亦成为学术思想界讨论之重点。考据思辨，义理推详，集中于此两书者，为量至夥。居今而言，纵谓不通《学》、《庸》，即无以深识自宋以来近世之学术，此语亦不为过。然则《四书》一名，自今以后，仍将在学术界有其存在，殆非不合理之推断矣。 五、本编仍沿袭朱子《四书》合编之旧，亦仍分《论》、《孟》为一编，而《学》、《庸》别为一编。两编体例，亦不相同。窃谓此后学者欲上窥中国古先圣哲微言大义，藉以探求中国文化渊旨，自当先《论语》，次《孟子》。此两书，不仅为儒家之正统，亦中国文化精神结晶所在，断当奉为无上之圣典。《学》、《庸》自难与媲美。然《学》、《庸》两书，言简而义丰，指近而寓远，亦不失为儒籍之瑰宝，国学之鸿篇。虽当与《语》、《孟》分别而观，正不妨与《语》、《孟》连类而及也。 六、朱子《集注章句》，为其毕生精神所注。然自今而言，时代不同，朱子当日之所用心，未必尽合于时下之要求；其名物训诂校勘考据之密，清儒成绩，亦有超越。复有在朱子为一家之言，在程、朱为一代之学，陈义精卓，自有见地；而就《论》、《孟》、《学》、《庸》之本身求之，则未必相当者。本编为篇幅所限，对《语》、《孟》两书，仅载要略。虽使读者有未窥全豹之憾，然提纲挈领，别出机杼，分类相次，自成系统，使读者由是而进窥全书，易于得冰解融释之乐。至于《学》、《庸》两篇，则不仅备列全文，抑且兼罗异义。其体裁若与《语》、《孟》两《要略》不类，其宗旨在求读者藉此以领会于原书之精旨，以及历代学者之阐究与传述，则用心实一也。各编并自具《例言》，明其宗趣，此不尽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