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面具的日子》： 不遵从此岸时间的流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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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坐在从前的一片海滩上一一如果我还记得点地理的话——没有海水冲刷。宇宙里除了两颗星星、浪和沙，也没有任何家具。我捡起几根干树枝，摩擦，好长时间，噢，第一点火花…… ——《发明火药的人》

第一点火花出现，是光，是热，是希望，这是人类文明的起始之火，而“我”也成为了“发明火药的人”。当“我”坐在从前的海滩上，点燃了第一点火花，“我”便成为了文明的开拓者，这是一种几乎原始的存在，但是这却不是从空白中创造的历史，而是被恢复的记忆：从前的海滩是记忆的回归，两颗星星、浪和沙是记忆的复原，摩擦生火是技术的再现——因为这一切都是从地下室那本带印刷的书带给“我”的改变。

《金银岛》描述的是十八世纪中英国少年从垂危水手手中得到传说中藏宝岛的故事，地下室里的这本书收复了“我”的记忆和许多事物的节奏，那些记忆以及重返记忆而产生的火，是另一篇《金银岛》，所以很明显，这不是对原始文明的致敬，而是一种夺取宝岛的征服故事。记忆为什么会消失？其实《发明火药的人》指向的是“进步、工业和文明”的世界，也就是未来世界，那时尚存的不多的知识分子表示，在我们这个时代，赶时髦是无知的追赶、对新事物的追赶，后者保持了进步、工业和文明的种种活动，或者说，只有对新事物保持追赶的态度，人类才能找到它发生发展、变得幽默和可以言说的地方——这几乎是对阿道斯·赫胥黎理论的反叛，因为赫胥黎曾说过：“谁建造一座保持四十年以上的大高楼，谁就是建筑工业的叛徒。”

于是，发生发展、变得幽默和可以言说，变成了一场灾难：起先是早饭用的勺子在手里化掉了，绝对正牌的克里斯托弗银勺呈现出的固体液体化甚至气体化的过程，工业文明也开始化掉；之后刀子、叉子也纷纷开始融化，不管什么材质，不管是谁在用，“没撑过七十二小时就都变成了凝胶状”；后来嘴巴里的牙刷变成了塑料小蛇，“我”只好将它一段一段吐出来；写字桌解体成钢块，鞋子像皮质的花张开，衣服一条一条往下掉……这是物解体的过程，也是工业文明解体的象征，即使在这种解体之后工厂迎来了再生产的机遇，不仅失业解决了，自由企业也延伸到了越来越广阔的市场，私有经济回应着个人日常的要求，以消耗品为主的市场在不断更新中走向丰富、卫生和自由的生活：当那些工具和物品被解体，生活走向了另一个阶段，只要吃维生素片、胶囊和粉末就可以了。

但是解体过程还没有终结，这场灾难还在继续：图书馆里那些书上的字迹像熔浆一样流了下来；24小时作为一天的周期也面临瓦解；所有人的记忆慢慢丧失，“他们一天一天地过，被夹在一秒一秒的墙之间”……在这场连时间都被解体的灾难中，人类如何言说？终于“我”找到了一本还有字的书，它在地下室里，它就是《金银岛》，于是在记忆的逐步恢复中，我变成了十八世纪的英国少年，变成了在“金银岛”中创造新的文明的“发明火药的人”。赫胥黎的批判变成了《美丽新世界》的寓言，但是从未来发达的工业文明，退回到18世纪的“第一点火花”，是不是重新回到工业文明的起点？一本书。一本带印刷的书，一本在地下室没有解体的书，是不是词语唤醒了人类记忆从而走向了发生发展、变得幽默和可以言说的新时代？

那张可以言说的嘴也解体了吗？《因神之口》是关于嘴的寓言，嘴脱离了人体，成为一种独立的存在：“我”奥利维奥去服装店给它买内衣，把它放在水桶里，听见它的独白，掉在地上又发出尖叫……“你是我的囚徒，奥利维奥，你可以想，但说话的是我。”仿佛是神的存在。后来奥利维奥遇到了特拉索尔，这张嘴又带着她穿街走巷去她想去的地方：文学聚会、马术俱乐部、政治会议、银行家会所，每到一个地方，特拉索尔都在怪叫，都在骂人，“在各处堂皇大厅的墙衣上愤恨地啐口水和血。”但是一张嘴之外还有一只脚的世界，它们急于从那扇门进来，“已经有一只脚出现在门缝、准备好要跳进来，后面黑压压跟着一帮数不清的同伙。”而且一只脚也有独白，也有喊叫，也在大笑，还说着“领圣餐、健康、划破”的话，甚至最后特拉索尔杀死了那张嘴，杀死了奥利维奥，“唇肉瘫在地板上，恐惧地呻吟。”它几乎恳求地喊道：“逃啊，奥利维奥，快逃……我本来没想弄到这个地步……我也相信…啊，为什么你要把我从静静观看里拽出来！”特拉索尔的那把匕首已经在吻没有嘴的奥利维奥中插进了“我”的正中心，于是，门被打开，外面的游行队伍涌了进来，“其中有在走廊里聚集的翅膀和蛇的细碎摩挲，还有弯折的吉他和里面的声音在轻轻唱。”

嘴是言说的嘴，是亲吻的嘴，最后它被杀死，言说终止，但是门外的游行队伍和他们的脚变成了另一种言说，这是言说的替代？这是言说的革命？一张嘴的独立王国被群体性的脚所颠覆，“因神之口”成为灾难的寓言。但是这张最后走向覆灭的嘴是如何出现的？那时的奥利维奥在房间里，时钟即将走向十二点，“高的窗，低的天花板，四壁因为要汇成水泥拱顶苦苦呻吟，是的，它们在逐渐靠近、变窄，这堵矮、那堵瘦、第三堵凸着肚子，另外一堵带玻璃阴道，是通往那座大都市的破地图的唯一迷宫。”拟人化的房子其实是一种这个城市的寓言，“不想接待的访客马上就要到了”，它们扮成玛里亚奇乐队混进来，它们带着谋杀的液体挤进来，它们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神话杀人的力量！”但是这不是让嘴走上覆灭之路的罪魁祸首，在美术馆的门口，奥利维奥遇到了堂迭戈，一个矮小、驼背的老人，他带着奥利维奥去参观的是“殖民时期厅”，他还盯着一个十八世纪无名氏的脸看，最后，这个老头却从玻璃窗上跳了下去，死了——一张嘴活了，活着走向了殖民时期，走向十八世纪，当奥利维奥看见门口和十八世纪无名氏一模一样的混血女子，才知道堂迭戈所说的一切都是真的。

奥利维奥所遇见的其实都是已经死去的过去，但是一张嘴却成为神话般的存在，它带入十八世纪或者殖民时期，是在言说一种记忆？但是，嘴也死于“神话杀人的力量”，记忆是不是也在解体？一张嘴，一种言说，在《兰花连祷》中却指向了“为了世界的利益”的当下。中午十二点醒来的穆列尔，沉吟着“好像纯粹因为音响而被发明的词”，它是巴拿马的脚，“整个国家都被这些词填满了”——似乎穆列尔自己也成了词。当他发现尾骨上独立出一个包，后来包越来越大崩了开了，最后变成了一朵兰花，“简直太完美了！”尾骨上的兰花便是新出生的词语，它看上去美丽，但是在尾骨里，出行当然是不方便的，穆列尔将裤子剪了一个洞，让花在那里公开展露，他去了酒馆，和兰花共舞，花甚至也唱着歌——词语在唱歌，这是一种娱乐化的言说。回到家里，脱掉衣服的穆列尔拿起匕首剪掉了兰花，尾骨上又冒出一个绿色的鼓包。

词语产生，词语吟诵，词语被剪去，词语再产生，这似乎是一个循环的过程，穆列尔的欣喜在于“每支二十美元”，“他再不用干别的，只要每天躺在床上，等十二点到两点之间再开一朵兰花。”但是词语具有“神话杀人的力量”，“正在这时候，毫无征兆地，在花被切断的原地，钻出一根粗糙凶狠的桩。”穆列尔甚至没有机会叫出来，桩钻进了他的腿，在鲜血润滑的作用下进入内脏，吃掉神经，最后让心脏裂成玻璃样的碎渣。第二天早上穆列尔已经被钉死在尖桩上，双臂朝两个方向皱缩——这似乎是十字架上的殉难，但是在没有复活的结局里，没有上帝，也没有言和道，只有杀人的词语本身，只有这个被填满了词语的国家，“外面，各种前置词之间，巴拿马把自身的存在挂在自己的牙上。为了世界的利益。”

尾骨上的兰花是这个国家美化却是杀人的词语，指向当下的现实。而《为麦利一辩》则指向了词语的权力和虚无，“麦利是努西塔尼亚人的最高价值。”当努西塔尼亚人从特里布里奥麦利出来的时候，他们发布了一道《麦利令》，包括《人类麦利者宣言》，每人十个麦利比多就可以参观；在非常麦利的麦利坝，他们按组织顺序进场，选举麦利比卡之大麦利者，只有喊出“麦利”次数最多的人才可以最终胜出；在他们看来，麦利的实质是人与人之间自由的麦利行为，“互相麦利越多，自然会更麦利。”所以努西塔尼亚人自认为是唯一的麦利受托人、诠释人、给予人，他们宣称，“人只有在努西塔尼亚非常麦利的麦利坝才是麦利博，任何其他麦利都是伪书。”

麦利令、人类麦利者宣言、麦利比多的货币，麦利坝、大麦利者……这些组成了努西塔尼亚人的“麦利神话”，麦利是言说的神话系统。但是遥远的吨的顿得利乌萨地开始了征服，他们是穿着兽皮的人，他们掌握了大权，同时宣布“麦利八达且麦利备拉的麦利丰达之麦利比卡”，而按照麦利比卡多的麦利比菲卡人的说法，顿得利乌萨的敌人就是麦利的敌人，而努西塔尼亚人不甘示弱；于是有了反麦利活动，甚至他们认为努西塔尼亚境内外存在对麦利实施恐怖袭击的人；而顿得利乌萨的麦利之父麦利宾的解释是：“除了麦利的、反麦利的、拥麦利的，所有身处顿得利乌萨的人都是麦利的。”于是，努西塔尼亚和顿得利乌萨实施了专家们所谓的冷麦利，努西塔尼亚的口号是：“今天保卫麦利，还是明天变成麦利的。”顿得利乌萨的口号是：“为了一个没有麦利的麦利。”没表示效忠的佩鲁普拉一千国家则认为，麦利仅仅是追求麦利的那种可能性；特罗佩莱塔人则把注意力被转移到对特罗佩莱塔诺问题的形而上追溯，不再关注麦利……

麦利神话和另一种麦利神话，麦利神话中有麦利原则，无论是麦利还是反麦利，无论是没有麦利的麦利，还是麦利的多种可能性，甚至开始了形而上追求，麦利神话其实就是一种命名的神话，一个国家的神话，和尾部开出兰花的穆列尔生活的国家一样，“整个国家都被这些词填满了”。而且这也是富恩斯特制造的词语游戏：“麦利”，Trigolibia，是富恩斯特自造的一个词，它由“麦”(trigo)和“吸吮”(libar)组成，音译为“特里戈力比亚”，音义结合的“麦利”也只是一种讨巧，它衍伸出大量新词指向了动作、状态、性质和主体，“对麦利之辩”就是词语之辩：词语到底该走向何方？

印刷之书《金银岛》在解体的未来返回到了文明的源头，这是词语对记忆的唤醒；一张嘴制造的幻想神话最后被群体性的脚所扼杀，这是词语的暴力终结；尾部长出美丽的兰花，兰花又钉死了主人，这是词语制造的十字架；麦利形成了巨大的神话系统，最后变成了无疾而终的争辩，这是词语的虚无——从未来到过去，到现在，词语如何言说时间？而这种关于言说的难题在富恩斯特的书名“戴面具的日子”中可以得到线索：在所选入的小说集中，并没有《戴面具的日子》这篇小说，所以它是一种总括：不是在“戴面具的日子”里，而是日子本身就是戴面具的存在，也就是说，时间是戴着面具的，当墨西哥的历史变成“戴面具的日子”，是不是需要摘到面具看到历史的真相？是不是从遮蔽的看见中发现国家的秘密？面具而遮蔽，似乎象征着墨西哥隐秘的过去，而《查克·莫尔》和《佛兰德花园的特拉克托卡钦》都以深宅的比喻揭开那段“戴面具的日子”，从而真正言说历史。

《佛兰德花园的特拉克托卡钦》的指向是非常明确的，这是一座古老、消沉、神秘的宅子，就像那面墙，“不遵从此岸时间流动性，在它们中间待了不到二十四小时，我已经被传导了一种清醒的放松，一种对迫近之物的体察。”从图书馆到花园到卧室，我一个人寻找着时间的印记，而不断下起的雨则让时间更呈现为流逝的状态。实际上，当我一个人在这幢别墅里的时候，是和城市隔阂着，“我可是住在自己的城市，在自己人中间呀！为什么我不能从这座房子，更准确地说，从对着花园的窗户跟前，把自己拔起来？”没有把自己拔起来，是因为我发现了一个八十多岁的小老太太，她的眼睛“像一条路、一片夜景，从皱纹深深的眼皮出发，出发向里，伸向每一秒都无穷的旅途”，她也是“不遵从此岸时间流动性的存在”。而正是从她身上，从她的信里揭示了“戴面具的日子”：第一封信是：“亲爱的：月亮刚出来，我听她唱；一切都无法描述地美。”第二封信是：“现在开始，再不用写信了，我们永远在一起了，两个人在这座城堡里……我们绝不出去，也绝不放人进来……”最后面是一段话，“尊主，这是我们送您的花……”

信和“皇家墓穴”的回声共同组成了历史的言说，这是一处皇家墓穴，信中最后一段话是马克西米连一世及其夫人抵达墨西哥韦拉克鲁斯的时候，原住民代表迎接时说的话——纹章的铭文是一段德语：“卡洛塔，墨西哥女皇”。皇家墓穴、马克西米连一世、卡洛塔指向了19世纪的墨西哥：1859年，墨西哥的君主立宪派想在欧洲的天主教王室中挑选一位王子作为墨西哥的君主，他们找到了马克西米连，由于法皇拿破仑三世鼓动和马克西米连妻子夏洛特（后来的卡洛塔皇后）想做皇后的欲望，马克西米连于1863年同意接受墨西哥皇位；1864年马克西米连前往墨西哥，5月28日韦拉克鲁斯登陆。就任后，马克西米连发现自己被卷入了法国军队与墨西哥共和主义者的战斗中，他的统治没有得到前总统胡亚雷斯的承认；1866年，拿破仑三世因国内的抵抗和美国的反对开始逐步从墨西哥撤军，卡洛塔皇后返回欧洲，到处游说，反对法国撤军，她的努力失败了，并且从未回到墨西哥，而马克西米连拒绝离开他的追随者，1867年5月，克西米连试图突破封锁线时被捕，他最后被墨西哥的军事法庭以颠覆墨西哥共和国的罪名判处枪决。

历史在那两封信中被揭开了，这是欧洲和墨西哥的纠葛历史，而自由主义者的国王命丧墨西哥，也是被历史埋葬的牺牲品——这一处的“皇家墓穴”就是折射那段历史，马克西米连一世被困于此并最终枪决，美国的反对和法国的撤军是重要原因，而这幢别墅“豪华是豪华，没法用，法国入侵时期修的”，现在的主人是上过大学的布兰比拉，他设想的计划就是“招待他的美国朋友”，而托我照管，他就是“飞去华盛顿了”——法国和美国是这幢别墅的相关元素，它们指向的就是那段历史，而当宅子还在，意指的是现在的墨西哥到底该如何选择？“不遵从此岸时间流动性”却在另一种时间里叙说着对现实这种“迫近之物”的体察。

《查克·莫尔》是另一个宅子里的故事，是另一种关于墨西哥历史的言说。菲利韦托在阿卡普尔科淹死了，他是一个老职员，但是越来越颓废、忘事，曾经被水利部开除，后来去了奥尔诺斯海滩，住在德国小旅馆，跳了戈布拉达跳舞，半夜里游泳却淹死了。为什么他会越颓废？他的死亡还隐藏着怎样的真相？那些他曾经写下的笔记似乎在言说着他的秘密：“有过确信、纪律、对责任的坚持，不够吗？还是太过了？”他曾经怀疑有责任的生活，认为死亡是青春冒险的巨大报偿；他认识的佩佩已经不信教了，在他看来，“在墨西哥就是这样：要信什么人，先得杀了他们。”他怀疑真实，“真实是倏忽即逝的雪茄烟圈，是哈哈镜里的怪物形象，所有死去的、活着的、被忘记的，难道不真？”实际上，菲利韦托是一个迷惘者，关于信仰，关于生活，关于责任，他已经被抛弃到了边缘——死亡或者是他真正边缘化的写照。

但是，菲利韦托的存在，却带出了一段历史，他固守着父母留下来的那座宅子，波菲里奥时期的建筑风格有点阴森，但是他却在那里寻找回忆。最为关键的是，他从一家店里买了查克·莫尔的雕像——查克·莫尔是托尔特克人崇拜的神。这个“真人大小”的雕像在不断下雨的日子里，慢慢“活了”：先是因为水管坏了，查克·莫尔长出了青苔；之后发现它的手臂上有汗毛，后来发现它变了颜色，“黄色，几乎金色，似乎指示我他是一个神，目前还隐忍不发，但膝盖已经放松了不少，笑容也更和善了。”后来，“查克·莫尔站在那儿，挺直了，面带微笑，赭黄色，肚子肉鼓鼓的”，还朝着床这边走来；接着开始讲述自己如何被发现的过程，在菲利韦托看来，“把他从隐藏的地方挖出来是人为的、残酷的。”后来查克·莫尔开始“睡到我床上了”，开始在旱季发出低沉的呻吟，开始暴力砸家具，开始偷吃动物——这个在雨天被带回来，被雨“复活”的存在，就是多雨的墨西哥的一种历史存在，但是墨西哥也有旱季，当没有水没有雨，他便开始狂躁易怒，“查克·莫尔习惯被顺从，时时处处，而我不是发号施令那种人，只能一再屈服。只要不下雨——他的神力呢？——他就总是狂躁易怒。”因为不下雨它就会重新变成石头。

被水利部开除的菲利韦托，提出在沙漠降雨的菲利韦托，想要知道水的气味的菲利韦托，一生都在和水打交道，命运之改变也和水有关，甚至最后淹死在水里，这一种水的存在，却在查克·莫尔那里制造了水的暴力，“就让查克·莫尔占着这儿：我倒想知道没有一千桶水他能撑多久。”没有水，查克·莫尔会变成石头，因为水，菲利韦托走向了死亡——在水的双重叙事中，墨西哥的历史被翻开，一个墨西哥文明的代表，一种土著的传说，它被发现，它被唤醒，它被遗弃，最后以石头的方式回归历史。但是这一页被打开，它对于现实来说，则意味着对墨西哥命运的再一次关照——当我把棺材运到菲利韦托家，准备在那里安葬的时候，却发现里面有一个黄皮肤的印第安人。印第安人出现，不是菲利韦托用想象制造，也无法用不提供水的暴力消灭，它是一种复活，却让神变成了真实的人，甚至是一个迎合某种现实装扮起来的人，“他的样子恶心得不能再恶心了，廉价花露水味儿，扑了厚厚一层粉想掩盖皱纹，嘴上拙劣地抹了些口红，头发像是染过。”

失去记忆而找回记忆，这是从未来回溯文明原点的神话；言说是词语的一次灾难，整个国家被词语所填满，这是现实制造的词语寓言；从幽深的宅子回归历史，揭开“戴面具的日子”，这是从历史面向现实的可能，但是在“不遵从此岸时间流动性”中，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还是未来，言说从来不固定为唯一的方式，也从来不是上帝的权利，对于墨西哥的命运来说，仅仅是言说本身，最后在言说里一切的现实都被埋葬：“没关系，我什么都知道，请让他们把尸体抬到地下室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