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洪业：我怎样写杜甫
本文选自洪业著、曾祥波译《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2020年再版） 来源：歴史之島
（一） 说起来，五十五年了。那时，我十四岁。我先父教我怎样翻检诗韵，开始做五七言律诗。他拿给我一部石印的《杜诗镜铨》，告诉我说：“不但杜甫如何做诗是可学的，而且杜甫如何做人也是可学的。”老实说，当时的我对于杜诗，没有多大兴趣。《唐诗三百首》中的杜诗，因为读熟了，也就罢了。 全部杜诗，不见得更有吸引人心的能力。其内容十之七八，我总觉得难懂。注解也很多勉强的地方。只因要敬遵严训，我也时常放下手不忍释的《随园诗话》,拿起朱笔去圈点《杜诗镜铨》。大约在一年半载后，借光了不求甚解的方法，总算对于一千四百多首的杜诗，和三十多篇的杜文，已观其大略了。 先父说：“难怪你觉得李太白的诗和白香山的诗都比杜工部的诗好。我年轻的时候，也有这样的感觉。年岁越大了，对于杜诗的欣赏，也越多了。读李诗、白诗，好比吃荔枝吃香蕉，谁都会马上欣赏其香味。读杜诗好像吃橄榄，嚼槟榔，时间愈长了，愈好；愈咀嚼愈有味。 你说杜甫一生得意的时候少，倒霉的时候多；欢乐喜笑的声音少，叹息呻吟的声音多；这也是对的。不过人生的际遇离合大多半是不受个人支配的。杜甫在痛苦的处境中，还勉为常人之所难，这是可学的。这样地为人，走了运，当然会成功；倒霉了也不至于失败。” 出洋留学，回国当教书匠的时候，我已三十一岁了。世味的咸酸苦辣尝得比十四五岁时多得多了。对于杜诗的领会也增加了不少。薪酬的剩余，都用在购置图书；杜集的各种注本，也渐渐地收罗多了。 此时我才知道，在杜诗的历史中，明末清初的文豪钱谦益占了非常重要的地位。看了《钱注杜诗》，我才知道杜诗版本有文字不同的问题；杜集编次有诗篇前后的问题；杜句注解有典故伪造的问题；杜甫事实有史传误失的问题。似乎钱氏已解决了一大部分；无怪他自夸“凿开鸿蒙，手洗日月”。但因他自夸，又因他不像一个忠厚诚实的人，我虽爱看他渊博的考证，敏锐的论断，我总时刻提防着，怕上他英雄欺人的当。 再过十多年，对于杜诗的了解欣赏，我自觉有猛进的成绩。一方面，不得不归功于钱谦益、朱鹤龄、卢元昌、张溍、黄生、仇兆鳌、浦起龙诸家的注解。一方面，好比蒸肉烧饭，时候多，火候足，也就熟了。 最大的方面，还是我已经四十多岁了。今存杜甫的诗，百分之九十几以上都是他在四十以后写的。怪不得对普通青年人，有点像对牛弹奏，莫名其妙的状况。对于四十多岁的我，杜甫的诗句就有好些都是代替我说出我要说的话：政之腐败，官之贪婪，民之涂炭，国之将亡，我的悲哀愤慨。 卢沟变起，华北沦亡之后，那些杜句，“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嶔岑猛虎场，郁结回我首”，“天地军麾满，山河战角悲”，“不眠忧战伐，无力正乾坤”，“谁能叫帝阍，胡行速如鬼”，等等，差不多天天在唇舌之上。 碰巧，书坊的朋友替我找到一部嘉庆年间翻刻乾隆武英殿翻南宋宝庆乙酉（1225）广南漕司重刊淳熙八年（1181）之郭知达集注《九家注杜诗》三十六卷。这是清高宗题词所谓“希珍际遇殊惊晚……几闲万篇读何辞”之本，也就是《四库书目》所赞为“别裁有法……最为善本……宋本中之绝佳者”。我当时以为这本有重予翻印，细予编纂引得之价值。 这项思想的结果，便是1940年9月所发行之《杜诗引得》三册。其内容为（一）《九家注杜诗》全文，加上补遗二十二首；用仇注本。（二）堪靠灯式之引得，即一字不漏之引得。可用任何一字为线索；凡杜句之包含有这一字的，可一检或再检，而都呈现于眼前。这是名物训诂、校订甄别最重要的工具。（三）杜诗各本编次表，可让本引得应用二十多种卷第编次不同之本。（四）我写的一篇六万多字的长序。 除简单地说明本书编纂之经过及各同事师生朋友之分工合作外，最大部分仍叙述杜甫集版本流传的历史。因为满清一代的杜学发达得灿烂光华，而都直接或间接地受了钱谦益的影响不少，所以对于钱书编著之经过，也特别仔细地予以论述。 钱氏说他所据之本为南宋吴若合校诸本之本。我举出十端的可疑，恐怕其本乃由钱氏所伪造，同时，我也发现九家注本也含有赝品。因此我觉得杜集大有重新再校诸本，重新再集诸家注解之必要。我在长序内，也稍拟其编订之条例。不过，那还是不能实行的；很需要的宋元版本还有数种仍在深藏固闭之中，不知何时能出与天下公之。 《杜诗引得》出版之后年余，珍珠港事变爆发。东亚病夫垂死单独的抗日，竟变为第二次全世界大战。中国有了同盟与国来援助，转败为胜的局势只是时间的问题了。日军占据燕大之后，师生一大批陆续被捕；我和十一个教职员坐狱半年，虽也受过一生梦想所不及的侮辱，我反不觉愤怒；因为国家存亡既不成问题，个人生死，无足重轻。 记得有一天在洗澡池边，偶与邓之诚（文如）先生相逢。他低声问我，有何感想？我答谓：“今朝汉社稷，新数中兴年。”话虽这样说，我每念到中原克复，恐怕要在我瘐死之后，也不免惨然。 有一天我向日军狱吏请求：让我家送一部《杜诗引得》或任何本子的杜诗一部入狱，让我阅看。这是因为我记得文天祥不肯投降胡元，在坐狱待杀的期间，曾集杜句，作了两百首的诗。我恐怕不能再有学术著作了。不如追步文山后尘，也借用杜句，留下一二百首写我生平的诗。可恨的日军，竟不许我的要求。可幸的我们，虽都瘦得不像样子，甚至有病到快死的，竟都活着出狱。 不用说：再做一种有关于杜诗的著作，是一端许愿，不可不偿的。在我再到美国哈佛大学教书的第二年，我的课目中，便有一门为“杜诗与历史”。来上课和来旁听的人数，竟出乎意料之多，其中颇有几位劝我就用英文著书，介绍杜甫于天下。 有一次我被请到耶鲁大学讲学，我再以杜甫为题目来试验。也有几位告诉我，我的讲法不是没有价值的，以我本有的心愿加上朋友的劝勉，所发生的结果，便是1952年由哈佛大学出版部印行的两册《中国最伟大的诗人杜甫》。
（二） 因为篇幅的限制，不能把二册的内容详细叙述讨论。简单着说：上册是本文；下册是子注。在上册里，我选择杜诗三百七十四首来描写杜甫的生平；说明其时代之背景与史实的意义。在下册里，我注明各诗文的出处，中外人士的翻译，历代注家的讨论，时常也插入我的辩驳。再概括来说：上册说杜甫是这样的；下册说杜甫不是那样。上册迎神；下册打鬼。 鬼有中外大小之分别，打有轻重疾徐之不同。捡出离奇有趣的来说罢。乾隆年间，在北京，有一位饱学多才、著作等身的西洋传教士，汉名为钱德明，字若瑟。他老先生有一篇用法文写的《杜甫传》，可算是最早介绍杜甫于西洋的专文。他写到离开史实愈远愈妙。譬如安禄山的队伍在道上捉住了杜甫，几个军官报告给目不识丁的安禄山： “我们在大道上捉住了全国最著名的诗人。你要不要我们把他带到这儿来见你？你要消遣的时候，有他在旁，也是好玩的。” “诗人？”安禄山说，“那是甚样的畜生？他会耍甚么把戏？” “诗人是会诌文的，会用新奇可喜的字眼，会造腔调好听的句子；我们满口只平淡无味。” “这个诗人是否比我们更会打仗？他若是好战士，我可见他，也可用他。他若只能用文字来变戏法，我用不着他，而且讨厌他。” 再如他叙述肃宗放杜甫出朝，去华州做抚台，杜甫一到，看见地方的混乱，就知道任何改良都要徒劳无功。他既爱好自由，马上要决去留。在举行上任典礼时，他脱下冠服，放在案上，对案鞠一大躬，走开，溜之大吉。他化装躲在成州乡下；摘野果挖草根为食。到冬天，因饥饿，不得已带几首诗到城市去卖钱。不意被人认出是杜甫，地方官奏报皇帝；下来一道拜官敕旨，派他在当地管理仓廪！杜甫却不肯接收这封文件；只说：“你们把信送错了。我不是杜甫。不要耽误时间，快去找他”。 又如他说，兵丁报告与节度使严武：“一个改名换姓的流氓跑到剑南来了。”他就猜到是杜甫。他亲自去拜访杜甫，对他说：“我是当地官民长官。你是杜甫。现在请你拣选二者之一：或是友谊，或是仇恨。要是友谊，请搬到舍下，我们两个像兄弟同居。两个都高兴，可以相见，可以同桌吃饭。有一个心烦，彼此可以各回各的房间，分开吃饭，你高兴，你可以朗诵你的诗篇。我爱听，可以听听。你不爱读，可以不读。我不爱听，可以不听。这些是友谊的条件。如果你要仇恨……”杜甫赶快拦住他说：“请你不要往下说。你是好人，不会害我的。我接受，而且感激你的友谊。现在请你先叫一顿好饭来庆祝我们两人的结交。好久了，我没吃好饭！” 诸如此类，钱德明把杜甫写成一个很有趣而甚无用，忠君爱国而遁世逃名的诗人；写的有声有色，淋漓尽致。我把这篇传记割裂为若干段，插入我的下册中。一则因为1780年登载这篇传记的原书早已绝版，寻读不易，一则一百几十年来，西洋学者说到杜甫，一小部分直接地，一大部分间接地，差不多都袭用钱德明几点。 例如英国的汉学泰斗，编著《汉英大字典》、《中国名人大辞典》、《中国文学史》等书之翟理斯，他老先生叙述杜甫，虽未说明，实是抄袭钱德明的。他所自加的部分，有时误得更要离奇。如他说读杜诗，发疟子的病会好，那是宋人小说胡诌之谈。如他说杜甫得官不久，因天宝十四载之变乱，又丢了官；于是自写两句以寓寄托：“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这是韦应物的诗，与杜甫何关？我要说破这些，因为我盼望将来的著者不要再蹈覆辙。 洋鬼捏造事端，嵌入杜甫生平，已很可诧异。还有代替杜甫写撰洋诗的，真是我前生梦想所不到的。最早玩这个把戏的见于一本、大家以为是用法文翻译的中国诗选，汉名为《白玉诗书》。这是法国一位有名的青年女诗人在她二十三岁的时候，用假名发表的。书中选有杜诗十四首。二首是别人翻译真杜诗，而此女为改头换面，遂与原译不同。 十二首全由这位女郎为杜甫捉刀：无论题目、字句、意义、神态，全与杜诗无涉。此书于1867年出版，流行甚广。以我所见法文翻版，至少已有四次。从法文转译者，有德、意、葡、英诸本。恐怕我所未见者还不少。 因为此书推行很成功，模仿的风气当然发生。英、美、德、法都有几种，或偷袭《白玉诗书》，或别起炉灶。最妙者：先端出一位中国的乌有先生，曾译了好些中国古诗；不幸而呜呼哀哉，短命死矣；幸而遗稿曾交某某，托其润色；今如命印行，以公同好。 观其内容，不但诗多假的，即诗人之名亦有不见经传的。盛名李杜，自不能免要登载真假杂糅若干首，多是绮语艳辞，投青年男女之所好。短薄小册，插有灵巧的绘图，加以华丽的装订。……物美价廉，用为投报礼品，远胜木瓜琼玖。虽云玩意儿小品，不足深究，而近年来盼望世界大同，天下一家，思想涌漾之中，所发生的世界诗选，世界文学大辞典之流，有时竟有洋装的假杜甫，登场表演，岂不令人浩叹？有一次一位学生问我说： 一首说是从杜诗翻译来的，先生何以知其并无真杜诗的根据？也许这里只有翻译技术好歹的问题，而没有诗篇原文真假有无问题。是否先生曾把一千四百多首的杜诗都背得烂熟，所以一看就知道一首译诗背景的真假？ 我答覆道： 不然，不然。我年轻时也能背几十首杜诗。晚年记忆力太差了。早年所能背的，现在也模糊了。审定译篇与原文之关系，有几种方法；现在姑举其甚简便而没有多大漏洞的办法。先抓住译文中的名物，风花雪月鸟兽虫鱼等等，如有人名、地名、官称等等，那更好办了。第二步，拿这些名物的汉字到《杜诗引得》中去找，如果你所拟的汉字恰当而该诗是真有原文的，你很容易能检得含有该字的诗句。第三步从那诗句下所引的卷第去翻看，马上可得全诗的各句，可与译篇对照。好比拿着对的钥匙开锁，一点不难，如果你试了好几个汉字，都找不到相当的诗句；你便可断定该首译诗与杜诗毫无关系。 我随手抽出一首英文的赝诗，来做样子说： 这首的题目，可能是家，或是家庭。其内容说诗人所在的房舍，遭火烧了。他走上船，坐下，又吹箫，又唱歌。那悲哀的声音，叫月亮也断肠坠泪。后来他遇着一个颜美如月的妇人，他便要在她的心中为爱情更造一家。我们可以拟出家、家庭、房舍、火、船、舟、箫、歌、月、泪等字眼，拿到《杜诗引得》中去找。结果：找不得相当的一句。结论：对这首诗，杜甫毫不负责。 这位学生又问： 先生是否就是用这个方法来断定这首假托杜甫的译诗？ 我答： 那倒不然。我对于杜甫一生的事迹，有相当的熟悉。对于他的为人也有相当的认识。他搬家多次；从未听见他住的房子曾被火烧了。他是懂得爱情的；从未见他那样傻瓜瓜地追求恋爱。其实译这首诗的太太不肯说她只拿《白玉诗书》内的《心中的大厦》，转变为英文而未料到其是假托杜甫的。我早已断定那首法译诗是假的；所以一见这首英译诗，也知道其背景如何。
（三） 洋鬼大的，当然要打的。但不必费大力量去重打，因为他们作祟的能力毕竟有限。至于小的，那更无关宏旨，大可一笑置之。汉鬼的问题，比较复杂多了。其中如杜拾遗庙之变为杜十姨庙，加上伍子胥庙之变为五髭须庙，更加上一桩大喜事把杜十姨嫁给五髭须，那只是村愚无知多事，对于历史文学，不生丝毫影响。 不加祓除，而视为茶余饭后幽默之点缀，也是无害的。但是在史料诗篇内所捣的鬼，往往有严重的结果，影响到后人对于杜甫的认识，所以不得不痛打。我在本文里，目的要迎神，要介绍杜甫；而在手续上，还免不了要打鬼；驱逐了妖精厉鬼，好腾出座位来，让神坐。 我们须记得，杜甫死后四十多年，到了元和癸巳，即公元813年，杜甫的孙子杜嗣业，贫穷乞丐，从岳阳运杜甫的棺材归葬偃师；路过江陵，拜请当时著名诗人元稹为他祖父做墓志铭。 这一篇文是杜甫传记的祖本。元稹叙述诗的历史，结论说“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也算说得好。可惜他于杜甫的生平事迹，说得太简略，而且有错误；也许因嗣业于乃祖之事不甚了了，也许因为元稹没有细心记下。元稹未说杜甫留下的诗作有多少。但与元稹同时，韩愈却说李白、杜甫的文章“平生千万篇，金薤垂琳琅。仙官敕六丁，雷电下取将。流落人间者，泰山一毫芒。”可见流传的只是原有的极小一部分。 《旧唐书》编于公元945年，其中的《杜甫传》，乃根据元稹所作的墓志及别的材料，杂糅而成。末一句说：杜甫有集六十卷。到了1039年王洙在《杜工部集记》里说：“甫集初为六十卷。今秘府所藏，通人家所有，称大小集者，皆亡逸之余，人自编摭，非当时第叙矣。……除其重复，定取千四百有五篇，……分十八卷；又别录赋笔杂著二十九篇，为二卷，合二十卷。” 这是杜甫死后二百七十年王洙为他校编的全集，也就是后来一切杜集的祖本；后人虽有加入的逸编，但其数亦不多。王洙在记里，也简述杜甫的事迹一番，且举集中若干点以驳《旧唐书》中的《杜甫传》之误。到了1060年，《新唐书》编成了。其《杜甫传》也曾利用王洙之文。因为此篇新传势力甚大，其所捣之鬼也影响甚广，现在先简缩钞录于下： 杜审言……襄阳人。生子闲。闲生甫。甫，字子美，少贫不自振，客吴越、齐赵间。……举进士，不第；困长安。天宝十三载，……奏赋三篇。帝奇之，使待制集贤院，命宰相试文章。擢河西尉，不拜；改右卫率府胄曹参军。数上赋颂，因高自称道。……会禄山乱，天子入蜀；甫避走三川。肃宗立；自鄘州羸服欲奔行在，为贼所得。至德二年，亡走凤翔上谒，拜右拾遗。……房琯……罢宰相。甫上疏言：罪细，不宜免大臣。帝怒，召三司杂问。宰相张镐曰：“甫若抵罪，绝言者路”；帝乃解。……甫家寓鄘州，弥年艰窭，孺弱至饿死，因许甫自往省视。从还京师，出为华州司功参军。关辅饥，辄弃官去。客秦州；负薪采橡栗自给。流落剑南，结庐成都西郭。召补京兆功曹参军，不至。会严武节度剑南东西川，往依焉。武再帅剑南，表为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武卒，崔旰等乱；甫往来梓、夔间。大历中出瞿唐，下江陵，溯沅湘，以登衡山；因客耒阳。……大醉一夕卒，年五十九。甫旷放不自检；好论天下大事，高而不切。……数尝寇乱，挺节无所污。为歌诗，伤时桡弱，情不忘君，人怜其忠云。 这里已具杜甫一生事迹的轮廓。但其中谬误甚多，而所生的误子误孙，布满天下，不计其数。 说杜甫是襄阳人；不对。当从杜甫所自言：京兆万年人。 说他少贫，不自振；不对。他生在仕宦之家；他父亲做官，每年收入如和平常农民人家比较，要在十几倍以上；不可说他穷。杜甫“往者十四五，出游翰墨场。……脱略小时辈，结交皆老苍”，不可说他不自振，没出息。 说他客吴越齐赵；不对。这是两次的长途旅行。吴越在未仕进士之先；齐赵在既试落第之后，说他不第，困长安；不对。实际是“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快意八九年，西归到咸阳”。 说天宝十三载奏赋；不对。应云十载（即公元751年）。说他得官后数上赋颂；不对。那是既试集贤之后，未得官之前几年的事。说至德二年；不对。当云至德二载（即公元757年）。说拜右拾遗；不对。当云左拾遗。说他家眷寓鄜，孺弱饿死；不对。那是天宝十四载（755）寄家奉先时的事。 说他在华州时以关辅饥，弃官去；不对。当时关辅并无饥馑。杜甫去官乃因行拂乱其所为；他既不肯随波逐流，更不肯尸位素餐。说他客秦州，负薪，采橡栗自给；不对。他居成州同谷县时，曾拾橡栗；并无负薪之事。把杜甫之召补京兆功曹放在严武节度剑南东西川之前；不对。其次序正相反。代宗初立，严武被召入朝；也许因他举荐；所以高升杜甫二级，召补京兆功曹。 说严武为东西川节度使，杜甫往依他；不对。严武是从东川移衙门到成都来，他和杜甫以早有的交情，过从甚欢。此时杜还未依严，依严，是在杜为参谋期间。说崔旰等乱，甫往来梓夔间；不对。崔旰之乱未起，杜甫已离开成都，已在云安数月。他的客梓乃在严武被召入朝，徐知道造反之时。他的客夔乃在客云安之后。他并不曾往来梓夔之间。 说他登衡山；不对。集中有望岳，无登衡诗。说他醉死耒阳；不对。他离开耒阳数月后，大约是靠近谭岳之间，他病死在船上。说他好论天下大事，高而不切；不对。他论事常有先见之明；他设策以实用为要；他参谋有收效之功。 如此地修正了，那篇传可以说无大毛病了。但若求对杜甫有比较圆满的认识，那该补充的就真多了。
先举一端罢。传说杜甫死于大历中，年五十九，究竟在大历那一年？要等南宋初年，杜甫卒后四百几十年，学者才把杜甫生年考定为先天元年壬子（712），卒年为大历五年庚戌（770）。其实直到现在（1961年），我们还不知道杜甫生卒之月日地点。若论其卒日，我们仅知他在大历五年庚戌夕间病在湘江船上，写他似乎绝笔的诗。他若死在庚戌年底，其公元也许须是771。 至于他生年壬子那一年，曾经改元三次；既不知他诞生的月日，那“先天”两字，是不可固执的。1958年12月，四川省文史研究馆，印行一册所著的《杜甫年谱》。其中说“公元712年：一岁。正月一日，杜甫生于河南巩县东二里之瑶湾”。 这是开口便吐一套复杂的错误。其月和地点根据，乃出于《京兆杜氏工部家诗年谱》。其日是根据《杜位宅守岁》诗内的“四十明朝过”一句，及《元日示宗武》诗内的“献寿更称觞”一句。 然我们须知：自宋元以来，杜甫被中国文人认为诗圣以来，往往这儿有一家姓杜的，那儿有一家姓杜的，钻出来说是杜甫的后裔。甚至于有世传家谱，宗传诗法，家传拜官诰命，等等为证。稍加考证，便露出作伪的痕迹来。至于巩县诸杜，那是和偃师诸杜，对于杜甫坟墓究竟在何县，争辩已久。其生于巩县瑶湾之说，我们至少可以说其于杜甫诗文里，及唐人记载里毫无根据。至于正月初一日的拜寿，是“天增岁月人增寿”的寿；不是母难，生日的寿。况且太极元年壬子正月初一辛未，是公元712年2月12日；而公元712年正月一日是景云二年辛亥十一月十九日己丑；可见牛头马脸不易相合了。 上面两段所提对于《新唐书·杜甫传》的修正，多是年代的问题。其实杜甫的诗文既多失落，又多失次，所以我四五十年对于杜甫事迹的攻钻，也多是从年代的问题入手。虽是步追宋元明清诸儒的后尘，也自觉得有点新加的贡献。这并不因我的聪明才智胜过前人，而只因（一）他们已筚路蓝缕于前，我来摭拾于后，后生可畏，后来居上，是天给的便宜。（二）他们没有像我所用比较利便的学术工具，如引得图表之属。（三）他们不曾而我曾参阅日法英美德意学者的翻译讨论。语言的隔阂，虽然常让东西洋学者犯了使人惊愕的错误，却因他们不受汉宋传统思想所拘束，而有时竟与我以意料之外的启发。 同时，我从史学方法的经验中得来的教训是：好古、疑古，都不能有全免错误的保险。所以我从考订时代的先后而重新估量诗篇之真伪，注解之得失，事实之意义，我常加上恐怕、可疑、推测、假定、以为、也许、可能等字眼。我仔细地说明史料的出处和辩论的理由，因为我盼望后来的学者也来修正我的见解。 此中比较新奇的多是在杜甫生平的前段，在他还未出仕以前，而他这时代的诗文保存得甚少。其大部分又多关于家庭问题：他之上对父母，下对妻子。在父系方面，杜甫是恃才傲物之文豪杜审言的孙子。 这个祖父，杜甫在诗文里时常称道；但他并未见过，因为杜甫未生之前四年，杜审言已死了。杜审言原配薛夫人生了三男三女。长男就是杜甫的父亲闲。次男并，十六岁时手刃父仇被杀，竟脱父于难，时人称为孝童。其下有一位嫁于裴氏的姑姑，我以为是对杜甫有最大影响的女人。 杜审言续弦卢夫人，在天宝三载（744）去世。据杜甫所作之墓志铭，薛夫人所生的子女，多是在她手里长大的，但在她去世之时，他们都已前卒。她所生的一子二女尚在，皆已婚嫁。在服丧哭位有冢妇卢氏，介妇郑氏、魏氏、王氏，女通诸孙三十人。 在母系方面，杜闲的元配崔夫人是杜甫的母亲。崔夫人的母亲是义阳王李琮的女儿，是有名的孝女。杜甫有一篇祭这位外祖母的文。但似杜甫并未见过这位外祖母。且因当时崔氏祭无主，所以他和一个姨表表兄郑宏之去具祭。杜甫的外祖父当然姓崔。名甚么？我考之多年，迄未能得。 近阅四川出版的《杜甫年谱》，乃云崔夫人是崔融的长女。我大为惊异。崔融和杜审言占了“文章四友”之一半；杜审言虽瞧不起其他文人，而独感激崔融的友谊提拔；崔融死时，杜审言且为带缌服。若使这两个文友竟成儿女亲家，而遗传精粹之华，乃为诗圣杜甫，岂非千古佳话？然杜甫诗文里不应一句不提；唐人记载里不应闭口不谈。所以我对这桩新说十分怀疑。 杜甫的母亲既是崔夫人，何以在他祖母卢夫人墓志里乃有冢妇卢氏？钱谦益断说：卢氏是崔字之误。又说这篇墓志是杜甫代替他父亲杜闲做的。这是捣了一个大鬼，不得不痛打。推其所以致误之由，恐怕是因为元稹做志，《旧唐》列传，王洙序集，都说杜闲做奉天令；而杜甫于祖母墓志里说“薛氏所生子，適曰某，故朝议大夫兖州司马”。钱谦益、朱鹤龄之流都说：在天宝三载杜闲还活着做兖州司马；只因丁继母之忧，所以官称上加故字。兖州司马官小；奉天县令官大，可见杜闲做奉天令是在服阙之后了。
我谓这些学者应当知道：杜甫之文自说其父，元稹之文说杜嗣业之曾祖，二说既相冲突，则亲疏远近之别，就是取舍标准。况且志云“登即太君所生，前任武康尉”；“前任”二字乃因丁忧。“故”字明是“已故”。 况且卢太君卒于天宝三载五月五日，当时杜闲如活着，他的官称宜为鲁郡司马，因为天宝元年已改兖州为鲁郡，况且奉天是畿县，不是京县，所以其县令的官阶是比兖州司马的官阶低，可见做奉天令在先，做兖州司马在后；而故兖州司马之去世必在天宝元年以前，兖州未改鲁郡之先了。 况且志文说继母慈，长子孝，继母之得称县太君乃因长子之官。如此之言出于杜甫之口，则母子双美得体之文。若出于杜闲，则是自夸自傲，不敬继母。如何乃说此志乃杜甫代其父作者？后来诸儒雷同附和钱氏之说，甚至于近年有学者竟说天宝十载杜闲还活着，做奉天令。试思：当时的杜甫若是奉天令的少爷，他何至于“卖药都市，寄食友朋”？ 杜甫的朋友常称他为杜二。可能是他的母亲崔夫人还生了他的哥哥。但是这个哥哥全不见于诗文记载；只可暂认为存疑的闷葫芦而已。也许将来考古别有发现。像民国六年河南发见了杜并的墓志铭，可以帮助考证。 现今的悬疑只是崔夫人生了杜甫不久就去世，而所谓冢妇卢氏者乃是杜闲的续弦太太，只是杜甫的继母。南宋黄鹤已提出这一点，且谓杜甫是由裴家姑姑看养大的。这是很重要而深有意义的事。这位姑姑卒于天宝元年。杜甫所作《唐故万年县君京兆杜氏墓志》末一段云： 甫昔卧病於我诸姑，姑之子又病，间女巫至曰：“处楹之东南隅者吉。”姑遂易子之地以安我;我是用存，而姑之子卒，后乃知之於走使。甫常有说于人，客将出涕，感者久之，相与定谥曰义，君子以为鲁义姑者遇暴客于郊，抱其所携，弃其所抱，以割私爱：县君有焉。是以举兹一隅，昭彼百行，铭而不韵，盖情至无文。其词曰：“呜呼！有唐义姑京兆杜氏之墓。” 我以为杜甫一生，重义轻利；临财不苟得，临难不苟免；宁损己以益人，不徇私而害公；大有这位义姑之风。 杜甫的继母生了三子，颖、观、丰；一女嫁与韦氏，后孀居。杜甫诗中常道及此三弟一妹，友于之爱，情见乎辞；而对于继母卢氏，诗文之中绝无表示。恐怕她于杜甫没有多大恩情；所以杜甫稚年多是在外。到了弱冠，便有吴越三四年长途之行。开元廿四年（736），他已廿五岁，到长安考进士，落第（考试不在开元廿三年；诸家都算错了）；回到兖州省亲之后，又复出游，作齐赵间的长途旅行。 我推测杜闲死在开元二十八年（740）；杜甫扶榇归葬偃师，所以在廿九年有一篇《祭远祖当阳君文》，中云“小子筑室，首阳之下”；也许因接继母及诸弟来守制，须添盖房子。到了天宝元年（742），丧服阕了。他的父亲做官已到五品，他可以用荫服官。他却单身外出，只靠一根笔杆去谋生。 “二年客东都，蔬食常不饱”，这为何故？他把资荫、资产都让给诸弟，以博继母欢心。所以再一两年，杜甫还是光身穷汉；“骑驴三四载（原作三十载，卢元昌改为十三载，我改作三四载），旅食京华春。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而他的异母弟杜颖已出做官，在临邑为主薄；不用说已结婚；再过几年且有一个跑走的姨太太了。 杜甫自己的结婚，我猜想是在他四十一岁的时候，乃是他已献三赋，已在集贤院考试，已受命到吏部等候补官之后。也许是因补官有望，生活不成问题，所以才结婚。不料等候补官，一等几乎四年；而结婚五年竟生了三男二女；其中恐怕有两对孪生的。天宝十四载（755）死了一个儿子： 老妻寄异县，十口隔风雪。谁能久不顾，庶往共饥渴。入门闻号咷，幼子饥已卒。吾宁舍一哀，里巷亦呜咽。所愧为人父，无食致夭折。岂知秋未登，贫窭有仓卒。 后来杜甫于诗题中提到他宗文、宗武二子。早年诗中提到骥子，疼爱得很。晚年也有特与宗武的诗，颇露奖赏之意。其特与宗文的诗，只有一首，乃是催他快起鸡栅。自两宋以来的学者，除了一个以外，都异口同声地说骥子是宗武的小名；因其聪明好学，杜甫特别爱他。宗文不成器，杜甫不免失望。 关于这一点，我于几十年中，每想到，颇觉不快。我先父对于诸儿一视同仁，向无偏爱的表示。在我十五六岁以后，他老人家有时还与我商量他应如何作文，如何做官。他不让我妄想，他之爱我，过于诸弟；只因为我是长子，已过舞象之年；所以他微露器重之意，与我以莫大的鼓励。
我常想这是做父亲最好的榜样。杜甫呢？他竟不爱长子，偏爱次子；不免盛德之累。一直等到我翻译《得家书》那首诗，展开各本彼此比勘之时，才发现仇兆鳌于他繁琐注文中，附带一句“胡夏客曰：骥当是宗文，熊当是宗武。” 记得我跳起大叫：这说法正对，可以破千古之惑。事实大概是这样的：安禄山叛了，杜甫把家眷寄放在鄜州的羌村。因要奔赴行在，不及等候他的太太杨夫人分娩，而即出发。中途被叛贼捉住，把他带到长安去。 过年夏间（757），他逃离了长安，在极危险中，达到凤翔行在。在凤翔才得家信：“熊儿幸无恙，骥子最怜渠。”熊儿当然是上年高秋杨夫人所生的宗武，而比他大约三岁的哥哥宗文，乃最疼爱这娃娃弟弟。这是很自然的解释。 宗文乃是骥子，可见杜甫并不曾偏爱次子，不爱长子。这样一想，好像多年痼疾，一旦消除，真痛快得很。其实,杜甫一生的待人接物，都是尽情尽义，不偏不滥；何至家庭之内，父子之间反而不然？这是我老早就该想到的。 这篇文，写的太长了，当急图收束。就借这情义两字，拐个弯，说杜甫何以称诗圣，元稹微之论诗歌技术，遂谓杜甫超绝前匠。后人往往觉得元稹说得好，而不够好。金末元好问遗山挖苦他说：“排比铺张特一途，藩篱如此亦区区。少陵自有连城璧，争奈微之识碔砆。”可惜元好问也没说出可比连城璧者究竟是什么？ 南宋杨万里诚斋曾说少陵是诗之圣；后来文人很多都指杜甫为诗圣。但这诗圣两字，也未曾有清楚的说明。 我很佩服四十年前梁启超任公先生的一篇演讲:《情圣杜甫》。在我心中这篇启发了一套思想：所谓诗圣应指一个至人有至文以发表其至情。真有至情的才算是圣人。真能表露至情的才算是至文。可见重点是在至情。 至情是什么？一往情深而不愆于义才算是至情。情义洽合无间就是至情，也是至义。情中的要素是“为他”。义中的要素是“克己”。恐怕读者笑我堕入道学窠臼；不再往下扯了。姑从杜甫的生平中举一两桩来疏说。 杜甫虽说“诗是吾家事”，但他的读书立志，目的不在做诗，而实在经世济民，所谓经世济民也就是忠君爱国，也就是至情的一方面。说他上对君上吧。“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虽乏谏诤姿，恐君有遗失”，“明朝有封事，数问夜如何”，这是如何“为他”的至情。“避人焚谏草，骑马欲鸡栖”，“近得归京邑，移官岂至尊”，只是如何“克己”的至情。 再说他在华州那一段罢。司功参军的位置约当于今日教育厅长。唐时每年秋中须举行乡试，好选送诸生来年在京应礼部之试。杜甫的文集里有五道策问，是很有意义的文字。记得十一年前我以译写华州那一段的初稿，交与一位现在已去世的老太太，请她替我在打字机上打出清稿。她半夜打电话告诉我说：“我真没想到在中国的诗人中，居然有一个像这样的脚踏实地关切国计民生的大政治家。” 但以我的推测，这五道策问就是杜甫越年去官之导线。他很诚恳地要诸生学他自己那样处处留心时务，讲求可以实行的补救之法。但从诸生的方面来看：官样文章当仍旧贯。一向的办法都是从兔园策府里搬出经史所载古圣昔贤的大教训、大理论就得了。而且你杜甫是甚么东西？你自己是落第的进士，那配考我们？如果他们果有不服的表示，杜甫于越年秋考之前当须决定：还是随波逐流，依样画葫芦吗？与其误人子弟，祸国殃民，不如丢官，砸饭碗。 数年后他在夔州所写的《秋兴八首》内有两句“匡衡抗疏功名薄，刘向传经心事违”。从来解释者都未把第二句交代清楚。据我看，这两句是指：在凤翔当谏官，没当好，几乎丢了性命；在华州办教育，未办好，几乎闹出学潮。前面他用三个字“功名薄”，轻轻地说了，因为他于诸生只有怜惜，并不愤怒。这是挚情的表露。 至于他对朋友的至情，前人详说者已多了。我不必在这里再提。我可以总结着来说：杜甫之于家庭亲戚，国家百姓，朋友交游，处处都是清洁纯正的情。此外，上至皇天，下至鸡虫，旁及树木花草，他也常有感荷，怜悯、叹赏之情，不能自已。 “易识浮生理，难教一物违。”“老来多涕泪，情在强诗篇。”有时他也自觉他的措施未当，因而自悔、自责，绝不自恕。因而他一任率真，不自掩盖涂饰；所以我看他，无论老病人扶，无论一醉如泥，也都妩媚。至于他的诗篇，其最佳之处，不在措辞之壮美，铺排之工整，而在于他至情之表露：温柔敦厚，旭日春风。非诗圣而何？
（四） 三册的《杜诗引得》出版以来已二十一年了。两册《杜甫》的脱稿也已十年了。在这一二十年中，是否新有发现？有的，有的。前十年所见到的大略已叙于两册的文里注中。后十年的新知，已选其重要者，在此尾闾段中略略一提。 在出版项下：新书之出现，以我所见，也有二三十种。其中最值得一说者只有两种。其实都是旧书新出。一是德人萨而文所全译张溍本之杜诗。在我书中我所常评萨氏所译，然我于其书实得益不鲜，因为诵读译本是囫囵吞枣，不求甚解最好之医药。即所译不妥，而所启发已多。但萨氏原书分散数处出版，寻访不易，检翻复难。哈佛燕京学社把离散部段收集重编，订为二册，于1952年底出版。这是嘉惠士林之举。 其次是1957年12月商务印书馆所出版的影印《宋本杜工部集》六册。这是非常重要之本。我甚盼望将来会有缩版廉价之翻本，使凡爱好杜诗者都能有其本。书后有当时九十一岁老儒张元济菊生先生的长跋一篇，考订六册实合二本而成。其一是南宋初年浙江覆刻嘉祐四年（1059）王琪增刻宝元二年（1039）王洙编订原本。其二是用以配补此本者，乃即钱谦益所谓绍兴三年（1133）建康府学所刻吴若校本。 凡所审定，皆不易之论。菊生先生又云：“近人之疑吴若本为乌有，而深讥虞山之作伪者，观此亦可冰释。”高年劭德不忍明斥晚后，尤可感激。我于1959年在星洲买得六册；归后取与钱注本细校，更以昔年所举十疑，逐条比勘。 结果：昔所疑，而今涣然冰释者，有：因影印本中实有这些，可见并非钱谦益所伪造。昔所疑，而今竟得证实者，也有：因影印本中实无这些，可见其实为钱氏所妄加、妄改。昔所疑，而今其疑转剧者，也有：因现今影印本所可用以对校者只有五卷，已经钱氏七凿混沌以死，其余十五卷，究竟如何，好像奇痒，急待爬搔。又昔疑樊晃之序，吴若之记，恐皆钱氏所伪撰。今既不见此六册中，自更要问：此二篇者，全是钱氏所作乎？抑仅钱氏奋笔窜改以虞山变换庐山面目乎？总之昔年疑此老不老实，今知其真不老实。 出版项下尚有报章杂志，过于繁碎，不拟与提。即其批评拙著之作，亦鲜新奇可采：恭维之语，不免过奖；谬误之弹，亦颇细小。赞赏杜甫者，意多浮泛，大同而小异。惟有一家竟尔挖苦杜甫，可称特别。 此君举《早秋苦热堆案相仍》一首中“束带发狂欲大叫，薄书何急来相仍？南望青松架短壑，安得赤脚踏层冰？”等语，而讥笑杜甫为一个懒惰、不负责任的公务员，不肯勤劳办公，只想乘凉休息。记得此君往年也曾批评李白诗句“白发三千丈”为撒天下之大慌。真不知如何可以疏说。但恐孟子见之，不免再叹：“固哉高叟之为诗！” 十年以来，我个人也常自觉二册中宜改良之处甚多。我英文的稚弱，尤为大病。英国评者亦多提及此点，的是药石之言。近年因阅读英美诗家较多，对于英文诗句，简之又简，玄之又玄，提炼之法，亦微有领悟。而今翻看三百七十四首的译文，几乎每首都有可斟酌缩改者。深悔当年未请英诗专家痛予斧削，细加删润。今每年还收版税数十元；每收到时，都有功薄赏厚之愧。 事实更正之可提于此者，有两端，其一关于杜诗当以何首为最早之问题。我书内以《夜宴左氏庄》为第一首。1953年得日本一汉学教授来书，中云：“创获之多，近古莫比。如以《宴左氏庄》诗定为游吴时作，心得之说，碻不可易。”我读此函时偶尔自问：杜诗中是否有比此诗更早的？忽而大悟：《江南逢李龟年》那一首七绝： 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 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 也当是游吴越时作。当初我受前人影响，仍放此诗于湖南诗内；且疑“江南”或是“湖南”之误，更沉静思维，则觉不但“江南”不误，而且此诗之容态俏生，气韵飘扬，不似杜甫湖南时诗之多悲哀沉郁，而可合于杜甫二十三岁左右“越女天下白，镜湖五月凉”之环境。当时杜甫在江南游兴方浓，当较《夜宴左氏庄》为更早。夜宴诗中有书剑扁舟，功名之念，当在北归报考途中所作；但“诗罢闻吴咏”之句，足见其尚未出吴语地域。 又其一乃关于上文所提论骥子当是杜宗文之胡夏客。当年我下笔讨论之时不知何故，竟误认“夏客”二字为胡震亨之字，也许因胡震亨之《杜诗通》远在北平，未能覆检，所以其误未即发见。过了数年，偶因翻检《海盐县志》，竟发现胡夏客为胡震亨之子，然而胡夏客之《谷水集》，迄今我还未见，故只可仍靠仇兆鳌所引之言，误子为父，毕竟是我疏忽，我甚抱歉。 说到疏忽，刚才翻阅此文前段，忽又发觉在汉鬼宜打那一段落，我忘记了说杜集中之伪杜诗，最是厉鬼，宜痛打不饶。这些伪诗，往往把年代地理搅得不可收拾。有时只须铲除伪诗，而纠缠不清的问题，亦随手解决。怎样认识伪诗？今姑举二例，补上文之遗漏。在梓州诗里有《秋尽》： 秋尽东行且未回，茅斋寄在少城隈。 篱边老却陶潜菊，江上徒逢袁绍杯。 雪岭独看西日落，剑门犹阻北人来。 不辞万里长为客，怀抱何时独好开。 这首诗若是真的，则杜甫在宝应元年（762）九月底离开成都西郊他的草堂，而东到梓州；曾和李梓州宴于涪江上。然而本年七月半徐知道造反，杜甫要避免被徐所延请，仓皇东走，跑到梓州。后来又把家眷接到东川；直到广德二年（764）春，才带着家眷回居成都草堂。 他到梓州之后，在九月九日还登高梓州城上。没有在九月中又回成都又东走不回之理，因徐知道之乱在八月半已全平了；杜甫何必又跑而且决定不回？八月以后，剑道已通，如何说北人阻不能来？杜甫的成都草堂近于锦城，远于少城，如何说少城隈？在梓州如何看得见成都西的雪岭？以郑玄自比，已嫌勉强，他如何敢以袁绍拟李梓州？我断定此诗是假的，不让其在杜甫的梓州生活内捣鬼。 在湖南诗内有《清明》二首。若是真诗，则大历四年（769）杜甫与其家眷在船上过清明时节于洞庭湖中，而其时的杜甫“右臂偏枯半耳聋……悠悠伏枕左书空”。然而我知道当时杜甫与其船乃远在洞庭湖之南近衡州之处，不在洞庭湖中。又本年清明之前一月或半月，杜甫在岳麓山寺壁上题诗于宋之问所题诗旁。其后数十年，唐扶也在寺中作诗；他说杜甫的诗“晚来光彩更腾射，笔锋正健如可吞”。可见当时尚无右臂偏枯，左手书空之事。 再过一年，大历五年（770）春天，郭受有一首赠杜甫诗，其中写杜甫“松花醉熟旁看醉，莲叶舟轻自学操”。一臂偏枯，如何学摇船？我断定这两首是假的。然而中唐刘禹锡已极赞“杜少陵过洞庭诗落句曰：春去春来洞庭阔，白蘋愁杀白头翁”。我以为《清明》二首，共二十四句，只这两句或是真杜诗；而其题目只是《过洞庭湖》；若排在大历五年晚春，亦可与当时杜甫行动不生冲突。好事者作伪，在这句上添作二十二句，分作两首，改其题目为《清明》。所添诗句多俗陋不堪，所画之杜甫与史实不符，而于杜甫行舟之时地亦搅乱了。 在杜甫集中，前人已揭发了十数首伪诗，我也举发了十余首。此外应检举者，恐还有好些。然而这也不过有关于杜集及杜甫甚多问题之一部分。好比登山，我尽量往上爬，然而离山顶还早着呐；好比开矿，我尽量往下挖，然而未摸着的矿脉还多着呐。杜甫题诗于岳麓山寺壁时，感激宋之问未把风景都写完尽：“宋公放逐曾题壁，物色分留与老夫。”很多的问题，我也分留与将来贤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