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理想主义与政制话语的历史逻辑
强理想主义与政制话语的历史逻辑
原载《新京报》5月24日书评周刊
王勇
在我个人的阅读体验中，关于中国历史结构的理论分析很少有论著能够豁免于苍白和谈玄的指摘，然而汪晖可能是其中最主要的一个例外。在他的文本中，很少面面俱到地梳理中国思想史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相反，汪晖热衷于在历史时空中追究典型文本或思想事例的问题意识和提问方式，并且从中整理出与建构现代中国政制传统和历史哲学直接相关的基本问题点。这些问题点既是当代中国的政制史变迁的理论意义，也是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的深度状态，甚至是一些零碎的接近问题原点的东西。
回顾刚过去的一段历史，作为国家主题的现代化进程及其种种具体样态是在一个宽阔的历史场景中展开的。1990年代以来的市场经济步伐的大踏步推进，不仅仅在经济层面改变了中国人的历史面貌，而且在政治、文化和日常社会等方面也极大地干预了人们的感觉和想象。在市场意识形态形成之后，商业逻辑和媒体运作方式充斥于任何存在交换的场合。在这种语境下，人们发觉自己最需要深度的精神体验的时候，几近亏空的国家伦理和社会伦理已经无法提供一个基本的理想主义图式。人们迷惑于经济和社会阶层的结构性变迁所带来的公平、安全、秩序等问题中，而此前很长时间内民众远离政治交谈的习惯使得人们无法即时性地建构各种类型的族我关系想象（国家与社会、个体与组织等）。
在新近的《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纪的终结与90年代》一书中，汪晖并不让人意外地再次构建了一个“现代中国”及其历史逻辑的叙述文本，全书核心依然是关于现代中国的思想与政制变迁问题。从问题意识和提问方式上来看，这部论著可以被看作是《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的自然延伸，尤其是其中《去政治化的政治、霸权的多重构成与60年代的消逝》一篇长文更把从前的视角拉伸到晚近的二十世纪。但新鲜的地方在于，汪晖的本次论辩背后蕴藏着一个全新的“现代”问题，通过这个问题，二十世纪中国人的政治生活开始得到思想史、政治经济学和伦理学的多重审读。我们可以把这个问题概括为重建主体性的自我想象。
从表面上看，汪晖论及了晚近三十年来中国在迈向“现代”过程中呈现出来的基本样态：市场经济的创制，社会阶层和地区关系的结构性变迁，市场机制在文化领域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全球化及世界结构的重组等等。从对这些结构性变动的直观叙述中，我们发现，汪晖把二十世纪中国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看成一个激烈冲突的过程，抑或是一个激进的过程。就后半个世纪而言，这主要缘于具有高度控制能力的国家主导话语方式的运作，如市场、法治和精神生活等。但是，这恐怕仅仅是不甚高明或未作设计的隐微笔法，汪晖论述中的问题远不止文字所指。我这里关心的就是“去政治化的政治”所需的政治意识或伦理学意识。
所以我认为，汪晖所讲的“改造或转变人们的主体性的过程”就是我所理解的置换理想建构方式的过程。从这个逻辑看，无论是60年代的“共产主义”，还是90年代的市场经济，都是这一过程的具体表达。而更为“去政治化”的意义在于，这一置换的过程实则隐匿（而不是取消）了个体主体性与民族国家主体性之间的互相建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饶有兴趣的问题可能并不在于表象的“政治化”，莫不如说是对那段标本式的“理想主义”的再想象。汪晖指出，“去政治化”这一概念所涉及的“政治”不是指国家生活或国际政治中永远不会缺席的权力斗争，而是指基于特定政治价值及其利益关系的政治组织、政治辩论、政治斗争和社会运动，亦即政治主体间的相互运动。这里极具启示意义的指向在于理想主义与深度精神生活的当代建设，这构成了中国人全新政治意识和政治生活的一个起点。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汪晖的问题就不仅仅是一个政治经济学和法理学问题，更内蕴着值得认真讨论的族群文化认同问题。那么可以说，在这本书中，《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所贯穿的知识与制度、历史结构的现代生成等主线得到再次延伸，从而获得了一个具体的历史场景——“六十年代”。
对那些以不同方式体验或阅读过的人来说，20世纪60年代始终是一段让人敏感的记忆。以参与大历史为主要的生活方式和存在方式是很多人对那段时间的基本印象。但是参与大历史是否就意味着“大众主体性本身的丧失”？这里自然会发生一个读者（建构）的“汪晖”与作者（原本）的“汪晖”的分离与契合的问题，但是在这里可以为我们理解的是：“六十年代的消逝”的象征意义一方面是对是否“政治化”的再问询，另一方面则是作者重塑“自我斗争”和“自我改造”的内涵，重建精神生活的历史提示。那么，基本的问题就在于在一种全新语境中构建一种国家与社会，个体与组织的理想主义哲学是亟需的，这对于我们的法治和经济、社会制度建设具有显而易见的实践意义。当然，需要记住汪晖作品所提示的——“从任何一个单一方向上将自己塑造成反对者都是可疑的”，这种理想主义的构建要考虑到它的历史结构和当代政制状况。
原载《新京报》5月24日书评周刊
王勇
在我个人的阅读体验中，关于中国历史结构的理论分析很少有论著能够豁免于苍白和谈玄的指摘，然而汪晖可能是其中最主要的一个例外。在他的文本中，很少面面俱到地梳理中国思想史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相反，汪晖热衷于在历史时空中追究典型文本或思想事例的问题意识和提问方式，并且从中整理出与建构现代中国政制传统和历史哲学直接相关的基本问题点。这些问题点既是当代中国的政制史变迁的理论意义，也是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的深度状态，甚至是一些零碎的接近问题原点的东西。
回顾刚过去的一段历史，作为国家主题的现代化进程及其种种具体样态是在一个宽阔的历史场景中展开的。1990年代以来的市场经济步伐的大踏步推进，不仅仅在经济层面改变了中国人的历史面貌，而且在政治、文化和日常社会等方面也极大地干预了人们的感觉和想象。在市场意识形态形成之后，商业逻辑和媒体运作方式充斥于任何存在交换的场合。在这种语境下，人们发觉自己最需要深度的精神体验的时候，几近亏空的国家伦理和社会伦理已经无法提供一个基本的理想主义图式。人们迷惑于经济和社会阶层的结构性变迁所带来的公平、安全、秩序等问题中，而此前很长时间内民众远离政治交谈的习惯使得人们无法即时性地建构各种类型的族我关系想象（国家与社会、个体与组织等）。
在新近的《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纪的终结与90年代》一书中，汪晖并不让人意外地再次构建了一个“现代中国”及其历史逻辑的叙述文本，全书核心依然是关于现代中国的思想与政制变迁问题。从问题意识和提问方式上来看，这部论著可以被看作是《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的自然延伸，尤其是其中《去政治化的政治、霸权的多重构成与60年代的消逝》一篇长文更把从前的视角拉伸到晚近的二十世纪。但新鲜的地方在于，汪晖的本次论辩背后蕴藏着一个全新的“现代”问题，通过这个问题，二十世纪中国人的政治生活开始得到思想史、政治经济学和伦理学的多重审读。我们可以把这个问题概括为重建主体性的自我想象。
从表面上看，汪晖论及了晚近三十年来中国在迈向“现代”过程中呈现出来的基本样态：市场经济的创制，社会阶层和地区关系的结构性变迁，市场机制在文化领域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全球化及世界结构的重组等等。从对这些结构性变动的直观叙述中，我们发现，汪晖把二十世纪中国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看成一个激烈冲突的过程，抑或是一个激进的过程。就后半个世纪而言，这主要缘于具有高度控制能力的国家主导话语方式的运作，如市场、法治和精神生活等。但是，这恐怕仅仅是不甚高明或未作设计的隐微笔法，汪晖论述中的问题远不止文字所指。我这里关心的就是“去政治化的政治”所需的政治意识或伦理学意识。
所以我认为，汪晖所讲的“改造或转变人们的主体性的过程”就是我所理解的置换理想建构方式的过程。从这个逻辑看，无论是60年代的“共产主义”，还是90年代的市场经济，都是这一过程的具体表达。而更为“去政治化”的意义在于，这一置换的过程实则隐匿（而不是取消）了个体主体性与民族国家主体性之间的互相建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饶有兴趣的问题可能并不在于表象的“政治化”，莫不如说是对那段标本式的“理想主义”的再想象。汪晖指出，“去政治化”这一概念所涉及的“政治”不是指国家生活或国际政治中永远不会缺席的权力斗争，而是指基于特定政治价值及其利益关系的政治组织、政治辩论、政治斗争和社会运动，亦即政治主体间的相互运动。这里极具启示意义的指向在于理想主义与深度精神生活的当代建设，这构成了中国人全新政治意识和政治生活的一个起点。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汪晖的问题就不仅仅是一个政治经济学和法理学问题，更内蕴着值得认真讨论的族群文化认同问题。那么可以说，在这本书中，《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所贯穿的知识与制度、历史结构的现代生成等主线得到再次延伸，从而获得了一个具体的历史场景——“六十年代”。
对那些以不同方式体验或阅读过的人来说，20世纪60年代始终是一段让人敏感的记忆。以参与大历史为主要的生活方式和存在方式是很多人对那段时间的基本印象。但是参与大历史是否就意味着“大众主体性本身的丧失”？这里自然会发生一个读者（建构）的“汪晖”与作者（原本）的“汪晖”的分离与契合的问题，但是在这里可以为我们理解的是：“六十年代的消逝”的象征意义一方面是对是否“政治化”的再问询，另一方面则是作者重塑“自我斗争”和“自我改造”的内涵，重建精神生活的历史提示。那么，基本的问题就在于在一种全新语境中构建一种国家与社会，个体与组织的理想主义哲学是亟需的，这对于我们的法治和经济、社会制度建设具有显而易见的实践意义。当然，需要记住汪晖作品所提示的——“从任何一个单一方向上将自己塑造成反对者都是可疑的”，这种理想主义的构建要考虑到它的历史结构和当代政制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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